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互称“同志”史考(上)

作者简介    

马保奉 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入外交部礼宾司;长期参与驻华使馆管理、国宾接待、我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礼宾工作;其间,曾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供职。历任秘书、副处长、领事、政务参赞。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至1991年末苏联解体,42年间中国与前苏联保持了“同志”称呼。两党、两国关系曾由友好变成敌对,1989年后逐渐恢复了国家正常关系。在双方关系恶化时期,“同志”称呼经受了“严重考验”,但基本上是勉强维持了这一称呼。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中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之间的称呼也随之改变。

称呼“同志”源自共产党的习惯

我国古书上很早就出现过“同志”字样。不过在我国古代,“同志”一词的含义与今天完全不同,常常被用做是同性恋的意思。只是到了晚清,孙中山组织革命党,领导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党内部彼此以“同志”相称。

于是“同志”一词在我国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即“志同道合”的人,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别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后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等都先后在各自党内通用“同志”一词。

俄文中“同志”,其含义与中文“志同道合”一样。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ТОВАРИЩ ”这个称呼了。他们除了彼此互称“同志”,也常以“同志”来称呼拥护革命的普通劳动大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因为在俄文中与该词对应的是“ ГОСПОДИН”(先生),那是对富人、社会地位较高人士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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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期间,扛起标有“共产主义”标语,在莫斯科街头行军的士兵。

十月革命后,“同志”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在共产党人带领劳动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幸福的斗争中,“同志”一词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直接受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苏两党都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因而就有了称呼同志的共同基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文电来往中都互相称对方为“同志”。

请看1949年10月20日毛主席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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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敬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新中国初期双方曾互称“先生”

尽管中苏两党领导人早已互相称对方为“同志”,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却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现象:在中苏两国来往的正式文件中互相称呼“先生”。

首先,中国方面对苏联发的第一份外交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先生”的称呼,如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外长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的信: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第二天,即1949年10月2日,苏联就通过其广播电台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发致毛泽东主席的国书,任命罗申为苏联首任驻新中国大使。在该国书中苏联方面首次对新中国领导人使用“先生”称呼。国书抬头为:“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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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接着,新中国对苏方领导人称呼“先生”的第二件外交文书出现了,那是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国书。国书中不仅称“先生”,而且还加上“阁下”,国书的抬头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史维尔尼克先生阁下”。

国书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外长于1949年10月20日签发,两人的签名下方还分别盖有个人印章。这是新中国对外签发的第一份国书,因此编号为:国字第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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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在苏联方面,另一些称呼中方领导人为“先生”的显著例证,出现在1949年末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时。

那次访问期间,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口头上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但苏联媒体在报道时,却称毛泽东为“先生”。如当时《真理报》是这样报道的:“毛泽东先生抵达莫斯科”;“约·维·斯大林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

更有意思的是,访问期间毛泽东参观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该院院长彼得·波斯别洛夫在致欢迎词时,也称毛泽东为“先生”。

为什么会出现“先生”字样

大家都是共产党人,本来应该互相称呼“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掌握全国政权以前,中苏两党人员,都是这样称呼对方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双方在互相称呼对方时却都谨慎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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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矛盾现象的理解是,虽然按照党的关系,应称“同志”,可这是国家关系。新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在对外交往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认为宁可保守一点比较稳妥。再说,中国传统的影响,即对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士应当称其“先生”,以示尊重。

中国共产党刚从解放区进城不久,仍遵循着这个传统,所以周恩来称苏联总领事“先生”。至于对外国的领导人,更应尊重,这是外交礼节的需要。于是,在苏方任命罗申大使国书称呼我方领导人“先生”的基础上,我方称对方领导人时又特意加上“阁下”。在国际交往中,以“先生、阁下”的尊称称呼对方领导人,早已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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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斯大林

在苏联方面来说,中共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会走什么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斯大林心中并无绝对把握,不敢贸然行事。

当时的南斯拉夫就是明显例证,在斯大林看来,铁托虽然自称是共产党人,但同苏联并不一致,所以不把南看作“同志”。于是在1948年6月28日,苏联操纵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毛泽东将来会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老路呢?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对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尚有疑虑,而这种疑虑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表示了对南斯拉夫的某种向往,如那年11月30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南斯拉夫的一党制。

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口头上互称同志,而在书面上又称先生,这只是发生在1949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即两国关系最初磨合期的一段插曲。此后双方很快都做了调整,不论在两党之间,还是在国家关系中,不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中,便将“同志”作为唯一普遍使用的称呼了,一直维持到1991年苏联解体,维持到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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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当然,除了“同志”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中,中国人还称呼苏联为“老大哥”。中国领导人首次称呼苏联为“老大哥”,是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

当刘少奇在斯大林为他访问举行的宴会上称苏联为“老大哥”时,斯大林曾谦虚地说:“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

两国关系恶化时期的称呼

1959年至1989年中苏关系恶化,经历了论战、对抗甚至武装冲突,但谁也没把对方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对对方基本上仍维持着“同志”称呼,但是中间经历过很多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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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真理报》头版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对华关系讲话。图源:《别样风雨情缘》

勃列日涅夫党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阶段,即使在那时,苏联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3月24日,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中亚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虽然仍旧攻击中国,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中苏共产党人仍有互称“同志”的基础。

开始,1959-1969年,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论战,逐渐恶化到国家关系,虽然都承认对方为“同志”,但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列主义,中共称苏共领导为“修正主义”,后来简称“苏修”,对方则回敬中共为“教条主义”“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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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中苏在边境地区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即使在这一时期,双方仍坚持称对方为“同志”,如当年9月11日,周恩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

我作为礼宾司工作人员参与安排了那场会见活动。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柯西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您好吗?柯西金同志!”

1969年至1989年,两国进入对抗和谈判时期。有人用三个“一”形容这20年中苏两国关系,即“一个使馆,一架班机,一列火车”。作为维持两国国家关系的使馆,其工作条件是相当困难的,门口“警卫”严密把守,使馆人员外出有人跟踪。双方的外交人员接触主要是互相递交抗议照会。而来往于莫斯科、北京的班机,旅客寥寥;特别是火车,经常是空空如也,有时一节车厢里只有一两个旅客。

这个时期双方互相攻击对方更加严厉,中方给苏方扣的帽子有:新沙皇、苏修叛徒、社会帝国主义等;而苏方回敬中方的则是:军事封建专政、毛分子、毛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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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在这段漫长的困难时期,彼此的外交人员在接触中都尽可能避开“同志”称呼,而由于没有适当称呼代替,所以在不得已时,“同志”一词偶尔也会出现在口头上,虽然双方在内心里谁也不把对方看成是“同志”了。

那些年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常常称对方的职务,以便避开“同志”。称职务,在中文中显得更尊重对方,可是在俄语和其他外语中,光称职务而没有尊称是说不通的,让人感到很别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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