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下） 林昶

2021年6月24日

　　1945年初，澳葡方面派人来到凤凰山区，求见中山游击队一部「白马队」的队长谭生，并向谭生表明来意，称其是奉澳督的秘密命令而来，并详细介绍澳门的治安状况，要求游击队协助捉拿在澳门抢劫、杀人，投靠敌人的「老鼠精」。经过研究，中山游击队决定对这个既充当日伪特务，搜集游击队情报，又倡狂扰民、作奸犯科的汉奸予以坚决打击，藉此巩固同澳葡当局的协作关系，遂通知谭生同意澳葡当局的要求，并要求澳方帮助捉拿一名叫郑实的通敌分子。不久，谭生部智擒了「老鼠精」，并将其移交给澳门当局派来的探长，澳葡方面也如约将郑实交给游击队。澳葡当局对游击队的合作十分满意，派人到五桂山会晤欧初，建议设立电台加强联络。游击队也同意，后因形势变化，此事未能实现。

　　在澳门珠江口一带活动的黄公杰卖身投靠日寇，出任日军驻澳门地区特务机关的首脑，手下纠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在澳门横行霸道，又在海上大肆抢劫，集汉奸、特务、匪徒、海盗于一身，澳葡当局对他又怕又恨。1945年8月中旬，黄公杰一伙被东江纵队海上部队俘虏缴械。东纵将黄公杰移交给珠纵一支队，经欧初、梁奇达、杨子江连夜提审后，由阮洪川将其引渡返澳门伏法。消息传开，在澳门一带引起震动，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加敬佩。

　　策反国民党武装头目黄森率部起义

　　1947年，在中共香港工委饶彰风的领导下，黄健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在澳门开展工作，组织武装搞情报，研究策反，并协助珠江地委、中山县委设立交通联络站，迎接解放的来临。重点任务是策反国民党中（山）新（会）联防主任，兼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及其部属，进行武装起义。中共中山八区党组织根据上级批示，多次派员到澳门与黄森谈话，并商定起义事宜。陈满更是以自己是黄森的旧识至交的关系，向他畅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力量的对比，展望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面临全国解放的前景，终于打动黄森。1949年9月，黄森率部284人，携带火箭筒、六零各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五挺及其他武器一批，在8区龙坛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他们还成功策动广东保安师一师、东江护路总队、顺德糖厂驻军等武装起义，耐心说服已逃往澳门的国民党某部汽车连归降中山，增添了迎接解放工作的力量。

　　柯麟奉命来澳进行隐蔽战线工作

　　1931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到香港，找到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柯麟。柯麟1931年初受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派遣到香港开诊所，一直未与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香港站稳了脚跟。1935年中秋节前，潘汉年安排柯麟与刚从国外回来、定居澳门的叶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柯麟提出，希望他去澳门定居，就近照顾叶挺一家，影响叶挺重新参加中共的工作。潘汉年指示柯麟「要保持医生的名声，防止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起初，柯麟在板樟堂街开了一个小诊所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首先在澳门大力进行团结和争取澳门工商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工作，并与叶挺经常来往，成了叶挺全家的「保健医生」。通过叶挺的关系，柯麟认识了李济深在澳门的一些老部下，并交上了朋友。中共与蒋介石谈判，决定将中共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参加抗战，并由叶挺出任军长。周恩来委派张云逸来澳门与叶挺联系，在柯麟的引介下与叶挺见了面，叶挺欣然受命，奔向抗日战场。

　　柯麟牢记潘汉年的嘱咐，不与地方党组织直接发生接触，而是凭自己名医的身份，并在何贤的帮助下，进入镜湖医院工作。柯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澳门，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渔民、车夫等许多劳苦大众中成了有口皆碑的「柯医生」。这为他在澳门开辟工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柯麟从普通医生到出任院长，医院也从一所小医院发展为澳门最大最好的医院。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多次到澳门，指示柯麟利用在镜湖医院工作的机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并以此为基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香港治病后，专程到澳门看望老战友柯麟，并指导他的工作。

　　为此，柯麟上任后，首先提议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激发全院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建新门楼于镜湖马路，门楼正中央刻嵌「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九个大字；同时，整顿办公机构和会议制度，陆续增设特诊室、X光室、电疗室和内科、儿科、妇科、传染科等各科主任，修建护士宿舍及饭堂，健全和加强各项管理制度；依据医院宗旨和实际需要，医院分设一、二、三类病房共五百余床位，其中二等病床免费收治无钱就医的穷苦人。1948年，柯麟更系统提出医院革新和发展的18项建议，获董事会一致通过。经过数年努力，镜湖医院的医务管理走上了专业化、科学化轨道，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柯麟以镜湖医院为基地，出色地完成了中共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抗日时期，他利用医院的有利条件，挑选一批澳门本地的和从外地来到澳门的爱国青年，组成一支「青年战地救护团」，由他亲自上课，讲授抗日救国道理，给予医务技术培训，并把他们输送到抗日前线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为了加强镜湖医院的技术力量，柯麟把广州沦陷后迁到澳门来的一些名医如黎铎、王德光、莫培樾、吴鸣、梁心尧、黄耀坚、邹贯明等联络起来，于1940年成立「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为该团团员进行救护技术训练。柯麟换利用镜湖医院的阵地，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进行救死扶伤的工作，经常秘密接收五指山地区抗日游击队的伤病员进行救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后，立即派出大批特务搜捕数百名疏散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情况十分危急。在日军攻陷九龙的当天，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当即就营救工作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明确指示将被困于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再转到广州湾（即今湛江市），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紧急指示，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刘少文等立即组织营救工作。一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另一路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再分别从广东境内到桂林，此为营救的西线。由于电影界、戏剧界的文化人士接触面广，容易被认出，不能由陆路去东江，廖承志安排他们分四批从西线撤离。这些人士到澳门后，由澳门中共秘密联络点——镜湖医院帮助他们经广州湾或经中山、江门、台山等地到桂林。柯麟为此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夏衍、范长江、梁漱溟、茅盾、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千家驹、王莹、郁风、金仲华、谢和赓、华嘉、孙晓思、孙明心等近百名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经此线转移的。他们脱险后，都为中共在危险关头不惜代价的援救所感动，更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柯麟在澳门大力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名医地位，宣导爱国、团结、民主、科学、进步等精神，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尽最大可能争取大多数人同情中国革命，帮助新中国的建设，使中共的影响逐步扩大到青年、妇女、工商、教育、文化等各阶层。他协助著名民主人士取得了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会的领导职务，并协助成立了澳门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争取、团结了何贤（后任全国人大常委）、马万祺（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崔德祺等大批进步人士拥护革命统一战线，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率领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等部队准备解放广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柯麟得知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消息后，于10月10日组织镜湖医院全体职工举行庆祝大会，并在镜湖医院和自己的诊所悬挂起五星红旗。在国民党军队仍然占据广州市和中山县等地情况下，柯麟这一行动不仅鼓舞了澳门伺胞，而且影响到处于同一地位的香港。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喜庆日子到来。当时，国民党的党部仍留在澳门。柯麟同何贤为召开全市群众庆祝大会同澳督展开了一场舌战，迫使澳督同意他们的申请。澳门各界一致推选柯麟为庆祝大会主席。庆祝大会十分隆重。当柯麟站在主席台正中，庄严宣布：「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开始！」这时人们欣喜地看到，不仅在会场上，而且在整个澳门的大街小巷，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柯麟积极配合解放军的战事。在1949年10月初的一天，人民解放军一支部队追歼残敌第一次进入澳门对面的湾仔地区。在澳门附近的战斗中，这支部队乘坐的木船被敌人击沉，几十名战士（包括伤患）被澳门海上巡逻艇救上海岸，送到镜湖医院。在柯麟的精心组织下，战士们在澳门受到像在根据地一样的精心治疗和热情款待。柯麟还组织了慰问团，热热闹闹地把他们送回中山县。

　　1949年11月9日，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2441人宣布起义。两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率领12架飞机飞到北京、天津，其余70多架飞机器材留在香港，部分器材留在澳门，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处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致电致函两航全体员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慰问。

　　不久，柯麟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的密信，要求他立即与澳门有关单位联系，抓紧将「两航」在澳门的大批雷达器材抢运广州。柯麟当即联络何贤、马万祺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表示准许这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柯麟在何贤、马万祺的帮助下，组织可靠的搬运工人，连夜火速把所有物资，包括2562箱航空器材，及四座巨型的发电机，装上两艘巨大的驳船和大马力拖轮，连夜运回广州。台湾方面知道消息后，立即派飞机到澳门侦查，准备进行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时，拖船早已到达内河进入广州。从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是「两航」海外资产中较为完整内运的一批。这批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用这批器材组建的太原飞机修理厂和天津电讯修理厂，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1951年春，柯麟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的调令，离开澳门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及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澳门各界人士依依惜别。从此，柯麟结束在澳门16年的隐蔽战斗。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所载：柯麟（1901—1991），广东海丰人。曾用名辉萼。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曾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党支部书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后方医院副院长。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在上海、厦门、香港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后任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镜湖医院院长、澳门华侨协会主席、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建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华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会长、广东省科协主席，卫生部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主席、镜湖医院名誉院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柯正平创立中央驻澳机构

　　1911年出生于广东海丰的柯正平（柯平），1927年参加彭湃领导的海丰工农革命军。1929年辗转来到香港，开了一家柯记烟丝店，一边学着做生意，一边从事爱国进步活动。彭湃在上海牺牲后，柯正平的哥哥柯麟奉命来到香港，计划一边开药店坐诊营生，一边创造条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开药店没有任何经费，柯正平将自己的烟丝店以3000元的价格出手，支持哥哥开药店。「南华药房」既是公开的药店，又是党中央在香港的单线联络点。1935年，为了到澳门照料叶挺将军，柯麟举家移居澳门开辟新的「隐蔽战线」，药店交给柯正平负责。1936年，柯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柯正平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的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并参加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协助海外华侨回乡参加抗战。柯正平按照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将「保卫中国大同盟」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由香港运往内地。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柯正平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活跃在抗日前线，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退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柯麟、柯正平等人的帮助下取道澳门转移。

　　1943年，柯正平受中共组织委派长驻澳门，从此他的一生与澳门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行前，曾生等领导与他谈话，要求他「长期打算、埋头苦干、打好基础」。柯正平到澳门后，在柯麟等人帮助下很快站稳脚跟，并以经商为掩护，恢复并加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与南路、海南岛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开辟了澳门经广州至重庆南方局的交通线，设法将电台和东江纵队报务人员安全送往琼崖纵队，使琼崖纵队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时，曾生指示柯正平继续留在澳门坚持工作，指出在澳门大有可为。柯正平联络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马万祺等合作，在新马路开设了「新中行」经营进口业务，成为屈臣氏牌汽水、洋酒和西药在澳门的总代理。生意兴隆的「新中行」，既在经济上支持党的工作又方便联络，是当时党在澳门工作的新据点。1948年，周恩来、陈毅相继派遣朱慎修、苏树德等人到澳门，在柯氏兄弟和马万祺的全力支持下，开辟了一条从山东、苏北解放区至澳门的海上秘密航线，将解放区的大豆、花生、中药材等土特产运抵港澳，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仪器设备、大小五金器材。航线开通后，供求两旺，运输繁忙，有力地支援了北方解放区的经济重建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柯正平发动澳门的社团将濠江中学校长杜岚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在澳门升起，时间比广州升起五星红旗还要早一个多月。

　　柯正平一手创办了南光行、南通银号和澳门日报、澳门中国旅行社，并担任董事长。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为了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能够保持经济独立，防止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于是极具远见性地对港澳制定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和叶剑英也提出：「在澳门这一特殊地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机构与组织。」南光行的成立，便是这一国家战略与意图在澳门的执行和体现。1949年5、6月间，柯正平接到在澳门创立贸易公司的指令。经过数月筹备，同年8月28日，柯正平借用新马路100号「新中行」的阁楼设立了「南光行」。正是这家当初只有启动资金5万港元、4套办公桌椅、4名员工的公司，在此后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与祖国共命运、与澳门同呼吸，成长壮大为在澳门进入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资企业。在澳门回归之前，这家公司有力地促进了澳门平稳回归的进程；在澳门回归之后，为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推动澳门稳定繁荣和更大发展尽心竭力。

　　创办初期的南光行在支前司令部的领导下，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务是为支援广州市解放、海南岛解放和万山群岛解放，为北方解放区输送粮食等短缺物资；1951年1952年的主要任务是「抢运」战略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这在内容上是经济工作，但在性质上却是作为当时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除了前述的配合柯麟抢运「两航」物质之外，还执行三项「支前」任务：一是支援广州解放。主要任务是负责把从开滦煤矿运到公海的煤炭过驳到船上，再把煤押运到广州五仙门发电厂，以保证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的电力供应。南光行的运煤船在一个班解放军战士的保护下，每天对开往返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不可以迟到，迟到一天广州就会停电。二是支援海南解放。1950年1月2日，中共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决定》。根据华南分局安排，南光行也投入到紧张的备战物资准备工作中。琼崖纵队负责人之一的符铁民年初进入南光行，肩负起领导南光行在澳门为海南岛解放筹备物资的任务，大量购买大米和电台，货物一到立即安排运往内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三是支援解放万山群岛。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据守的广东省万山群岛发起进攻作战。为支援这次战争，南光行协助开展物资补给，购买食品送到珠海，同时还安置了30多名在万山群岛作战中落水后被救援到澳门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顺利返回前线。

　　此外，南光行还大力支援广东度春荒。1950年初，广东各地面临严重粮荒且殃及港澳。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指示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行利用归国华侨在海外的关系，设法以私人名义购入粮食，先运到香港或澳门，再设法运往广州。经过艰苦努力，在归侨蚁美厚和邓文钊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港澳并转运至广州，既帮助广东渡过了难关，又缓解了港澳本地粮食困难，还有力地支援了进军海南岛部队的粮食筹措。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700多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先后参加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行的发展，由南光行负责并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人士协助，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虽然香港和澳门是中国抢运物资回国最重要的国际口岸，但由于澳萄当局在禁运问题上较港英当局灵活，使澳门成为了中国突破封锁和禁运的薄弱环节和前沿阵地。当时内地与香港的贸易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把货物从香港运输到澳门的最大承运人是霍英东先生的东升公司，其承运的货源来自四面八方，种类丰富，在抗美援朝的高峰期天天不停。由于港英政府对禁运和封锁逐步升级，1951年，香港华润公司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兴隆行」，把从香港联系到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给南光行，再由南光行负责运往国内。

　　与香港的情况不同的是，在澳门的主要中方机构，都是柯正平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手创办起来的。——在早期香港的几家中方机构，如香港新华社、华润公司等，是分别由乔冠华、钱之光等人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命令，携带资金到香港创办的。而在澳门，则是柯正平奉东江纵队指示到澳门开辟工作后，以个人在香港和澳门的经商所得，先后创办了南光行、南通银号、中旅社等商号，以经商为掩护，进行中共的地下工作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把上述商号都无条件奉献给国家，使之成为中央或国务院的驻澳机构。澳门的几个主要的传统爱国爱澳基层社团组织——街坊总会、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澳门学联等，也是柯正平领导创建。

　　柯麟、柯正平两兄弟，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但隶属于不同的组织，而且两人一直对对方保密自己的身份，但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地相互密切配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两兄弟才正式互称「同志」，成为澳门当代史上的一段佳话。柯麟、柯正平两兄弟在澳门的奋斗历史，各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柯麟的「潜伏」是战略性的，是直属于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央南方局的，专志于长期的高层统战工作，其性质有如潘汉年的工作那样。而柯正平则是属于接受地方党组织所指派，进行既是战略性又是战术性的「潜伏」，在澳门以贸易为掩护，创建地方地下党组织，团结和组织广大基层民众，投入新民主主义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对外代表中国政府与葡方进行交涉，对内则代表中央政府加强与澳门爱国同胞的联系，并将之组织起来，建立各界别的社团，为形成「半个解放区」打下组织基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