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越美国就在未来15年，我们准备好了吗？【大师计划·翟东升0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翟东升。今天我想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行与竞争，这样一个大时代，为什么我们终将赢得这样一场竞争？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当今世界的国力对比，力量格局。国力对比中，我们发现在许多维度上，许多具体的指标上，会出现一种非常有趣的马太效应，或者说是无标度现象。有的时候我在我的专著里边会称之为密率，就它的分布往往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老大往往占有整个世界的一半空间，老二占有剩下的空间中的一半左右，老三老四，剩下的所有国家挤在最后那点空间里边。这是一种非常不平衡的构造，但其实我们发现在整个真实的世界中间，绝大部分领域往往是非常不平衡，但它却是一种均衡状态。

那么对比当今世界各种力量在各国的排序以及它的占比，我们会发现目前仍然有不少指标，美国仍然居于第一位，中国居于第二位，而两者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这些指标包括，比如说最典型的GDP的规模，美国是第一大GDP国，中国是美国的70%多，再剩下日本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就一下子掉下去很多。除了GDP规模之外，财政开支 军费开支也是出现类似结构，美国一家等于此后4到5家它的每年财政开支、军费开支的总和。中国一家也等于排它之后的几家军费开支之和。除此之外还有互联网巨头，互联网平台，

美国有FAANG：Facebook、Amazon、Apple、 Netflix、Google。中国有BATJ，当然B的话现在已经不再是百度，而是ByteDance字节跳动公司。全球除了中美各自有几家大平台，他们的市值达到几千亿美元之外，其他经济体几乎就没有什么可比的平台巨头。

以上我们列了十二个指标，都是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紧随其后，然后其他经济体差距很大。但是也有一些指标，中国暂时还没有到达老二的地位，没有到达跟美国望其项背的这样一个地步。我发现这些领域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以前在这些方面有自我限制，发力比较晚。第一个，比如说在全球舆论中的话语权的问题；第二个，是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的方面；第三个，是在全球货币金融领域，比如说货币国际化指标，美元目前占全球的55%左右，欧元占到25%左右，接下去是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大概目前是处于同一个水准。

这几个方面中国暂时还没有成为全球老二的地位。

除了上边两类之外，还有不少指标，中国已然超过美国或者正在超过美国。注意了，由于刚才我们讲的这样一种无标度现象，这种密率分布规律，这些指标中国一旦超过美国，或者一旦这个明显地接近美国，将来它不会说跟美国并驾齐驱很长时间，不会的。它一定会出现什么？中国一家独大，中国一家等于美国加上欧洲、加上日本等等这样一种密率现象。

比如说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超过了美国；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从去年2020年，第四季度第一次正式超过美国；比如说中国的大学生人数，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每年毕业的人数，中国是世界第一，世界排名第二的是印度，中国每年毕业470万左右的理工科大学生，印度是260万，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是58万是下去一个数量级。

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在西方这个词有时候他们喜欢用中产阶级，当然不同的国家它的定义标准是略有不同的，而且这里边牵扯到收入的购买力的问题，但是我们套用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它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它说一个比较公允的比较，一个相对公允的口径，你要衡量不同国家中等收入人群或者中产阶级，它说怎么定义呢？不要按他的收入或者他的购买力等等，它说你就看这个家庭是不是拥有自己家的小汽车，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它的人数规模已经达到了4.5到5亿人左右，而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是占50%的人口已经不到了，它的中产阶级在萎缩，阶级在极化，社会在极化，中间阶级在收缩。他们的人数规模大概是在1.65亿人口左右。

同样，汽车市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品的市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可能美国和日本加总起来可能都不如中国一个市场大；

与之相关的还有比如说智能手机的销售，及互联网的接入用户规模制造业产出的增加值，互联网业务中间，B2C的部分还有某些新的高科技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比如说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能源消费和资源消耗，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就实体经济规模其实比美国更大，美国很大一部分的GDP，它是国内的服务业消费带动了，在我的理论框架中间，它其实本质上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财富的分配环节。第十个指标全球500强企业里边你占了多少席位。最后还有5G技术，中国方面要比美国领先一些。

总结起来看，中国方面一贯非常希望整个世界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在多极化呢？恐怕现实其实是更加极化，它是更多的密率分布，而且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双中心”的这样一个演进趋势，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

尽管我们一贯主张整个世界要多极化，但是其他的极目前看来不是太给力。因为我们看俄罗斯、欧洲、印度等等，其他的这样一种力量之极，他们不是一种全面性的力量，而中美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还有军事方方面面，它都是全面性的、全球性的力量，而其他经济体，其他的行为体它都是只在某个领域拥有优势。

比如说欧洲可能在政治上它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在联合国席位里边投票权多，它无论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联合国，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它也自称一极。在军事领域，俄罗斯它是一个重要的玩家，跟中美是一个层次上的，可是它的经济规模它就相对弱一些。

印度由于它未能充分地完成社会改造、社会革命，所以它在现代化的竞争过程中进步的速度相对要慢一些，目前来看它主要优势就是人口规模。但我们刚才讲过了，在全球竞争中间重要的它不是你的总人口，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中产阶级或者中等阶级，也就是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的分工和竞争的那部分人口，它的规模、它的质量决定了你的国力。

相比之下，中国跟美国各有优势的地方，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个人的预判，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左右，我们将在许多现在落后于它的指标上，我们将陆陆续续地反超。

2012年到2035年，20多年这样一个时代，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陆陆续续超过美国的时代，中美两国的关系也从原先的主客体关系开始变成一个平行和竞争的这样一个关系。为什么是在这个阶段我们陆续地赶超美国，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之前的积累和成长到了这个阶段。第二，是中国人本身的体量、规模以及它的质量都比美国要强。以前我们人口规模很大，但这里边以前大学生、中产阶级规模都很小，能够积极地参与全球分工的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少。

现在是随着时间推移，80年代的时候，年满18周岁的人中间可能只有1%、2%、3%的人能够读大学，而到现在可能有将近一半人能够读大学或者大专。当然第三点在这我想重点展开说一下的，就是2013年以来，其实是我们中国渐渐地跳出美国体系，脱离美国轨道，摆脱对美国的崇拜、迷信和依附的这样一个进程。

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是深度地融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我们在这个体系中也的确获得了成长，所以许多人就产生了一种依赖性，许多人产生了一种思维的惯性，认为离开了那个体系，我们就要出事，我们的成长只有是依赖这个体系，我们才能成长。

这种思维其实是错的。2013年以来，中国恰恰其实是逐步从那个体系中跳脱出来，这个过程它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金融、货币方方面面。在这我以我所主要研究的方向，比如说货币金融领域以及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这些领域，作为一个案例来阐述一下。

其实我们知道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最高峰的时候在2007，2006年左右，我们的贸易盈余居然占到自身GDP的将近8%、10%左右的这样一个夸张的程度，也就是说经济是严重失衡的。

2012年之前，我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就是老百姓经常很不喜欢的、很讨厌的中国政府印钱的那个问题，我们印的钱居然全部是以美元、欧元的这样一个国债的储备作为信用基础的。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971年之后，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主权信用货币时代。

但是从大概1996年前后左右开始到2013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居然几乎没有为中国人民自己印过钱。为什么？它印的钱全都是以美元、欧元的国债作为信用储备的，也就是说向民众征收的铸币税全都转送给了外部世界。

从1996年左右开始到2013年之间，中国的主权信用就没有扩张过，我们的基础货币的扩张都是由外国的主权信用来支撑的，或者是来推动的。所以听过一些课的企业家都说，你看我挣了钱，都被中国政府征收了铸币税，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收你铸币税的不是中国政府，不是中国的主权政府，而是西方政府。

2013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市场它的依赖度以及中国的贸易盈余它的投向，都出现了重大转变。在此之前，我们生产东西卖给西方为主的市场，美日欧为主的市场消费者，挣到了他们的美元、欧元、日元之后，我们又把这个钱通过买国债的方式又还给了他们，他们借了我们的钱，又继续买我们的东西，我们挣到了他们钱再继续把钱存给他们，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全球失衡，形成了一个全球大泡沫。

但是2013年以来，我们陆续开始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向全世界的外围地区，非美经济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中国家，我们开始跟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循环，也就是说我们生产工业制成品卖给他们，他们没钱买怎么办？我们把钱投到那里去，以债权、股权的方式投到那里去，他们获得了增量的钱之后，又拿这个钱来买咱们的工业制成品。

那以前我们是跟美日欧那10亿人搞出了一个大泡沫，未来我们是跟亚非拉世界的50亿人形成新的一个全球性的大循环。也许前边的和后边的都带有泡沫的性质，但注意这两个泡沫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泡沫它的定价货币是美元、欧元，是别人的货币，未来的那个假如说它有泡沫的成分，它有信用的成分，它的信用货币未来将是以人民币为主。

2013年以来，我们的人民币汇率也逐步放开了波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稳步推进。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从进入新时代以来，其实一直在悄悄地走着一个脱离美国轨道的方向，我们对它的市场的依赖度在减轻；我们对它的科技的依赖度也在减轻；我们对它的货币信用的依赖度也在减轻。所以大家看美国整天叫嚣着说要跟中国脱钩，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度并没有大幅的下降，尤其在疫情背景之下，而中国有许多人说千万不能跟美国脱钩，可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8年里边已经悄悄地在跟美国脱钩了。

这个脱钩过程有许多人感到惶恐，感到不安，这个就如同新生命诞生的过程，它就有撕裂的痛苦，它也有独立的惶恐，它也有成长的欣喜。当然有一些中老年人，他们认为应该最好能够继续停留在美元的体系里边，继续搞出口导向型的接连美元储备的增长，但其实这样一种思维它是刻舟求剑式的，首先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不应该这样做了。新生命诞生的时间到了，如果你不愿意走出那一步，那就不再是积累，不再是成长而是难产。

我经常说，这就如同一只小白鼠，它关在可以滚动的笼子里边，这个小白鼠越努力地奔跑，笼子滚动得越快，但你跑得多快，你也跑不出这个笼子，为什么？因为你的努力仅仅是让美元更有购买力，在这种出口导向下的发展模式中间，它有它的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只要你的央行的货币基础是以积累的美元、欧元为信用基础，那么你出口得越多，你出口的商品质量越高，附加值越大，它都只不过是使得美元更加具有购买力，让欧元、美元都更有购买力，让对手更加富足，让对手的货币信用更加可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努力，而是往什么地方跑，往什么方向跑，最最重要的是跳出那个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