共同富裕：中国的大棋

中国提出共同富裕，并在互联网经济、饭圈经济、手游经济、补课经济、名人偷逃税收等方面接连出重拳，在上海、深圳以后证交所的情况下，在北京开设第三个证交所。中国在下大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扶摇直上，人民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但无可否认的是，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上升通道受到威胁。

中国的成功秘诀在于政府的执行力和社会的上升通道。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如果说世界第二，那就没人敢说第一，但腐败是会侵蚀这种执行力的。已经雷厉风行十年的反腐没有搞成一阵风的运动，一直在路上，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名人收入更多，如果是从正常通道获取的合理收入，无可厚非；如果通过偷逃税收，那是侵蚀社会公正的毒瘤，必须割除。上升通道则是不同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正在产生世界上最大的富裕群体之一，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史所罕见，充分证明了上升通道的宽畅。另一方面，随着野蛮生长时代的过去，上升通道有变窄的趋势。需要的不是恢复野蛮生长，而是规范生长，公平生长，可持续生长，这正是眼下各种重拳的目的所在。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世界上属于现象级了，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在野蛮生长中形成垄断、数据安全和社会责任问题，急需规范化发展。中国曾经很鼓励打造“航空母舰”级的超级经济实体，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有助于抵抗规模大、资金充裕、经验丰富的外国经济渗入的。但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垄断妨碍竞争，垄断还形成“大到不能倒”的经济实体，反过来劫持国民经济。比如说，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突然下线，可能中国很大一部分零售经济都要停摆，这是不可接受的。

饭圈经济难说是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但这不仅是畸形的，对实体经济形成不利挤占，还在形成社会问题，尤其是低龄化、高消费化、大规模组织化、非理性化的问题，成为社会歪风。现在的一刀切未必是好办法，或许可以把饭圈、app等作为盈利实体，征收一般的商业税之外，额外征收很重的限制消费税，就像征收奢侈税、烟酒税、博彩税一样。

手游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发展到中国这个程度可能是独有的。手游与饭圈一样，已经成为虚拟毒品，正在危害整整一代未成年人。除了征收限制消费税外，还要像烟酒的年龄限制一样，限制消费。现在的18岁以下人士每周限时3小时就是第一步。

补课则是另外的问题。中国人重视教育，这是好事。但补课文化不仅是学生和家庭负担的问题，更是教育私校化的问题，事关社会公正。确保下一代具有拉平的起跑线是社会公正的第一步，事关重大。拉平起跑线不是抑制英才，而是弱化甚至消除财富、家境、背景等外在因素对下一代成长的影响，也是促使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更均匀的分布，拉高平均水平，校长和教师轮岗是良好的起点。

外媒所谓打击补课是为了加强党对教育和课程的控制，这是对所有中国事务泛政治化的习惯性指责，根本不值一驳。补课的重头是数学和英语，与政治毫无关系。即使补课中有政治课，那也是为了各级考试中政治考卷得高分，绝对贴近大纲和时事要求，只可能强化党的宣传，根本不存在与党竞争思想教育的问题。

如果说打击补课经济直接事关上升通道规范化、公平化的问题，规范互联网经济、打击饭圈经济、制约手游经济则是对上升通道的间接贡献。

上升通道说到底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善，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是靠环境的友好。饭圈经济和手游经济已经成为虚拟毒品了，相关消费实际上形成对脆弱群体的隐性勒索，只是富了少数利益群体。

毒品、赌博、色情行业之所以有害，是在于对脆弱群体聚沙成塔的榨取，众多的涓涓细流最终汇集到毒枭、赌王、老鸨的腰包里，成为不义之财。但容易受害的弱势群体也通常是低收入群体，本来可以用于走通上升通道的财力被无谓浪费了。

世界上容许博彩的地方很有一些，但无不是靠吸引外来者发财的，面向本国人的博彩也必然受到抑制，没有能靠在本国人中的博彩而共同富裕的，毒品合法化、娼妓合法化也都是一样。

互联网经济与博彩不同，这里的问题除了垄断，还有泡沫发展，过度抽吸财力、人力资源，挤占实体经济。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如果投机倒把能最快获得最大利益而不至于犯法被抓住，肯定就一头扎进去了。资本的无序流动能带来最大的短期利益，但未必有助于长期健康发展。美国经济的一大堆问题都源于空心化，以及衍生的中产阶级萎缩。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老路，在互联网经济还没有“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就规划健康发展，避免野蛮生长和过度抽吸资源。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房地产经济也是一样。对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的打击不仅事关社会公正，也是避免资本畸形流动和畸形集中造成的抽吸效应。

光堵漏还不行，还需要开渠。新开设的北京证交所就是干这个的。中国已经淘到了第一桶金，中国也有众多有前途但缺乏资金的“小巨人”，无数科技转化为产品都卡在商品化这一关，而这正是资金能派用场的地方。不管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很多关键技术并不掌握在大公司手里，大公司掌握的以总体层面的关键技术为多，大量“小巨人”则拥有关键的元器件技术和技术诀窍。“小巨人”还会成长为“大巨人”，如今大名鼎鼎的ASML在80-90年代也还是“小巨人”。中国需要大量的“小巨人”，“小巨人”也是高质量、可持续的中产阶级的温床，北交所就为“小巨人”催生器而建立的。

现在有三次分配的说法。一次分配是按劳分配（包括按技能、资本分配），二次分配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含义则不大清楚，有说法这是指慈善和捐款。慈善和捐款是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资本的合理导向可能才是三次分配的真正含义。

这一切最终是要导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靠劫富济穷得来的。通过合理的税收达到一定的财富均衡是必要的，但合理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富养穷。中国崛起的最大诀窍在于扶贫脱贫，而不是劫富济穷；在于产生更多的财富，使更多的人得益，使得人口的大多数成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均贫富。用数学上的概率分布曲线来说明，共同富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在提高正态分布（钟形曲线）的均值的同时，缩小方差（为钟形曲线瘦身），也就是说，富人和穷人都是少数，中产阶级不仅是多数，而且收入水平较高。

富人总是少数。如果穷人是大多数，不管富人的财富是否正当，即使把富人的财富都分光了，穷人只是不那么穷而已。靠分财是不能致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简单的均贫富，而是为了打破生产资料的不正当、不合理占有，通过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水平。简单的均贫富只能把国家锁定在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中国的大锅饭时代、古巴和其他例子已经够多了。

共同富裕的关键不是减少富人，而是减少穷人。只有大多数人都属于高质量就业、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才是有意义、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干出来的，这不仅需要政策，也需要资金。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了第一桶金，现在要把这第一桶金用在关键的地方，继续高速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这也是提高就业质量、提高收入的关键。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催生的中产阶级是最可靠、最可持续的中产阶级。家族和个人赚到第一桶金后，还不能吃喝嫖赌、投机倒把，国家更是这样。

共同富裕也是干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消费刺激生产，但最终还是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生产，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健康消费，才能够促进可持续的高质量就业。

社会主义与富人没有仇，社会主义的目的从来就是共同富裕，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受益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但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来。在普遍贫穷的时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打破低水平平衡的唯一办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先富带动后富，这可以通过先富的主动进取和社会责任感，但更需要通过政策和体制，避免第一桶金的不合理流向绞杀真正影响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把第一桶金引向促进国家和民族长远健康发展的方向。从长远来说，这实际上也是有助于第一桶金变为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所以当前对资本管理的严格化、规范化并不是对资本的打击，而是避免资本的无序流动和短期行为。无规矩不成方圆，资本更是这样。

都说中国在摸着鹰酱过河。比照美国，美国崛起就是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就是共同富裕的历史；美国的衰落也与中产阶级衰落和贫富悬殊相关。

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大问题，但两级分化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高，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低，而在于高收入阶层占社会总财富和低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壮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

有意思的是，中国和美国都处在重大转型的关键点上。中国的大动作都是从内部开始的，中国深谙练好内功、自我调理的意义。美国则习惯于首先在国外寻找替罪羊，只有到薅不到羊毛的时候，才会自我改革，但常常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