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现代化改革，世界为何只有中国成功？

1978~2018年，40载风云激荡、40年砥砺前行

1978年，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他对央视团队指示到：

你们要少拍一点我，多拍人家的现代化建设，多拍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

那一年，日本经济是东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亚洲No.1的城市，东京都倾世繁华。高楼霓虹的映彩间，模糊的是奋斗者的背影，照射的却是日本经济的活力。

那一年，中国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贵为一国首都的北京，没有几个像样的酒店，诺大的街道上，稀稀拉拉着公交车与公务用车。

当无数中国人从央视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里也有电视、电冰箱时，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冲击，使这个国家与民族，需要迫切的做出改变。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由此拉开帷幕！

70年代末中日首都对比图（左：北京  右：东京）

时过境迁，岁月荏苒，40载白马一瞬。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还深深地撼动了世界格局。

当年日本有的，今天中国造给全世界！

所以在指挥部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论与哪个国家相比，不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功。

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那么，中国模式的错误只有一点：

我们的成功给他国造成了一种错觉，即中国能做到的，他们同样能做到。比如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印度。

真相恰恰相反！

历史证明，过去40年间，在谋求大规模现代化改革的国家中，成功者仅有中国一家而已。

看图说话：

上图是中国与苏东国家1985年~2017年，经济发展态势图。

八十年代，由于苏东模式的崩盘，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现代化改革。

从上图可知，中国与苏东26国在1991年前，经济相差无几。

因为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一种内容积淀，包括工厂、水利、电力、铁路、公路等配套基建设施，尚处于建设阶段。

1991年，第一波建设阶段结束。

在此基础上，中国东部地区工厂的经济效益，开始全面爆发。这一阶段，大量的工厂与产品需求，带来了高就业。

高就业带来了高收入、高收入带来了高税收。所以从1991年起，中国人均GDP以一骑绝尘之势，平步青云、扶摇九天，30年足足翻了7倍，国家GDP更是翻了33倍之多。

同一时期，苏东26国表现最好的土库曼斯坦，GDP至今只有423.55亿美元，不如中国三线城市之首的唐山（2017年GDP1014亿美元）。

剩余的25国中，仅6国人均GDP增长超过两倍。

此外，还有4个国家人均GDP不升反降，最苦逼的乌克兰，去年人均GDP比1985年还低27%。

由此可见，中国在过去40年的成功，是有多么伟大。当然，如果你从过去500年，也就是欧洲确立现代国家雏形开始看，通过改革从非帝国主义国家跃升为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只有两个：中国和日本。

注：现代国家结构基本由欧洲确立，比如中国古代没有外交部，而叫理藩院。再比如古代兵部统领军队各司任务，包括军官晋升、军队采购、作战策划，凡是与军队有关的，都由兵部管理；而现代国家对军队进行分权管理，机构有两个，一个叫国防部，负责军队采购、军事外交，以及制定未来国防发展战略；一个叫中央参谋部，负责军队作战和军人晋升。现代国家体制与中国古代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部门更精细化、职权更清晰化。

中国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两大因素——

第一个是国家统筹能力（以下简称国家能力），第二个是国家设备基础。

指挥部先来讲第一个：国家能力对于国家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性。对比模型分别是近代现代化改革的清/欧日，与二战后现代化改革的中印。

首先提个问：

大家知道现代化改革的必要基础是什么吗？发展战略？人才精英？指导思想？

都不是！

现代化改革的必要基础只有一个字：钱！

而行之有效的国家能力将决定“钱”的两点：第一，如何获得改革发展的启动资金；第二，如何通过统筹规划，把钱用在刀刃上。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与汉阳兵工厂

就近代的大清帝国而言，由于本身不具备海外掠夺的能力，所以现代化改革的启动资金，大多数来源于税收。

然而，清朝的税收却是一塌糊涂！

根据欧洲国家金融数据库—清代中央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数据显示，康熙年间大清帝国中央财政收入约为3500万两；雍正年间约为4000万两；乾隆年间约为4300两~4800万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大约为2亿两白银。

恍惚一看，历代皇帝年间，中央财政持续增长，没问题啊。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变量，人口增长！清初年间，我国人口不到1亿人口，有数据说是6000万。而光绪年间，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了4亿的巅峰。通过计算你会发现，清朝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还在持续下滑！

如果按照历史书中，清末3亿两（约等于110亿公克白银）的中央财政计算，我国的人均税收仅为30公克白银，相当于英国的零头。

若以当前3.29/克的市价来算，清末上缴到中央政府的人均税收，只有98.7元。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的人均税收。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率先启动现代化改革，人均税收在40年间翻了1倍。1820年~1829年，英国人均税收为315公克白银，约合1036元人民，是清朝的10倍。

1688年~ 1815年间，英国GDP只增长了3倍，但税收却增长了15倍。

通过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政府获得了大量改革所需的资金。在这一阶段，英国国家与军队建设进入爆发期，先后击败了西班牙与法国，并获得世界霸权。

到了1900年，由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英国再次做出适应当下局势的改革，人均税收从1880年的361公克直接翻了两倍，高达927.28公克，约合人民币3050人民币。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值：第一、百年前的购买力比现在高；第二、即便是现在的中国，80%的人年税收都没有三千（税收三千，月工资基本7000以上）。

人均年税收（公克白银），1500-1909

同一时期，欧洲各国为了追上英国的现代化改革，也在通过增加税收，来获取天量的改革资金。

其中，以英国最大的对头法国最为激进。

1650~1899年间，法国人均GDP只增长了3倍，但人均税收却增长了33倍！1900年，法国人均税收高达1026.13公克，约合3375元人民币。此外，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均税收，也远高于同时代的清朝，这也解释了一个历史疑问：

为何清朝GDP在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国力仍不如欧洲小国。

因为清朝人均税收太低，中央财政不足，致使清朝当局在做出现代化改革时，不得不面临资金匮乏的难题。

当然，心细的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

部分欧洲国家的大财主，在现代化改革之前，就通过海外殖民收刮了不少财富。这么算下来，欧洲人均税收高也就不足为奇嘛。

理虽如此，但也不要忘记两点：

第一，清帝国虽然没有殖民收入，但还有藩属国的朝贡；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被殖民国家，但日本的人均税收却比清朝高。

1650~1850中日人均税收

由上图可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人均税收远高于同时代的清朝。

因为德川时期的高税收为中央财政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为现代化改革提供的资金，要比清朝政府的多。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央财政，为现代化改革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全国铁路网基本贯通、天然良港建成工业港口、通往各大都会的公路、桥梁基本修建完成、城市化人口达到近代10%以上的高密度...

铁路网是工业的核心；港口是日本作为岛国，获得资源和进行贸易的核；公路和桥梁是促进全国共同发展的纽带；而人口城镇化有利于工业资源的集中发展，比如劳动力集中、加工原材料集中，效率肯定要比分散来得高。

对比清朝，即便是有洋务运动这样趋向现代化的改革，但也因为中央财政的不足，在工业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

指挥部以工业现代化基础的铁路为例：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要想实现工业化，就离不开铁路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原材料流动、以及贸易流动。然而，从日本明治维新见效开始，中国的铁路里程就远低于日本。

截止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中国通车的铁路里程仅5750公里，而日本却高达11384公里。

说起来，这也算是小国的好处：国土面积小，建设铁路的成本低，只要完成全国铁路网的建设，在近代实现工业化基本没啥难度。

事实上，清朝在条例上的税收并不低，但上缴到中央财政的收入，却与人均远远失衡，只能说明钱被贪污了。而这又间接验证了另一个问题：清帝国中央政府对全局的掌控力不足，即清帝国无法实行有效的国家能力！

行之有效的国家能力，不仅事关改革成败的税收，还决定改革措施能否贯彻落实！这一点，清帝国仍不如日本。

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要想彻底掌控国家，就必须掌控它的武力机器，即军队。

明治登基后，日本便爆发了旨在颠覆幕府的戊辰战争。此战后，日本建立起由内阁指挥的统一军队，以及军事警察。军队集权的手段，使得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拥有雷霆力量去镇压那些反对改革的起义者。

在这一行动中，日本政府进一步达到深化国家能力的目的！

日本幕府时代与明治初期起义数量

由图可知，后者起义数量远高于前者

反观清帝国，中央不仅对军队掌控弱，对地方的节制更弱。

军队方面：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贵为内阁首辅，居然指挥不动南洋水师；甲午战争后，满清政府效仿日本建立常备军，而这只军队却沦为袁世凯的私器——“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

由此可见，清当局对军队的掌控力有多低！

地方方面：由于对军队以及对地方的掌控不足，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试问，如此低劣的国家能力，如何获得现代化改革所需的启动资金？又如何在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声中（清朝在改革时有一大批封建势力反对），坚决贯彻落实现代化改革方针？

所以，清朝的失败是注定的，即便有大国的扶持，没有强大的国家掌控能力，清帝国也干不过日本，因为精力都被内斗消耗殆尽了！

甲午海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模型里的中印。

在二战后的所有国家中，印度和中国的际遇最相似。同是殖民地、同是多民族国家、同是地大物博的大小国。

注：所谓大小国，即地理上的大国，国际地位上的小国。

印度于1947年建国，比中国还要早两年。就国际环境而言，印度比中国好很多。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彻底翻脸，而印度却与美苏两大国关系甚好。

60年代，中苏翻脸，北有苏联虎视眈眈、东有美国舰队重重封锁，西南刚与印度打了一仗。而在东南方向，蒋家成天嚷嚷着“反攻大陆”。毫不夸张的说，当年中国的处境比清末还要糟糕：

清末时期列强还会因为利益问题互相制衡，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把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姑且算印度第三，咱专揍世界第三）全都得罪啦！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印度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却为何仍被糟糕透顶（仅战略环境而言）的中国甩到千里之外？

问题的症结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国家能力：

印度政府的国家能力，远不如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

接着看图说话——

根据运行方向的不同，西方学者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模式，归结为两种“餐桌模式”——

中国是一根大柱为支撑的“圆桌”，而西方是四根细腿支撑的“方桌”。

先说“圆桌”模式：

支撑我国GDP飞速发展的圆柱，是一个集合体。党的领导、政府职权、各种经济小组、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集合到一起，撑起上面的大盘——中国经济。

圆柱只要够粗够结实和平整，那么盘上的GDP就能飞速的运转，这与中国的发展理念很贴切。以国家权力贯彻国家意志，进而催发国家的整体行动。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在这种模式下大干特干，打遍天下无敌手！

再谈“方桌”模式：

一个桌面，下面四个桌子腿——这象征着分权，党、政府、国企、私企完全是分离的。四只脚除了需要结实外，还需要高低一致才能让桌面平稳：即做任何事情，都要扯皮以谋求最大的平衡。

这样运作的方桌，转起来能有圆桌快吗？答案显而易见。

中印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孟买

中印发展的差别，就是圆桌与方桌模式的差别。

我们有超强的国家意志、有超强的国家能力、更有超强的国家行动。凡是于国于民有力的工程，扯皮不要太久，安全和可行性论证后，直接就上马。没钱国企和中央财政垫，遇到困难出政策解决。

国家建设就如行军打仗，军令如山，一路平推！

反观印度，你以为印度政府不想发展工业吗？怎么可能！工业时代，工业实力决定国家实力，这道理连高中生都懂，你以为印度政府那帮精英不懂吗？

可是懂又能怎么样？

印度政府要想发展中国那样大而全的工业体系，必须要庞大的启动资金，钱怎么来？平民是榨不出来的，只有找土豪要。但印度政府的国家能力不足，无法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征收高额的富人税。

再加上国内种姓与派系林立，改革触及到这些人利益时，必然被群起而攻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印度国家能力最真实的体现。

或许会有人反驳到：

如今，印度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七，这不是印度现代化改革成功的有力证据嘛？

现阶段成功和整体现代化成功，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可以看见的范围内，中国是当今唯一一个大步迈向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身后没有追随者。指挥部一直坚持认为，印度的成就不可能超过中国。

原因很简单：

有些国家能造手机、有些国家能造坦克、有些国家能造半导体、有些国家能造宇宙飞船；有些国家水运发达、有些国家航空发达、有些国家铁路发达；有些国家能造军舰、有些国家能修铁路、有些国家能搞大工程...而同时具备以上东西的国家，只有中国。

这就是指挥部要说的第二大因素：国家设备基础。

一个国家从诞生到完成现代化，需要经过四个阶段：

打天下—安天下—治天下—现代化！

现代化之前的三个阶段，分别要完成三个国家设备基础。

在1946年~1949年这个阶段，中国完成了打天下的基础：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包括三大要素：国家与民族独立自主、消除顽固利益集团、社会稳定。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基本完成这一目标。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1978年，中国完成了安天下的基础：社会安全基础。这一时期，毛主席那一辈人以倾国之力建成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并通过教育普及为第三阶段的“治天下“打下夯实的基础。

1978年~至今，中国基本完成“治天下的”基础：物质基础。这一阶段，在毛主席时代完善的工业体系和普及的教育上，我国进行了更精细化的现代建设，包括支撑国家工业发展的电力建设、治理国家水患的水利建设、保障农民收入的农田建设、促进经济循环发展的制造业建设、带动各地区全面现代化的城镇化建设、便民交通与增强贸易往来的交通网建设。

目前，我国正从“治天下”的阶段，向现代化一路狂奔！

广州夜景

对于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而言，要想完成现代化，必须经过前面三个阶段。

就印度现状而言，仍处于“打天下”阶段。印度政府当前的首要目的，不是怎么取代中国，而是如何消除顽固的利益集团，以增强政府行之有效的国家能力。

如果无法增强国家能力，印度就无法获得国家现代化改革的资金，这也解释了另一个疑问：

为何印度GDP增速如此快，而中央财政却年年亏空，且文盲率未降分毫？

中央财政没钱，国家就无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教育。文盲率下不去，印度庞大的人口红利就无法转换为劳动力资源。此外，没有钱，就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如：铁路网、公路网、城市交通、电力网。

要知道，一切现代化建设都建立在工业化之上，而工业化最需要的基建有三种：

①城镇化建设（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集中）

②交通网建设（促进货物贸易与劳动力人口流动）

③电力网建设（提供生产动力）

反观如今的中国，以上建设全都有！

单以铁路网为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铁路网建设除西藏新疆之外，基本上各省都通了铁路，区别只在于密集程度不同。

大家想想，如果没有铁路带来的交通便利，内陆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会涌入东部沿海城市吗？而没有丰厚的劳动力，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会发展得如此快吗？不能！

再说电力。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要想全面工业化，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标准最统一、覆盖范围最密集的电力网。早在1985年，也就是中国从“治天下”迈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邓小平就曾向当时的政府总理问到：

“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

此番谈话后，中国电力网建设便进入了现代化提议的核心。

今天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14亿人用电，居然没有出现电荒，而国外稀松平常的停电，在中国却是低概率事件。一是与夯实的国家基础有关，二是与领导人长远的战略规划有关！

现在，每当面对波澜诡异的国际斗争时，我们总说国家战略如何高明。

殊不知，中国最高明的战略，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乘坐的地铁、高铁、公交车，我们享受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我们从事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甚至是简单的网购...全部都是国家顶级战略下的产物。

应该说：没有毛主席时代的“厚积”，就没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薄发”。

大道至简，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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