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28年可称之为“袁世凯时代”

                                  一

前年，我悟出了这样的结论：1898---1928年，可以称之为“袁世凯时代”，或者称为“北洋军阀时代”，理由如下。1898年，北洋军（新建陆军）军力初成，标志着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正式形成。此后袁世凯巡抚山东，对义和团明抚暗剿，迫使其转向直隶发展，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庚子事变”期间，济南成为了南北、中外信息沟通的中心，袁世凯也迅速完成了由新军将领到政治新星的蜕变。李鸿章死后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标志着袁世凯正式进入清朝政治中枢。此后的“新政”改革中，直隶成为全国“新政”的模范。同时，袁世凯的门生故吏亲信，在军、政、经各界迅速扩张势力，到辛亥革命后达到顶峰，民国初年其实是“北洋”的天下。此后几年，民国的政治、军事基本上被袁世凯所控制，直至其逝世。而此后的12年，北京（中国）政府基本上被袁氏的门生故旧和其同盟者控制，可以看成袁氏统治的自然延续，关键是其实质与袁氏治下无异！所以，1898---1928可以统称为“袁世凯时代”。

这一“时代”乃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间的过渡时期。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1898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古代社会，尽管有了洋务运动所带来的一些近代化元素，但古老传统的力量还是显得十分强大，以至于光绪皇帝和康、梁的维新变法，刚刚开始就结束了。而1928年后的民国，虽然军阀割据的问题尚未解决，国民党也仅仅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现代化的基本元素，如大学（中、小学）、政党社团、知识分子、群众运动、报刊、现代军队（不能不说，蒋介石的北伐军比之于已经近代化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又有了质的进步！其中的精锐如“铁四军”已经是十分优秀的现代化新型军队），等等，已经出现，并且开始在建设新中国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所以，1928年后的中国，基本上应该称之为现代中国。

今年是袁世凯逝世100周年。个人觉得，我们过去加在袁公头上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应该去掉了。“罪名”之一是：他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然而从历史事实看，这种说法纯粹是国民党人的自我吹嘘-----你有本事就把袁世凯打败啊，没有人逼你国民党让出大总统宝座！真实的历史事实是：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打下去，国民党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边缘地区割据生存（因为1912年以会党为军事主力的国民党与1924年实行“三大政策”以后的国民党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我们不能不说，孙中山引进的美国式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从1911年推翻清朝至今，105年过去了，平心而论，这种三权分立的美国式民主共和制度，何尝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实行过一天？！105年的历史足以说明一切了：这种舶来品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从一开始就不适合，至今仍然不适合！而强行引进这种舶来品的副作用，我们却一目了然：从1911年到1949年将近40年的内战！而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呢？英国的历史可以做参考：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300多年中，英国没有打过一天内战！并且在100多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实，在重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惹下几乎亡国的塌天大祸之后，慈禧太后已经大彻大悟：如果再不变法，大清恐怕真的就要灭亡了。她于是下了罪己诏，并且主动向督抚们征求变法良策。清末的“新政”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而此次改革的急先锋，正是被李鸿章遗嘱推荐接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到李鸿章的临终力荐，显然是凭借其实力，正如李鸿章所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而上任之后，虽然只是个地方官，但由于西太后的信任，竟至于朝廷所有军国大事，无不先咨询袁世凯然后才拍板----“朝有大事，每由军机问诸北洋（指袁）”。而其实袁世凯最早在国内声名鹊起，还是起因于甲午战争之后的一段轶事。因为日本人在朝鲜的两次阴谋，都被在朝鲜“监国”的袁世凯果断挫败，所以他们记牢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并对他敬畏有加。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闲谈。李鸿章面对中日地位的翻转，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藤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被李鸿章的书记员记入了李鸿章的日记。回国后，李鸿章的日记被各大报纸竞相刊载，袁世凯由此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国家栋梁

。袁世凯一生有两个“非袁不可”的佳话。其一是在朝鲜任“监国”时，被认为“办理涉朝事务，非袁不可”。其二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外各界一致公认“民国大总统一职，非袁不可”。1899年，山东因为巡抚毓贤的纵容，义和团势力大涨，令列强十分恐慌，而山东也成为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慈溪于是命袁世凯接任巡抚。袁世凯依靠其新式军队，对作乱的义和团果断镇压，不仅确保了山东的安宁，也阻止了义和团由山东向江南的蔓延，因此广受好评。而在处理复杂敏感的教案时，他“讲求约章”，秉公处置，有理、有利、有节，不屈从外国压力，最终反而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好感和支持。到他1901年离任时，山东由他接任时全国最乱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治安最好的省份。

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袁世凯就上书朝廷，痛陈旧军弊病，呼吁编练新军，并提出了总体构想和详细计划。1895年12月8日，袁世凯被保举督练新建陆军，著名的“小站练兵”拉开了帷幕。袁世凯把新军分为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制定了空前严格的招兵条件，以确保其精壮和人品。新军配备的马枪、步枪、手枪和快炮，全部是德国产最新式的，仅仅出产一、二年，与德国陆军同时装配！全军完全按德国陆军教条，由德国教官循序渐进地进行教练，每年两次野外对抗性演习检验教练成效。新军军饷远超其他部队，袁世凯规定发饷日在操场点名当场发放，彻底杜绝了“吃空饷”、层层克扣的恶习。同时他还大力进行“忠君”、“取义”、“爱国‘、”爱民“的教育。袁世凯编练新军，短时间内便取得了巨大成就，新建陆军成为了全国的模范部队。而以小站班底为基础，左右中国政坛30年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开始形成。

直隶在清朝称直隶省，其辖区包括今天的内蒙、辽宁、山西、河南、山东各一部分及河北、北京、天津全境。袁世凯时期省会为保定。1914年划长城以北改属热河、察哈尔，1928年改名为河北省，北京同时改名为北平。直隶总督名列全国八督之首，权重位显，集军事、行政、盐务、河督及北洋大臣于一身，且统辖山东、河南一切军政事务，其权力大大超过直隶省范围。因直隶拱卫京师，稍有动乱，便会危及朝廷，故直隶总督一衔非重臣莫属。但袁世凯接任时，直隶刚刚遭受了庚子之乱，废墟残垣到处都是。袁世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袁世凯从接任到卸任直隶总督，前后一共6年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6年中，袁世凯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硬生生把一个纷乱扰攘地治理成了全国”新政“的模范省！其实，在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已经在”新政“上小试过牛刀了----1901年在济南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同年设立了山东省商务局，各府州县设分局，保举心腹唐绍仪任局长，全力振兴商务。而到了直隶之后，他更加大刀阔斧、全方位推动”新政“-----毫不夸张地说，他做出了丰功伟绩！下面就让我们一一历数其功绩吧。

                                二

（一）组建北洋六镇。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裁汰旧军，编练新军。袁世凯总结了小站练兵的经验，制定了《募练新军章程》、《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同时着手北洋常备军的编练，短短3、4年时间，就练出了北洋6镇新军，是中国军队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成就，也成为全国军队改革的典范。同时，袁世凯还创办了包括保定军校在内的大批陆军学堂，培养军官和专业人才，并选拔优秀学员出国深造，蒋介石就曾是留日学生预备班的学员。1903年，袁世凯奏请朝廷设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在他的主持下，统一了全国新军的军制、后勤、军校和武器装备等。1905、06年，新军在河间、彰德举行了两次会操（对抗性演习）。袁世凯的大名，北洋军的威势，也随这两次秋操名扬海内外。

（二）自力更生建成京张铁路。我国早期的铁路，几乎无一不是用西方列强的贷款并聘请西方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才建成的，可谓丧权又辱国。但1909年通车的京张铁路，却是不用外国资金，不用外国人，完全由我国自主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可谓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还培养出了詹天佑等杰出铁路人才。而这条铁路的成功筹建，袁世凯立下了头功！因为其预算资金就达500万银两，袁世凯本想拨用关内外铁路余利4年400万两，但因涉及英国人权益，并不顺利，袁世凯再三交涉，才最终成功。工程进行到后期，又发现预算远远不足，还需要追加200多万银两。袁世凯又多方筹措，总算解决了这个难题。同时，他力排众议，大胆起用留美学生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最终使他名扬中外。

（三）实业救国大见成效。袁世凯一上任，马上就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官办实业机关。它以创兴实业为宗旨，下设了工业学堂、各种制造厂、实习工场、种植园、工商研究所、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等。工业学堂旨在培养工业人才。劝工陈列所里陈列着从国内外搜罗来的最新工业产品，方便实业家们将自己的产品与世界最新技术相比较，同时还展出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工业书籍、标书、商品信息。学生们一面在工业学堂里学习由外国教员讲授的化工、机器、机械绘图、商贸等课程，一面可以在实习工场里进行实际操作。教育品陈列馆里，留学生们陈列了书籍、仪器、标本、模型、图表等，仪器讲演会上设有专人对各种新式仪器进行示范讲演，上白天班的工人还可以在夜课补习班里补习文化。

    袁世凯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制造振兴实业的氛围。工业学堂的老师们和一些工商业家被派到街头做宣传演讲，劝工委员们赴各地劝导官绅创办工厂，政府派吏员对各州县的生产、工业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择优奖励，各地、各厂家创设的工业售品所对国货进行宣传和促销，农工商部对各种新发明授予专利权，并派技术工人到外地学习传统技术和特殊工艺，还选派人赴日本学习工业技术。-----除了大力扶持官办企业集团之外，袁世凯还尽力帮助民间资本创业兴业，多次批准以官款资助私人企业，比如1904年曾拨银10800两资助织染纺织公司。在袁世凯的大力推动下，天津民族资本发展十分迅速。庚子之前，天津只有4、5家民族资本企业，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工业厂家增长到107家。袁世凯采用的官办和官助商办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初创阶段的中国近代工业，事实证明效果极佳。

（四）力促农业近代化。当时的中国农业人口占95%以上，所以农业问题始终是安邦定国的首要问题。袁世凯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对直隶农业给予了最高度的重视。他主张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他说，欧美国家设有专管农业的部门和农业学堂，所以其农学精益求精。他主张就近学习日本。1902年，他在保定设立农务局，该局附设直隶农务学堂，并先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处，试种各种农作物新品种。聘请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前来指导种植，并教授日本农业新方法和农业新机具的使用。到1910年，直隶竟然成立了32个农业试验场，而且大多与农业学校联合，加速了农业近代化进程。1907年，农务局联合官绅成立了清末最早的新式农业团体----农务总会，各府州县设分会。其主要活动是编农报，译农书，开办农业试验场，举办农产品评会，改良种植，开荒种树，兴修水利等，其农报发行不久日销量即达2200份，印刷《载桑捷法》4000册，还经常在集会之日派员去演讲宣传。由于袁世凯的努力，直隶地区农业近代化发展迅速，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很快，如棉花。天津农业实验站试种成功了美国长纤维棉花，在直隶推广，从而使华北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少数棉花生产基地之一。1909年，北方出口棉花数量不超过4000担，而到了1911年，出口量居然暴增为近40万担！袁世凯也很重视林业，强调植树造林，尤关紧要。1908年，直隶各在府州县植树200余万株。农务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还附设一林业与养蚕专科学堂，农务局苗圃引种了日本桑树9000棵，育出幼苗300万株。

（五）开创商务新天地。袁世凯对商务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西方各国，商业税收巨大，商业商人地位优越。各国总商会都由重臣做领袖，其权势足以抗衡议院。在外国经商时，则有本国军舰保卫，本国公使服务，所以商人们才有恃无恐。贸易繁荣导致了国家富强，这是实实在在的商战啊！为了促进直隶乃至于中国商业的发展，袁世凯做了大量工作。他当时身兼朝廷的“督办商务大臣”之职，他上奏认为：1.必须给商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商务总会仅对商部、总督、巡抚用“呈”，而对布政使以下官吏则用“移”，以示地位同等。2.各国在商战中，皆振兴本国货，抵制外国货，使出口大于进口，办法则是加重进口税而减轻出口税，这才是“恤商”、“保商”。3.要减轻商人负担。他严厉斥责普遍存在的官抑商问题----“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1900年他任山东巡抚时，曾奏请把勒索盐商的济阳县知县革职）。袁世凯多次上书请求减免盐商课税，1902年又请求为粮商免税。为了给中国的商务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袁世凯还在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工作。1.1905年，他奏请发行公债，因为准备充分，获得圆满成功。1907年清政府发行国债时，几乎完全照抄了袁世凯的章程和办法。2.主张设立国家（中央）银行，掌握铸币权。鼓励开银行。整顿币制。清朝最早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就是由袁世凯在天津代设的。同时，他还鼓励各地方开设银行，也支持中外合资办银行。他办的最主要的银行是天津官银号。他的支持提倡使天津成为北方金融中心。为了解决币制混乱问题，他采取了行用纸币、铸铜元、统一铸币等措施，民国后还制定了《国币条例》。

（六）废除科举第一人。两次科考失利后转而投笔从戎，是袁世凯一生最为得意的事，也使他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清末国难当头，而无论救亡还是商战，都需要人才，而真才实学只能出自学校，传统的士人举子早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科举制必须废除。袁世凯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大兴”，因为它让学生不能集中精力于新学。所以，1905年8月，袁世凯领衔与张之洞、端方等大臣一同上奏，要求清政府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清廷于是下令从1906年起废除科举，同时“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袁世凯上任直隶总督后，立刻着手创办学堂，并于1904年设立学校司（后改为学务处），督促各地办学。他带头捐款20000银元，充做办学经费，引发了捐资办学热潮。据清朝学部统计，到1911年为止，整个直隶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学生16万余人。袁世凯在直隶兴学上有3个重要举措：1，首先着重解决师资问题。除了办速成、完全师范学堂外，还设法聘请外国教师（包括退休教师）来华讲学。2.提倡务实之风。各学堂都增加了许多实用学科，比如地质学、测量学、农学、矿学等。3.最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他与学部联合拟定的推行教育10条措施，主要内容有：幼童10岁之前必须入学；5000户之村，至少有蒙学堂（小学）一处，学额至少40名；府州县至少有学堂40处，学额2000名；省会至少有学堂100处；10岁以上儿童未入学者，惩罚其父母；蒙学堂以下，可设幼稚园。-----教育普及到村，并从幼儿园开始，还有为发展教育而制定的强迫、奖励措施，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七）向“潜规则”开刀。袁世凯借新政之机，对直隶的地方吏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革。1.废陋规，改公费，正风气。陋规即年节时下级送给上级的金钱和礼物。1902年9月，袁世凯通令全省裁去各项陋规，一律改为公费，在保证办公经费充足的同时，也改善了官场风气。2.裁汰冗员，设新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裁撤了漕运、四路捕快等闲职冗员，新设了官绅研究会、时政宣讲所、新民局等，以推广新政，移风易俗。3.严考核，明赏罚，加强官吏管理。设立了吏治调查处，专管调查官员活动，分为平时调查和临时调查两种。政绩优者赏，违法纪者罚，效果明显。4.设学堂，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先设课吏馆，1905年改为直隶政法学堂，让候补官员入学接受半年----两年的培训。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政专门学堂，成为全国法政学堂的蓝本。07年在天津设北洋政法专门学堂，正科分为政治、法律两门，是我国设立最早的法政分科大学。此外，袁世凯还派遣官员和士绅出国游历、考察或留学。他认为，欲求民智开，必须“广见闻”。他从1902年起就开始这样做，1904年10月，一次就选派50名官绅到日本法政大学肄业速成科，次年又规定：所有新任实缺州县官员上任前，必须前往日本游历3个月，考察其行政、司法、学校、实业等，回来要呈验游历日记。这些做法，对于破除顽固保守习气，引进西方先进制度，推行新政，起到了重大作用。5.唯才是举，规范选任。1907年在天津设立考验处，规定了新任官员选用的5项条件：有成绩；有学识；懂法律；行得体；有口才。对于留学或考察回国人员尤为重视，多次奏请清廷重用他们。

（八）创建巡警保平安。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时，天津尚在八国联军手中，所以他不得不在保定就职，并着手收复天津。由于列强禁止中国驻军天津和天津形势的需要，袁世凯学习西方的社会管理方法，创建了巡警制度。他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指令赵秉均建警务学堂培养警官，并从北洋军中挑选精干士兵3000人，改编成巡警并进行训练，率先在保定推行警政。到1902年接收天津时，即从保定带来巡警3000名，一半留在天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他们对于稳定天津局势起了巨大作用。此后袁世凯把巡警制度进一步扩大到直隶全省，各州县设“巡警教练所”，巡警由城市到县城再到乡镇逐步普及，比如玉田县划分城乡为24区，大区设巡兵12名，中区10名，小区8名，城内设马巡8名，共240名。1905年底，袁世凯把保定、天津两个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为本省和外省培养了大批警官。天津巡警在全国名噪一时，与赵秉均的努力分不开。他严格规章，奖优罚惰，常常半夜到大街上亲自查岗。1905年5大臣出国考察被炸之后，经袁世凯奏请，清廷于10月8日正式成立巡警部，袁世凯推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均为侍郎。得到重用的赵秉均更是对警政事必躬亲，经常便服私行查访。1906年1月奏请从保定、天津抽调巡警1000人，成立了北京内外城巡警厅。巡警制度得到了市民尤其是士绅富商和外国侨民的普遍叫好。不过两年，天津的治安就成为各省之冠，有6个月竟然没有盗窃案发生，西方人也为之叹服。1906年武清县绅民甚至为此在《大公报》上刊出公告，向袁世凯和巡警表达谢忱。

（九）司法监狱近代化。新政开始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仿行宪政的第一步就是改革官制。1906年9月，清廷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设置总检察厅，专管刑事案件公诉。各省府县设立相应机构。这次司法改革，由直隶天津府县先行试办，然后逐步推广。《天津府试办审判厅章程》标志着我国地方司法改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章程规定：除刑事被告外，其余原被告证人均可站立陈述；一般案件一律不准用刑超押；断案要有充分的证据，等等，同时还把原衙门捕快改为司法警察。这些规定比起旧司法制度有了巨大进步。为了满足司法改革的需要，袁世凯设立了专门机构、制度培养审判人才。1904年秋在天津设发审公所，购齐中外法律书籍，规定新入职审判人员必入该所学习。1906年改为审判研究会。他还积极派员去日本学习法律知识。意想不到的是，天津审判厅的设立，还间接促进了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因为其审判程序、方式和法律规定与西方很接近。在派员去日本考察之后，袁世凯还对狱政进行了全面改革：1.创立罪犯习艺所，设有织布、纺纱、成衣、木工、纸厂、机器等厂房和病室，工作者给予工钱，有的还设了监狱学堂，增强了监狱劝善去恶的功能。2.1902年将天津贡院改为教养局，收容贫困无业人员，另设游民习艺所，帮助其自谋生计。3.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一是开天窗，以利于空气流通，减少病毒滋长和传染；二是给医药，狱中增加医生和病室；三是设中厕，以前只有马桶，臭气熏天，改成厕所，每日派人打扫，极大地改善了卫生条件；四是置木盆，每监中备大木盆10个，大铁锅两口，派人烧水，让囚犯轮流洗浴。天津监狱因此成为全国的典范。

（十）地方自治开新风。所谓地方自治，即由某一地区的民众自己选举议员立法，自己选举行政官员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地方自治，而西方民主政治则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因此欲行地方自治，必须向西方学习。1906年9月1日，清廷上谕宣布实行立宪，其中即包括地方自治的内容，但地方督抚大员中半数以上皆反对，认为民众程度太低，尚无自治资格。袁世凯不仅支持地方自治，而且率先在天津试办，并派官绅出国，向日本学习。1906年8月29日，天津自治局开局，拉开了自治的序幕。袁世凯首先选派熟悉法政的士子，到各地城乡宣讲自治的法理和利益，并每月编印一册白话讲义分发、张贴。他还设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所，令各县派绅董入所学习，共计有50名学员，还有热心自治的旁听生59人，4个月毕业后回家乡推行自治。随后又组成了执行委员会，着手改善民众的财产、教育、卫生、水利、习俗等方面。不久又成立天津自治期成会，草拟自治章程111条，规定选举人资格为：年满25岁，自食其力，能自写姓名地址；候选人资格还要加上：高等小学堂毕业，有2000元以上资财。接着就开始逐步选举。由于对地方自治不甚了了，20万张选举调查表只散发7万张，收回13567张。1907年6月16日正式选举。城乡合计投票者8764人，选出议员30名。8月18日天津议会宣告成立，乃中国历史上普选制度破天荒第一次试运行。尽管其兴民权是虚，兴绅权为实，但对中国民众无疑是一股春风。章程中规定的议事表决方式、方法，普及了民主常识，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此后直隶各府州县皆开始着手地方自治。就全国而论，天津地方自治成就最大，影响深远，直隶也因此取代湖南而成为新政的模范省。

以上所述，用一个时髦的名称，可以称之为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的10大政绩。其实仔细分析，这些作为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政绩可比，它们几乎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革命性举措！从这些举措中，袁世凯忧国忧民的情怀，敢作敢为的胆魄，励精图治的韧性，对外开放的胸怀，与时俱进的勇气，脚踏实地的作风，严谨细致的态度，始终如一的毅力，都展露无遗，令人感动、感慨不已。这10大功绩，加上“监国”朝鲜、编练新军、平乱山东、推动立宪四项，可以合称为袁世凯14大功，它们奠定了袁世凯在李鸿章之后，清末民初第一人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可以这么说，到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为止，袁世凯几乎是一个“完人”，而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其一生的轨迹近似于抛物线。而对人生高开低走的袁世凯，怎样才是公正的评价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谅解他。看看上述14大功绩吧，哪一件（“监国”朝鲜除外）不是足以推动历史进步的伟业？考虑到当时中国民众是那样愚昧落后（95%以上是文盲），推动这些事业的艰辛可想而知！而完成了这么多伟业的袁世凯，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尊敬吗？！

                                  三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有胆有识、励精图治、近乎完人的人，怎么会在几年之后众叛亲离、成为千夫所指呢？我们不妨假设慈禧多活了10年，清王朝顺利完成了君主立宪制改革，依当时趋势，袁世凯最终应该能当上内阁总理。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改革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且按慈禧的性格，只要她不咽气，大权是不会交给别人（比如内阁总理）的。而当她10年后去世时，袁世凯也快（或已经）死了。掌权47年、善于玩平衡的慈禧不能不说是个政治天才，而袁世凯这样的干才、能臣也是几十年才能产生一个。当这样两个人几乎同时离世时，不产生政治混乱几乎不可能！因此，北洋军阀之混乱局面，几乎是中国的宿命。不过，立宪成功之后的混乱，显然要比本来就混乱的民国的混乱轻得多！

不得不说的是，袁世凯在中华帝国传统文化的大染缸里浸泡的时间太久了，他的血液里已经浸透了传统帝国的一切。尽管他已经成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比同时代的人更加敏锐地看清了清帝国的腐朽没落，及西方的先进发达，并且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努力向西方学习，一点一滴地、脚踏实地地改造落后的中国，但是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可想而知，他读过的介绍西方理论、观念的书就更少了，这样的袁世凯尽管看到了西方发达的器物，但却几乎完全无法理解西方的现代理论和观念，因此，才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就像有人说的：“他的大总统就是按皇帝当的。”

即使他推动立宪，也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立宪使日本富强，至于为什么能够使其富强，他显然并不明白。这样看来，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这个大总统不仅越来越像皇帝，而且最后还真就成了“洪宪皇帝”。其实想想看，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其最终目标不就是称帝吗？而这样的传统观念，早就深深烙印在袁世凯心灵最深处的潜意识中了。在他宣誓“效忠民国，永不称帝”时，只是暂时把它们忘记了。而当面临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这些深藏于潜意识中的几十年不变的信念！-----有些东西可以改变，而潜意识之中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只能随着袁世凯去世带到坟墓中去！

要由古代中国尽快转型为现代中国，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增加现代性元素，同时相应地减少古代中国的元素。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欣慰地甚至是惊喜地看到，袁世凯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把旧军队改造为近代化新军队，把捕快改换为现代化巡警，用大、中、小学校代替了科举、私塾，实现了司法、农业的初步近代化，一座座近代化工厂取代了手工作坊，一家家近代商场、贸易公司取代了小摊贩、货郎担，他还大力整顿吏治，促进了行政近代化。不过我们也发现，现代思想、观念、文化、理论的启蒙、宣扬却落在了后面。这种情形在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就开始改变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用现代思想、文化、观念荡涤了帝国传统观念，从而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一代新人，为现代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文化和人才基础。

因此我认为，袁世凯尽管”身败“了，但”名裂“却绝不应该！因为，作为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时期的风云人物，他的历史使命是尽可能除旧布新，为现代中国的诞生准备好尽可能充分的条件，。以这个要求来衡量，我认为袁世凯干得很出色，可以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治下的直隶省，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成为了全国的楷模，并且他还尽可能地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改革，从而为现代中国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过渡时期的人物，袁世凯不属于现代中国！所以我们不应该苛求他，要他为民国做出多大贡献，因为，建设民国是现代中国的使命，可以说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作为由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期间的一个早产儿，中华民国作为”民国“是不合格的，它徒有民国之名，而更具帝国之实，最主要的一个不合格的标志是：在这个转型时期，还产生不出一个合格的民国总统来。有人说孙中山不是吗？----当然不是！孙中山是一个满脑子革命理想和美国式民主共和理念的理想主义者，根本不是必须脚踏实地的民国总统的合格人选，因为这个总统的起码条件是对政局有基本的控制力，能保证民国在他手中正常运行下去。孙中山显然做不到。当时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袁世凯一人！但是袁世凯同样不是民国总统的合格人选！

他更适合当皇帝，但是转型时期已经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既然没有人有资格当总统，而民国又必须有这样一个总统，所以袁世凯只好勉为其难，赶鸭子上架了。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不合格的非驴非马的”民国“，使得中国在军阀混战中蹉跎了十几年。其实，在历史转型时期，这样的情形再正常不过了。直到1928年，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这时的民国才算勉强合格了，其主要标志是蒋介石对大局有了基本的控制力，而中国也从此迈过了现代的门槛！当然，这个勉强合格的民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始终质量低劣，离美国式标准始终相差很远。而长期不达标的原因，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种美国式的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中华民国永远都无法达标！

至于袁世凯去世之后的军阀当国者，其实都只是一个个的”小袁世凯“而已。这倒不只是因为这些人大都是袁世凯的亲信门生和故旧，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做派太像袁世凯了，比如段祺瑞，即使向日本借款，也要统一中国，圆一圆”皇帝梦“。所以可以说，1916---1928年是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时期“。而1901---1911这十年中，新政显然是政治的主旋律，而作为清末民初第一人的袁世凯，是推行新政的无可置疑的头号功臣！而且，因为当时几乎每件军国大事，都要先咨询袁世凯后，慈禧才拍板，所以可以说，袁世凯也是这个时期清王朝事实上的”第一智囊“和多半个当家人！综上所述，我认为把1898---1928年称之为”袁世凯时代“是站得住脚的。

关于什么才是适合东方文化的民国体制，新加坡提供了一个上佳的典范。从1965年建国起，新加坡虽然实行的是多党制，但却一直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而且每次大选都以压倒性优势取胜，而李光耀也当了近30年总理。在他的治下，新加坡由东南亚的一个脏乱的穷城市，一跃成为人均GDP世界前10名、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国家！李光耀本人也成为历任美国总统和基辛格等国际政要极为敬重的伟大政治家。其实李光耀的治国方略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还可以看看日本，经济起飞的那些年，不也是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吗？而日本失去的这20年，恰好就是民主党等党派可以抗衡自民党并且轮流执政的时期，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另外还可以一面”欣赏“一下近日英国的”脱欧“公投闹剧，同时一面反思：英国可是西方民主的老祖宗啊，但是这样的”民主“不值得中国百倍警惕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袁世凯的形象被严重丑化了，而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我们还有良心，怎么能不为这样的伟人平反昭雪呢？！----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名人对袁世凯的评价吧。毛泽东说：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可惜的是向来视领袖语录为金口玉言的中国人，却把这句话给选择性遗忘了）。李鸿章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他胆略兼优，能持大体。费正清说：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我们前面列举的10大政绩完全可以印证这句话！）。唐德刚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是民国史上的开卷英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1910年出版的《袁世凯》一书中写道：西太后不专任袁世凯，怎么能有训练纯熟的新军？而没有新建陆军，日俄战争中怎么保持中立？又怎么还能有完整的东三省？没有袁世凯，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景象。

最后要感谢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袁世凯研究专家苏全有先生，因为这个帖子的绝大多数材料都取自他的《袁世凯传》。他的细致、精深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