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分析，“会做饭”的上海男人是“怕老婆”吗？

我们用数据说话：首先，上海男人做饭，做家务的比例并未超过上海女性。我记得前些年有过社会调查，上海超过60%的家庭依然由女性主导家务劳动，即从绝对值上说，上海男人并不比女性更善于做饭。这个格局到2016年依然没有改变：

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2016

其次，必须承认上海男人做饭、操持家务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男性，这个差异在80年代-21世纪初尤为显著，让其他地区的男性产生了“上海小男人会做饭”的印象。即这个概念源于相对差异，而不是绝对的比例。为何会有这样一个相对差异呢？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上海是中国唯一充分工业化的省级单位，产业门类齐全，技术工种多，提供了许多对体力要求不大的就业选择（纺织女工、仪表装配员）。所以绝大多数上海女性也有了稳定的工作，能赶上工业时代的平均生产率，赚到工业社会的月薪。在家庭内部分工上，这意味着上海夫妻任何一方承担家务劳动，潜在的经济损失（加班赚钱）是差不多的，丈夫不再有免于家务劳动的特权，被迫去学习做饭扫地洗衣服。而在同期的其他地区，即便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也是男人优先获得职位，女人继续从事农副业劳动或是当纯粹的家庭妇女，自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比男性多。

观察 | 上海“小男人”是何时出现的?

1949年，上海约有200万女性居民，其中仅17000人为工厂女工，而家庭妇女的数量则占120万。但是在随后的3年中，走进工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处工作的女性多了4万多人。到1958年，在职女性人数已经达到约25万。另外，大约50万曾经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参加工厂劳动，如成为针织厂女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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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女性有稳定的工作，尤其是在结婚前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就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进入婚恋市场，去落实婚姻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从婚姻的一开始，男性就没有绝对的主导权，女性对于不满意的婚姻也有了离婚的自由，不至于担心离婚后的生计。所以，男尊女卑的文化在婚姻里找不到物质基础，无论多么根深蒂固，也必然会迅速崩塌。

啊，上海男人！

前不久，上海曾有统计说上海妇女有60％占据家中的主导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资在全国仅低于广东肇庆。在被调查的妇女中有66.6％的人认为“男女平等”，19.4％的人则认为“女性更优越”。这种比例比全国平均数分别高出7.6与2.14个百分点。上海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满意，其满意的程度从国际上比较也仅次于瑞典，高于法、英、美等国。同期的一则调查表明：上海女子对男子的心理需求处在两难境地之中，“既能主内，又能主外，事业家庭两不误”。

http://www.my285.com/gt/lyt/ashn/002.htm

直到今天，上海女性依然拥有超出全国的独立地位：

经济越独立，沪女性幸福感越高

在调查中，余玉花等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一方面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指数不高。但另一方面，经济独立是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感的主要来源，经济越独立女性的幸福感越高。

调查显示，上海女性的物质条件幸福指数为3.21，低于幸福总指数3.54。上海女性对个人收入满意度低，为3.05，不满意率达25.3%。收入影响消费能力，女性个人消费能力得分为3.07，不满意率高达26.1%。家庭物质条件得分为3.17，不满意率也达到了20.5%。上海女性当前居住条件的满意度为3.21；居住条件不满意率（22.5%），好于个人收入（25.3%）与消费能力（26.1%）。

与此同时，经济独立是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但经济独立在不同职业与居住区域存在差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女性的经济独立性较高，分别是4.02、3.89和3.88；农民（2.85）和家庭主妇（2.91）经济独立性最低（学生除外）；管理人员比农民高1.17，差距悬殊。

http://news.hexun.com/2015-10-27/180143273.html

上海市1987-2013年人才贡献率（以大专为人才划分标准）

当然，男尊女卑的文化流传了几千年，在工业时代初期还有所增强（大多数新增职位被男性占据），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起码在第一代工业化人口中间会保留很久。比如说1958年有一部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写的，描写了新中国第一代女工的生活。里面一个女主角汤阿英，因为工作积极，收入和政治地位都步步提高，结果同为工人的丈夫和婆婆反而不高兴;

“学海你听听，这像是儿媳妇对婆婆说话的口气吗？没高没低，我看，要和我平起平坐了。学海，你怎么也不管教管教她？”

“阿英，我问你，你是不是我们张家的人？”巧珠奶奶愤愤不平地说。

“我怎么不是张家的人？”

“你既是张家的人，这样大的事体为啥不告诉我？”“入党是我个人的事。我打了报告，也不晓得够不够条件，区委没有批准，怎么对你说呢！今天党支部才通知我批准了。

对于出生于旧时代的人来说，观念已经开始定型，新的经济格局并不能完全改变思想。必须要等到这一代人退休，生在工业社会的一代新人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新的生活方式才会确立。上海市区在50-6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到了80年代-90年代，上海已经不是全国唯一的工业化都市，但依然是是市民普遍具有工业化意识的唯一城市。虽然上海家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男女平等，但在其他城市的男人眼中已经足够“另类”了，所以才会产生上海男人“怕老婆”、“喜欢做家务”的印象——这正是鲁迅为之呐喊、为之战斗的新社会文化之一。

娜拉出走之后——鲁迅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自由固不是前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担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此外，上海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工业都市，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市政体系，以警察维护治安的社会，最先淘汰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潜规则。租界时代，黄金荣这种人还能身兼巡捕房高级警官和黑社会头子，到了1949年之后，黑社会永久性消失了，上海市民的重大矛盾基本交由警察处理。警察和工人纠察队（70年代的武装辅警）全面覆盖的日常生活传递到第二代，结果就是上海人习惯于有事找警察，有麻烦找法院，而不是先动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上海“小男人”的形象。实际情况如何呢？事实证明，在政府允许使用暴力的地方，上海青年并不比其他地区的同龄人更畏惧战斗。查阅对越作战烈士名录，800万人口的上海有55名烈士，和山西省相当，超过北京天津之和的两倍，约为江苏省的7分之1（人口比例更低）。

保卫祖国南疆牺牲的全国各籍贯省市牺牲人数

80年代，北方士兵多被派往中苏边境驻防，南方省市参与越南战事的比例更高一些。但按总人口算牺牲率，上海的烈士比率高于江苏、浙江2个邻省，证明上海士兵在军队中的表现不差。这正是商鞅变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总之，上海的“小男人”形象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已经被卷入工业化社会，等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女长大成人，估计上海男人的生活方式就没那么特别了。当然，工商业发达不是男女平等的全部条件。新中国努力摧毁旧时代文化糟粕，鼓励男女平权也是重要的男女平等因素。韩国和台湾的工业化水平也还可以，妇女权益相对上海却差得多。

但无论如何，韩国有了（过）女总统，国民党有了女主席，这也是明显的进步。工业化社会只要持续发展，迟早会把所有劳动力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牟利的动机面前，文化早晚拦不住妇女参与经济活动，这正是资本主义相对封建主义进步的地方。

(作者：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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