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以下简称《龙山》)一文写作于40年前,是学界公认的严文明先生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名篇。知网检索,该文的被引次数已上200,是先生被引排位第二的文章,排第一的是后来发表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中国考古学文献中,被引次数多的一般都是发掘报告和简报,研究文章被引上200的屈指可数,且大都是像《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这种综合性、通贯性文章,像《龙山》这样的讨论一个时期、一个文化的少之又少。因此,如果说,《龙山》是迄今讨论“龙山”这个话题最为关键性的经典文章当无异议。本文没有能力全面探讨这篇文章价值和意义,以下将回顾这篇文章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并试就当下学界仍然关注和频繁使用的“龙山时期”、“龙山化”和“龙山时代”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评述这篇文章留给当下的遗产。

  《龙山》一文虽然没有分节,但全文明显依次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龙山文化研究的历程和存在问题;第二是不同地区曾经被称为龙山文化的“诸龙山文化”遗存文化源流及相互关系的分析;第三是龙山时代的绝对年代及其在古史传说中的时代位置,第四是总结龙山时代社会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就。

  从龙山文化的发现至《龙山》写作时间已经有整整5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在全国除山东地区以外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与龙山文化时代相近、文化面貌也多少有联系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大多都曾经被命名为以省称开头的“某省龙山文化”,其中使用最广泛的就有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这些龙山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合体,其中包含着许多具有自己的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领域的考古学文化”,因此,也还有如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桂花树三期文化以及造律台类型等其他不同的名称。严文明认为,“当前的任务应该是根据大量资料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来划分出个别的文化,并给予恰当的名称,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龙山文化的发现地开始,《龙山》依次分析了山东和苏北地区的龙山文化,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河南、山东、安徽交界处的造律台类型,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以及江汉地区的桂花树三期文化。文章认为,这些文化和类型虽然都曾被称为“某省龙山文化”,文化面貌上彼此也有一些相互的联系和影响,但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且,这些独特的文化特色还有当地的文化源流。例如,王湾三期文化就有三种文化内容,“一是具有时代的普遍的因素……;二是在后岗二期文化或造律台类型中常见的因素……;三是本地发生或本地特有的”,“王湾三期文化同后岗二期和造律台类型的联系,明显多于它同其他文化的联系。它们或许是一个统一的考古学文化中的三个地方类型,或许竟是三个独立的亲属文化,目下虽还难以确定,但它们都不属于龙山文化则是很清楚的”。此外,在上述文化的周边如“辽东半岛、河北北部、山西、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还有许多同一时代的遗存,它们或者属于附近的某个文化,或者应单独成为新的文化”,而早已被单独命名的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早期也与龙山文化有间接的联系。这些可以单独命名的文化都“和龙山文化同一时代并同龙山文化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果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龙山时代。文章逐一梳理了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源流,认为它们各自都有独立的来源与去向。例如,山东苏北的龙山文化是当地北辛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的后继者,龙山文化直接来源于大汶口文化,最后发展为岳石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出自“磁山文化-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系统,并“通过像永年台口一期那样的遗存”演变而来,发展的去向是早商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是由秦王寨类型通过一种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逐步演化出来的……,它的直接继承者就是二里头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来源于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的继承者—泉护二期文化(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往后的发展,理应同先周文化发生关系”。桂花树三期文化则来源于当地的屈家岭文化。

  这样,龙山文化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同时期诸文化的相对年代就被卡在了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早商文化之间。《龙山》搜集了已有的后岗二期6个、造律台类型7个、王湾三期文化4个和龙山文化4个碳十四年代数据,认定“这几个文化的年代大体上落在公元前26—前21世纪之间”,“假如历史学家们根据古本《竹书记年》等所推定的夏朝年代(约为公元前2033—前1562年)大体可信,那么龙山诸文化正好都在夏朝以前,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这也同前面辨析各地诸龙山文化源流时所推定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分别为夏文化和东夷文化,后岗二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后继者应为先商文化和与先周文化有联系的“文化”这一古史体系可以自恰。

  依照中国古史的记载,龙山时代正好在“家天下”的世袭阶级社会来临之前,“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面貌亦随之有很大的变化”。《龙山》总结了这些变化中的几个要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铜器制造,文章写作时已经在唐山大城山、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胶县三里河等遗址发现有铜器,虽然中原地区没有发现,但从二里头的情况来看,“中原龙山时代铜器的发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龙山时代制陶业普遍使用轮制技术,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是制陶技术中最为高超的技艺。此外还有纺织、灌溉和建筑业的进步。尤为重要的是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夯土城墙的发现,标志的是城防出现、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只是这几个遗址规模都不大,“如果选择较大的遗址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将有可能发现更大的城防工程和更为讲究的房屋建筑,那时我们对于龙山时代在文化发展史上的成就必将获得许多新的和更加充分的认识”。文章最后指出,上述对龙山时代生产力的研究刚刚开始,墓葬资料不多,对龙山社会制度和社会分化难以有恰如其分的认识,卜骨、文字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方面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龙山时期诸文化的族属问题也需要继续开展。这些都是“急需填补的空白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龙山文化是“一”还是“多”,与后续文化(如商文化、夏文化)有怎样的关系,是20世纪三十年代龙山文化、后岗二期遗存和良渚遗存发现不久之后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尽管很少有学者绝对执其一端,但倾向性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例如,1939年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区,认为豫北区龙山文化才是商文化的前驱,是倾向于后者的意见。张光直早期(1959年)在中原中心的传播论框架下,认为从黄河中游地区迅速而广泛地文化扩张,导致公元前4000前后“龙山化”(或“龙山形成期”)(Lungshanoid Horizon)的出现,则是倾向于前者。安志敏虽然不同意张光直“龙山化”的说法,认为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各有来源”,但同时也一直坚持庙底沟二期就是龙山早期文化,认为“全国范围内到新石器晚期从文化面貌上有渐趋一致的倾向”,“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分布广阔,虽可划分为不同类型而各具自己的特色,但它们之间在文化面貌方面的共性毕竟是主要的”,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龙山》则系统梳理了不同地区诸龙山文化的源流,关注了它们与古史传说原本就有的多个古代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诸龙山文化之间的共同特征,正是此后作者中国史前文化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认识的滥觞。《龙山》在分析诸龙山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们各自在当地文化谱系中相对位置的基础上,将龙山时期的相对年代严格定义在庙底沟二期-大汶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之间,并给出了碳十四绝对年代,以此对照中国古史的系统,认定这个时期正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并试图从社会生产力、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全方位总结这个时代的阶段特征,则是此前研究很少涉及的,只是囿于当时材料的不足,这最后一点并没有完全做到而寄望于未来。

  早在1957年,严文明就曾参加了邯郸涧沟和龟台遗址的田野实习,1960、1975和1979年,又分别参与指导本科生发掘洛阳王湾遗址的田野实习、整理了松滋桂花树遗址的出土资料、开始发掘胶东地区多个岳石和龙山文化遗址,对于后岗二期、王湾三期、龙山文化和桂花树三期等龙山时期遗存的实物材料十分熟悉。他对龙山诸文化的分析,从时代特征、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以及文化的源流三个方面开展,虽然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中此后被总结为“文化谱系研究”或“文化因素分析”的思路,但严文明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惯常的陶器形态分析上,还注意到了制陶技术、拔牙、铜器、石器、卜骨、建筑等其他文化现象,这正是他的“考古学文化”观念与众不同之处,他特别强调考古学文化的“成分结构与层次结构”,强调考古学文化应当包含了聚落形态、墓葬形制、生产工具和武器、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众多的内容。尽管《龙山》一文写作时资料缺乏,并不能够充分开展这样研究。同时,对于整个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研究,则又强调从社会生产力、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开展,已经是社会考古学的研究路径。总之,《龙山》一文是一篇试图以史前考古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经典作品。

  《龙山》一文发表至今已近40年,随着更多考古发现和发掘材料的不断出现,严文明又对龙山时代相关的文化、年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的问题做过进一步的阐述,例如,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就将龙山时代放置在他整个史前考古分期中的铜石并用时代;看到寺墩、福泉山和反山墓地发掘的新材料后随即认识到,原来沿用的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时代的估计太保守,良渚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与大汶口文化时间重合;从聚落和墓葬研究龙山文化社会的分化更是不断有新的认识。同时,龙山时代以及与之相关的龙山化和龙山时期等概念在学界广泛使用,许多研究者也对相关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不论是持哪种观点的研究者,都承认龙山时代在黄河中下游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化面貌的趋同现象,这就是所谓的龙山化。由于龙山时代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时期,同时也是古史和古史传说中三代王朝国家开始出现的时期,各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的背后,实际都或隐或显地牵涉了中国古代文明和最早王朝起源的问题,尽管它们之间并不简单地直接相关。例如,所谓龙山化,如果能论定是由中原龙山文化或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主导的,就有可能引出中原中心论、夷夏东西说等不同的结论。即便不强行引申至这一层面,龙山化现象本身仍然是一个史前考古的问题。不过,多年来的发现和研究正在逐渐取得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就是所谓龙山化现象的出现,并不是龙山时代才开始出现的,而至少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晚期。

  大汶口遗址发掘不久,这种遗存主要分布于山东和苏北地区就已经被充分认识。然而1964年发表的偃师滑城调查报告中,赵芝荃就已经指出,M1中“出土的小背壶和高足杯……常见于山东的宁阳堡头、泰安龙门口和安丘景芝镇等地”。此后,在淮滨沙冢遗址大汶口中期墓葬,平顶山寺岗贾庄遗址、周口市烟草公司、商水章华台、郸城段砦等地不断发现与大汶口文化相关的墓葬、墓地和陶器等遗存,都干脆径直称为大汶口文化。1981年武津彦发表《略论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一文,1994年《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全面总结了类似的发现,认为这些大汶口遗存分别相当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

  在更为系统的研究中,杜金鹏论证了颖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南抵淮河的河南中东部地区都有大汶口文化遗存,并称之为大汶口文化的颖水类型,年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和晚期。后续研究也一再表明大汶口文化中期时,颖水类型就已经接近了豫中,如尉氏椅圈马遗址第四期即是一例。而肖燕进一步认为大汶口文化在豫东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郑洛地区所谓“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大量出现大汶口文化器物,不但前述滑城M1出土了成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称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也有不少,按照栾丰实分期,二里头78YLIVH1大汶口文化器物鼓腹鼎、大口缸和尊年代在大汶口文化最晚的一期一段(11段)。甚至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也可以见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如杜金鹏上引文指出的古城东关和夏县东下冯,以及陶寺发掘者强调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所见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栾丰实更进一步指出过晋南和陕北地区出土的穿孔玉(石)刀、牙璧和牙璋的大汶口文化来源。

  大汶口文化往南的扩张势头开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这个时期分布在淮河流域的是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赵庄类型,到晚期的最后时段,应该至少包括了长江以北的全部地区,如南京北阴阳营H2就是大汶口文化遗存。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则还要往南到达环太湖的南部地区。环太湖南部地区在大汶口晚期的最后时段是良渚文化末期至钱山漾文化早期。这个时期的良渚文化、社会和聚落的兴盛时期均已过去,发现的遗址数量不多。但良渚遗址群仍有这个时期的堆积,如近年来在良渚古城的环壕以及城内钟家港河道中都发现有这个时期堆积,并有玉器、玉料以及大汶口式刻符大口缸出土。早年征集到的出于良渚遗址群的刻符玉璧、以及一些出土地点不明的、射口上有大汶口式刻符的高节玉琮应当也都是这个时期的,说明良渚遗址群仍然是当时环太湖地区的大型聚落,但毕竟有所衰落,彻底的衰落则应在此后。而大汶口式刻符大口缸、大汶口式刻符在遗址群中并不少见。更远的大汶口影响还可见于同时期的遂昌好川墓地出土的镶嵌台形玉片的漆觚。

  大汶口文化影响长江中游地区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皖江地区张泗墩文化就与大汶口晚期文化十分相似。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最后阶段,在两湖地区是石家河文化的晚期,这个时期在两湖地区,特别是石家河遗址出土大量的刻符大口缸,正与大汶口晚期最后时段相对应。石家河文化这个时期的文化、社会与聚落变化的情况与良渚文化最后时期如出一辙,目前所知大量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实际上很少见到这个时期的遗存,也就是说,两湖地区大量城址应当是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多已衰落。但石家河遗址上仍然普遍存在这个时期的堆积,其中最为常见的遗迹是肖家屋脊、邓家湾和近年来发掘印信台发现的所谓“套缸”遗存,这类遗迹现象其实只是残留下来的部分,以套接起来的大口缸埋入地下沟槽中,同样的迹象也见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说明是这个时期江淮地区常见的文化现象。石家河这些大口缸上腹部同样多见各种刻符,有的图形跟大汶口文化一样。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印信台都有证据表明,这些“套缸”遗迹应当埋在建筑台基上,是建筑基址的一部分,其上应当有建筑。从聚落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筑与此前,也就是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聚落规划并不一致,说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聚落和社会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石家河聚落群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最为繁盛,面积可达8平方千米,晚期的规模有多大还不清楚。不过到后石家河时期,面积缩小到了1平方千米左右。后石家河时期的聚落情况也不清楚,只是原来屈家岭-石家河早期城墙东南角被扒开了一个巨大豁口,很可能原来的规划已经不复存在。而后石家河文化已经是一种龙山化遗存,从陶器和玉器等多方面都和中原、海岱龙山文化十分相像,以至于有研究者称之为“煤山文化”的变体。总之,石家河文化晚期时,石家河文化已经开始衰落,大量的城址消失,石家河城本身也发生了规划上的变化,但大汶口晚期的文化影响却愈加明显。

  综上,如果单从所谓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龙山化现象的形成并不是从龙山时期才开始的,之前大汶口晚期文化已经覆盖了郑洛以东,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个区域正是此后龙山化的核心地区,而大汶口晚期的文化影响力更是超出了这个范围,直接到达了晋南、豫西以及良渚、石家河这样的、在当时是长江中下游的最大型都邑。可见此后龙山化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当时的“龙山”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而显然是继承了大汶口晚期文化“扩张”的结果。李伯谦通过文化因素分析研究,认定豫东龙山时期造律台类型的不少器物实际上是承继自大汶口文化,魏继印则撰文指出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有60%的器物来自大汶口文化。因此,与其说是龙山化,倒不如说是“大汶口化”,龙山化是结果,“大汶口化”是原因。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所谓“大汶口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变化情况来看,一般都是强势文化影响弱势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之前,两湖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早期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早中期都处于兴盛时期,文化的影响也相应地由南向北,长江中游文化因素频见于中原和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花厅墓地甚至引起了究竟是良渚还是大汶口的争论。反观大汶口晚期,这种文化影响的情势显然是逆转了。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影响的例子来看,有文化影响力的所谓强势文化,都是有密集聚落所代表的人口增长以及大型聚落所代表的文化中心作为支撑的,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晚期聚落和社会达到怎样的程度还缺乏准确评估的资料,目前来看并没有超过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早期的迹象。郑洛一带的仰韶晚期秦王寨类型(或称秦王寨文化、大河村文化),也还有如郑州地区双槐树、青台、汪沟那样的密集的大型聚落,传统文化影响力也是不小,但此后当地的龙山文化早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迄今没有发现大型聚落。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扩张也许和石家河、良渚文化兴盛时期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和江南良渚文化双双衰落,郑洛一带强势文化的缺失,这种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应当是大汶口文化扩大影响力的一个前提,同时也是此后龙山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显然,依照《龙山》一文所指示的研究路径,引入经济、聚落和社会变化的视角,龙山化、龙山化的边界以及龙山时代社会文化的格局都可以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现在看来,整个龙山时代,中国不同区域的区域文化是很不平衡的,此前的区域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最为重大的改变就是大汶口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社会和文化的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实际上成为龙山化的边缘地区,在中原龙山文化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才有密集的聚落、大型聚落和大型城址,环太湖地区龙山时期的地方文化已经被命名为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两湖地区此时有所谓后石家河文化,其中长江以北的后石家河文化尽管有很多名称,如乱石滩文化、石板巷子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三房湾文化、煤山文化地方变体等,但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则无异议,而长江以南这个时期的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

  在中原龙山和海岱龙山文化区以北,燕辽地区仍然处于红山文化之后小河沿文化的衰落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尚未兴起。这样,在传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发展的核心区中,只有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中原和山东)两大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并立。而黄土高原龙山时期以空三足器为主体的文化群体,来自仰韶文化又有所创新,无论是生业形式、聚落形态还是日常用器都与龙山文化不同,这里同样诞生了如陶寺和石峁这样的大规模社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龙山化的边界大致就应该是中原龙山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范围。而龙山时代区别于此前的最大变化,乃是长江中下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之后,燕辽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尚未兴起之际,整个传统中国农业区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两个核心区域。

  龙山时代另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是这个时期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区通过黄土高原(或北方地区)与欧亚大陆绿洲农业和草原农牧业文化有了密切的联系,举凡此后对中国青铜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冶铜技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大都在此时传入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并嵌入了当地的生业经济和手工业技术体系,给龙山时代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带来了重大变化,成为致使龙山时代文化格局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是在《龙山》一文写作的40年前,是没有相关的研究材料可以考察的。有关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墓葬与社会的考古材料更是在40年来增加了很多,相关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无法引述。但这个时期的社会究竟与此前有何不同,仍然还难以有一个恰当的评估,需要进一步研究。

  龙山时代如果仅从年代学角度来说也被称为为龙山时期,以此前张光直指称的龙山化时间跨度最大,可以到仰韶晚期,绝对年代的推测更达到4000BC,他本人后来也放弃了这一时间概念转而引用严文明《龙山》一文的界定。但安志敏将庙底沟二期作为龙山早期的看法一直沿用至今,例如郑洛一带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至今还被称作龙山早期,也还有研究者将庙底沟二期称为龙山早期(或前期),那种以空三足器来界定龙山时代开始的看法就是如此。时至今日,龙山时期的下限在学界有一致的意见,这就是二里头-岳石文化开始的时间,而上限则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包括庙底沟二期和大汶口晚期,二是只有王湾三期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前一种观点显然主要是出自黄土高原陶器、陶器群变化的视角,如果仅仅考虑以陶器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划分年代的意义,自然并无不可,但如果进而结合龙山化和龙山时代一并考量的话,那就只能接受后一种意见,也就是《龙山》早已明确的看法。

  此外,由于碳十四年代数据越来越多,较之《龙山》那时的数据要多出百倍,对龙山时期绝对年代的判断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已经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讨论的问题。目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龙山》一文定义的龙山时代大致应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之间,即龙山时期最晚的一段———新砦期大致结束于1800BC,龙山时期开始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结束的时间大致在2300BC。但钱山漾遗址钱山漾文化一期的21个加速器数据中,有2个器物“表面灰烬”(IAAA-72933、1AAA-72840)年代在2200BC前后,其他种子的年代还有更晚一些的,看来大汶口晚期结束或龙山文化开始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于2300BC。目前所见,区域性的系统研究有利用贝叶斯年代建模方法推定海岱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为2600—1900BC的案例,但该研究对相对年代的认识不足,也没有评估每一个数据样本的可靠性,不能够成为定论。由于龙山时期绝对年代特别是年代下限大大晚于《龙山》的认识,龙山时期与古史传说之间的对应关系自然也相应发生很大改变,相关讨论众多,本文不再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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