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启蒙——秋收起义纪念馆里的遐思

     前天党员活动，参观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的时候，听到有些游客一边跟着讲解员听解说，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讲着什么。

   ——那神态，很有些像上我的课的时候的有些在下面窃窃私语的同学，只不过仔细一听，他们还真的不是讲无关的“小话”，而是在背后针锋相对地“驳斥”着讲解员的解说，非议着秋收起义。

    这些人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也是知识分子的模样，应该也是老师之类的人。他们的非议，大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1.秋收起义是暴动。暴动是采取暴力非法剥夺他人财产乃至生命的行为，不符合现代的法制和人权观念；

   2.秋收起义号召“打土豪，分田地”，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农民生活还是很苦；分到的土地最后也没有真的归农民所有，而是归了集体，归了国家，现在土地所有权也不是农民“自己的”。
 

    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秋收起义（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手段是错误的，目的是虚幻的，结果是糟糕的，只不过共产党得了天下，所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对其加以粉饰、美化乃至神化而已。
 

    礼貌起见，我当然不能和这些偶然相遇的游客去争论。但我知道，现在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里，持有像他们这样观点的人为数是不少的。

    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把这些观点散布到课堂上去影响学生，散布到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兴网络媒体上去影响社会大众。

    就我接触到的学生而言，现在也确实有相当一批同学（往往还是那些自以为“爱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被这类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带到沟里去了。 

     其他大多数同学呢？

    他们有的浑然不能辨别这些观点的性质，还以为这和现在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相符合的。——有些同学在我的课堂上作课件展示的时候，竟然引用那种认为当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民粹思想”来源之一的观点，还以为她们这是在论证马列主义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在某些人灌输给她们的观念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搞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窒息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二者是水火不容的）。
 

    还有的同学则毫不关心这类问题，理由大概是现在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一句：“不是赵家人，不管赵家事”。有了这句话，他们对这类问题的不关心，不了解，倒成了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高级的生存智慧了。

     ——说句题外话，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让很多事情变得廉价了：

     过去找到集体，找到队伍，需要经过长期考察和艰苦奋斗，现在似乎飚一句流行语，就能让自己找到“归属感”；

    过去读了百十本哲学书，都只敢说自己是个业余涉猎者，现在一个段子、一句调侃，就能让自己找到哲学家的感觉。 

     能这样当上哲学家，当然很欢乐。

     不过，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么几点：

     1.实际上，当一个人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的时候，他都是能为自己的不感兴趣找到理由的；

      2.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某些问题好像很大，很远，好像与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利益无关，就不去关心它，思考它。你反而要想到：正因为这些问题与你当前的个人生活、个人利益，关系比较间接，甚至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倒更有可能以一种比较客观、冷静、平和的心态，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去面对它，思考它，从而比较从容地施展和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相反，如果是面对一个直接攸关你个人利益，尤其是迫在眉睫的当下利益的问题，你往往一开始就会被淹没在排山倒海的欲望情感冲动中，倒很不容易做到那样客观、冷静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上有所谓回避制度，不允许法官审理与自己或亲属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为什么就连两国间的足球比赛，也必须由第三国的裁判来执法。当然，我们事实上不能不考虑那些直接有关我们个人生活、个人利益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实际上首先是通过思考那些我们感觉比较“远”，比较“大”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培养，这样形成习惯之后，我们才能用同样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分析能力来考虑那些纯粹个人的问题；

     3.个人的问题，其实本身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特殊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普遍的问题；当下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历史的问题。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都指出：感性的个别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稍作处理和思考，就会变成普遍的东西；现在当下的事情，只要过一瞬间，就不是现在，而是历史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哪怕自以为只是在关注自我，关注当下的时候，也只能把个人的问题当作普遍的问题，把现在的东西当作历史的东西，而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划出并死守一条绝对不变的僵硬界线。区别只在于，我们是自觉地这样做，还是完全无批判地、不自觉地这样做。

     还有更多的同学，则是隐隐约约感到这些观点有问题，但又说不清问题在哪里。

    这类同学其实很像当年的我：认认真真地学习、记忆、背诵课本上那些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知识，这既是因为他们确实很真诚、很朴素地崇敬那些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向往共产主义的那些美好的理想，也是因为要做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乖孩子，想在考试里拿到高分，得到好名次。但是，当他们把这些仅仅当作一种朴素的信念和考试拿分的“知识点”来接受的时候，往往只是接受了一堆现成的教条、资料和一些应试技巧，并没有真正运用它们去分析各种具体问题。所以，一旦遇到具体问题，一旦遇到在这些问题上持相反立场的人，一旦发现这些人在社会上还形成了一种甚为强大的隐性舆论场的时候，这些同学就感到困惑、迷惘，甚至手足无措了。

     以上是我自己对学生情况的观察，是否符合实际，各位可以自己检验。

     还是回到开始关于秋收起义的那些非议吧： 

     现在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当年的中国革命，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一切真正胜利的革命的宿命。有个美国作家说得很好：“革命总是消灭了革命的理由”，意思就是说，当革命把那些引起革命的最丑恶的东西消灭掉之后，后来的人们往往就不那么明白当年为什么要革命了，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些引起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岂止是忘了疼，这个时候我们还一味地挑起医生的毛病来：是不是态度太生硬啊，是不是动作不文雅啊，是不是用药太多了点啊，是不是给我治伤的时候把我的新衣服剪掉了一截啊……
 

     当年，来自那个据说最最尊重法治、人权、私有财产的美国的记者埃德加•斯诺，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发生饿死数百万人的灾荒而赈灾粮还在被官僚和军阀私分、倒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愤愤不平的疑问： 

    “中国人为什么不造反？！中国人怎么还不造反？！”
 

    他不知道的是：两年前，这面镰刀斧头的造反义旗已经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南部高高举起；七年后，这面义旗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以后，会来到这饿殍遍野让他一个外国人都痛心疾首的西北高原。

     当年秋收起义的《暴动歌》是这样唱的： 

   “暴动！暴动！我们来暴动！

      暴动！暴动！工农真威风！ 

      我们工农，灾难最深重，

      没有吃来没有穿，世代受苦穷。

      霹雳一声响，秋收齐暴动，

      消灭土豪和劣绅，工农得翻身。

      跟着毛委员，勇敢向前冲， 

      成立工农苏维埃，革命要成功。

      暴动！暴动！我们来暴动！ 

      暴动！暴动！工农真威风，真威风！”

    ——亿万活不下去的中国人，亿万“没有吃来没有穿，世代受苦穷”的劳苦大众，亿万啼饥号寒，卖儿卖女的老百姓，就是这场革命的动力来源。

    在国民党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头颅挂在长沙城门口示众的时候，鲁迅先生说：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就是因为黑暗，因为没有出路，所以才起来革命的吗？”

     头，尚且不能把革命挂退，一番人权法制的空话，又怎么能把革命骂倒呢？

     革命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 

    列宁在1912年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写道：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的最迅速的发展。”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列宁所期望的那个能够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来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实现。
 

    但是，列宁所期望的那种能够“复兴中国”的“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确实如他所愿，复兴了中国，创造了奇迹。

    工农群众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到了成天高谈“实业救国”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所做不到、不敢做、也不完全愿意做的事情：
 

     以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彻底扫荡了农村的封建地主势力，从而挖掉了军阀割据和国家动荡分裂的总根子，为全国统一的社会和经济规划，为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否则，中国广大的农村到现在还控制在豪绅地主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各霸一方、自成独立王国的军阀割据势力手里，我们今天以比较低的成本建立起来的无数的工业基地，遍布全国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等等我们引以为豪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可望不可即的镜花水月；

     以强有力的反帝革命斗争，彻底打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命脉的控制，清除了买办势力，使得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依附性，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之一（其独立自主程度要大大超过英国和日本），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都能够不受外人掣肘，而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进退自如地积极展开，在国际舞台上雄姿英发，纵横捭阖，真正发挥一个世界大国的作用。
 

     当然，革命后建立的新社会，与参加革命的农民群众当初所憧憬的，有所不同，甚至与当时领导革命的领袖们预想的，也有所不同。革命后我们仍然过了一段苦日子，特别是农民。——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列宁曾经说过：
“长期处在旷古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孤苦、闭塞的境遇中的勇于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胜利的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英勇的革命人民把中国历史的火车头向前大大推进了比如说一千公里——但是当年，这些英雄们曾经以为，曾经宣称，下这样大一番力气，可以推进一万公里。
他们只做到了十分之一。

     你可以指责他们夸大其词——但是，对于这些必须激励自己奋不顾身，使出浑身力气和全部热情来推动这个火车头的人们来说，“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此刻所在的文家市里仁小学，当年就是在这里作出了转兵罗霄山的决定。这里就是推动这个巨大火车头的关键启动点之一。

     在这个纪念馆里，看着那些男女战士的照片和塑像，看着这些面容清秀好像邻家姑娘小伙的男女，在那位被他们称作“毛委员”的瘦高个年轻人的指引下，坚决地投入了那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以为只是为了一顿饱饭、几亩薄田，结果却惊天动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整个中国，整个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越来越巨大的革命风暴，看着他们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历了文家市转兵，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以及无数斗争的考验，百折不挠地从一千多个最普通的中国农民成长为无敌于天下的英雄战士，成长为一支打败了世界几乎所有强大军队的最强大革命军队的“精英”和骨干，和他们的领袖一起，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坚韧勇敢，为一个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古老民族洗刷了耻辱，改造了灵魂，重塑了形象——看着这一切，会有无尽的感触，在你的心头涌起，让你思索： 

     人，究竟是如何伟大起来的？
马克思指出过，革命斗争除了粉碎旧的社会制度，另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解放，它能塑造出一种新的人，因为旧社会所潜移默化地强加给被剥削者的种种自卑、软弱、迷信、幻想、奴性、狭隘、涣散等等缺陷，都会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得到荡涤乃至消除。

     有的学者指责中国革命“救亡压倒启蒙”。

     然而，无数革命战士成长的事实恰恰证明：革命本身是最好的启蒙，那些生活在闭塞乡村的淳朴农民，正是通过革命，才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村庄以外的世界，并且在斗争中同时明白了，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自己不是天生的奴隶，只要团结起来，完全可以成为命运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世界的主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对25年前拍摄的电影《秋收起义》的观后感：

    “最近在电影频道，重新看了一遍故事片《秋收起义》。

      在起义军招兵的时候，军官一个个问那些应征者：“为什么来当兵？”

     有一个青年农民说：“反正活不下去了，饿死不如打死！”

     军官说：“好样的，收下！”

     一个一身肮脏的年轻流浪汉回答说：

    “老子就是想杀人！”

     军官说：“觉悟太低，不要！”

     这个流浪汉大闹了起来，说要砸了招兵处，军官大怒，拨出了手枪。

     毛泽东恰好赶到招兵处，对军官说：“收下他吧”，并问他：“你叫什么？参军得报个名字啊。”

     流浪汉嘻嘻哈哈地说：“我打小不知道爹娘是谁。大伙儿都叫我烂皮箩。”

     毛主席说：“收下了你，可你得有个名字。烂皮箩这个名字，好作践人哪。这样吧，我给你取个名字，叫蓝顶天——从前不被当人看，现在要顶天立地做个人，你看好不好？”

      蓝顶天得知这个人就是领导起义的毛委员，喜出望外地大喊：

    “好！好！蓝顶天，蓝顶天，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名字，现在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毛委员，我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爹亲娘，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定豁出命去跟着你，干到底！”

    后来，这个一身痞气的蓝顶天，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在进军井冈山的战斗中，为了掩护毛主席而英勇牺牲了。
 

    蓝顶天，是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但他真实地反映了红军初创时期的泥沙俱下的人员组成情况——当时毛主席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时候说：红四军中有大量的无业流民成分，他们能拼能打，但是缺乏觉悟，自由散漫，不守纪律，流氓习气很重，对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紧教育和训练。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就像大熔炉一样，熔化了无数像蓝顶天这样带有大量杂质的矿石，铸造出了无数块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好钢、纯钢，当然也淘汰了很多经不起考验的矿渣和废铁，最后成为了一支不可战胜的钢铁洪流。
 

    蓝顶天，还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阿Q是要革命的，虽然他觉悟很低，他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想到赵老太爷家抢点东西改善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认为他不配革命。结果，辛亥革命就这样失败了，因为这个“不准革命”，其实就是把绝大多数受压迫群众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了。

     而毛主席认为：对那些有革命要求，但是比较落后、自私、狭隘的人，不应该采取“你也配革命？你也配谈马克思主义？滚！不准你革命！”这样一种关门主义的态度和办法。这不仅是因为，这样一关门，实际上就把这些人关到敌人那边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天生就纯洁无瑕的圣人，是没有的，而之所以要革命，之所以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学习和宣传这些哲学和思想政治理论，正是为了改造人，正是为了让每一个挣扎在物质和心灵困境中的平凡的人，每一个有这样那样缺陷甚至劣根性的人，都能好好做人，都尽可能成为一个有出路的人，有觉悟的人，有尊严的人，有价值的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少数精英把玩的古董，就成了自我安慰的梦话，几乎可以说毫无意义了。”

     这一切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解和追求，不是比自由派知识分子完全从外国书本里请出来颁布给大家的“启蒙精神”要伟大千万倍吗？

     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强有力的启蒙吗？ 

     这种真正自主的、战斗的、真诚的启蒙精神，会让中国革命以及这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史、经济史获得一个伟大地位，并且必将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获得一个同样伟大的地位，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革命的人本主义”。
 

    中国革命的这种精神内核，是一笔亟待发掘的巨大思想财富。

     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一代自由派学者对中国革命，除了全盘翻案式的描绘，阴冷的诅咒和恶毒的谩骂，再没有别的理论思维能力，这个重担也只能落到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