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内容创作者：一个（不太可能）有创意的阶级？

本期导读  guide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为你准备了发表于Social Media + Society（《社交媒体+社会》）上的一篇文章。近几年来，无论国内外，主播和平台研究数量激增，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传领域的小“热门”。那么，在众多研究对象相似甚至一致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一个新的且有意义的突破口？Lin和de Kloet的这篇文章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平台经济中，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及其创造力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他们输出的内容凸显出了什么样的美学和文化？更深层地，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中国与西方在平台文化生产方面有何异同？通过细致地“漫游”（walkthrough）快手平台，作者指出：在互联网的监管和审查制度下，直播这种“草根创业”的形式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稳定和数字文化的产生，但它们同样注定了平台主播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有创意的阶级的宿命。

我们为你摘译了这篇随笔的核心观点，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帮你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参考文献：Lin, J., & de Kloet, J. (2019).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5(4), 1-12.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9883430

谈到“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城市精英：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在文化产业工作，时常聚集在时髦酒吧，穿着最新的设计师品牌。新兴的数字直播经济的崛起则似乎欲将创意阶级的门槛打破，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更边缘化的人提供机会。主播和短视频创作者似乎就是这样一群吃“创意饭”的人。

提起大主播，现在我们总是想到活跃在直播带货领域的那几位，他们不仅成功实现了财富积累，而且还打入了“娱乐圈”，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不过，如果你对直播熟悉的话，你应该还记得在这行最早“混出头”的主播之一——天佑。在天佑的“出圈之作”《一人我饮酒醉》中，他以“喊麦”的形式表达了对社会歧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愤怒。这首歌以其粗犷的叙事风格和富有节奏的音乐受到了数百万中国年轻人的欢迎，天佑也因此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网红”之一，平均年收入高达1500万元。天佑并不是个例。在新兴的数字平台的支持下，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人通过上传图片、制作短视频和直播来展现才华、获得收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未受教育的年轻人，而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到4000元人民币之间不等，像天佑那样“成功”的主播每月则能赚到100万元。

但是，“天佑们”的创作也并非总是能被照单全收。2018年初，天佑因在直播中谈论色情和毒品，不久后遭到封杀。被封杀的还有数位头部主播，他们的表演生涯似乎就此结束了。这次封杀事件包括之前、之后的多次约谈引入了我国平台经济中的一个关键行动者：政府。

中国政府计划逐步改造传统工业部门，并将信息通信置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中心位置。2015年，李克强总理宣布了“互联网+”议程。这是一项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旨在通过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来促进和调整国民经济，培育和惠及小型初创企业，鼓励创造、创新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草根群体提供工作机会的快手等直播平台便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对象。然而，快手上的用户生产内容（UGC）往往具有极强的用户自主性，这意味着，为了赚取流量、吸引眼球，有些主播可能生产明显不适合传播的内容，并造成恶劣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网信办表示，各类内容提供者应“守法、坚守正确价值观，帮助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违反此规定者将面临惩罚或约谈。可以说，由于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文化调控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关注，国家和直播平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快手如何将政府的要求内化入平台之中？首先来谈“看不见”的部分。根据对三位算法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的采访，中国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有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内容分析、用户分析、评估和安全审计。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计算模型会对各种内容和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和分类；在此基础上，算法会将不同内容自动标记并分发到其预测的目标用户群中；根据反馈，算法工程师会对推荐系统进行修正和优化，以完成评估工作。最后，安全审计的部分会检查、过滤和审查各种在线内容，包括内容生产者提供的内容和交互式内容（如终端用户评论）。

通过机器学习，审计系统会获得越来越高的准确性。这整个算法系统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由于人工智能还无法彻底独立工作，平台公司需要雇佣人工团队进行在线审查。国家对“积极”“健康”互联网文化的要求，增加了这些平台的运营成本。快手的一位人力资源经理称，他们专门在哈尔滨、成都、盐城等地的分公司招聘3000名新员工完成人工审查和在线监控工作。

其次，由于流量是快手平台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它的一个巨大权限在于，可以决定哪些账号可以进行直播（并由此获得经济回报）。如果某账号连续数周保持高度活跃，实现了大量订阅，且无违反平台用户规定的操作，账号运营者可以联系客服授权直播功能。不仅如此，平台的用户协议也明显保护公司的商业利益。

这些设计使得平台的权力和位置明显高于内容发布者。而这种不平等关系使得内容生产者必须事先进行自我审查，确保不违反快手的规定。为了消解这些规定招致的不安全感，很多内容创作者觉得有必要在自己的主页上表达对快手的感谢，比如“谢谢快手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平台”、“我支持快手传递正价值”等等。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化的平台治理如何影响创造者的主体性和平台的文化生产实践？首先要强调的是，快手的用户大多是来自城市下层和农村社会的年轻人，快手使他们得以“记录世界和自己”。快手的一名经理表示，快手从未想过签约或推广“网红”。相反，快手主打的就是一种“粗俗美学”：

这些视频不时髦、不酷，甚至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广场”风格，它拥抱那些边缘化的、没有魅力的创意实践，被排除在艺术和文化产品之外。这种形式的创意产品既不非凡，也不壮观…但它们却接地气、有强烈的社会生活感。

通过分析20个知名快手账号上的200条短视频，作者总结出五种反复出现的题材：

1. 日常生活：烹饪、化妆品、宠物、家庭生活等；

2. 乡村生活：钓鱼、狩猎、工艺品、乡土景观等；

3. 创意技能：唱歌、魔术、舞蹈、健身、专业技能等；

4. 小说微电影；

5. 大多由官方赞助账号制作的“正能量内容”。

可以看出，这些题材多半很无聊，甚至有点傻气，但胜在不违规，且有着确凿的使用价值：一个小魔术没什么了不起，但却可能让你追到心动的她；这套化妆品看起来平平无奇，但用后就能让农村土妞变身洋气网红。换言之，快手上的内容制作者必须精心“衡量”自己的创意，使之既符合平台所谓的“价值取向”，又要对观众有吸引力。

此外，对于创作者来说，快手也是一种赚钱和拓展职业生涯的有效工具。要赚钱，他们就必须先探索平台的各种数字功能。比如，内容提供者需要有良好的时间管理技能。在快手上，它们通常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发布视频，这是大多数高中生在家且刚完成作业的时间，而他们是快手上最大的用户群之一。从个人资料照片到用户名，所有可被了解的内容都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和优化。此外，为了尽可能地获得金钱回报，面对快手禁止未经授权的广告和商业活动等规定，内容制作者仍然创意性地使用各种功能，逃避平台的监管。比如，有些主播会用“V️”来代表“微信联系”，以此避开快手的人工智能监控。

总之，通过利用各种数字功能支持，“草根”内容生产者成了为自主创业的创意企业家。不过，在互联网的监管和审查制度下，这些草根创造者虽然积极探索平台及其算法数字系统，以实现自己的创意目标和财务目标，但这种对内容的有意或无意、或者无可奈何的妥协注定他们成为一个不太可能有创意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