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领导人要更新到第几代，才能清除殖民者的“换皮”傀儡？

引：

这是今天我们社会发展领域这么一个词，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内卷化在中国国内也比较时尚，我们知道国内一些年轻人，现在经常说是996、早起晚归的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这种节奏让他们可能产生了某种疲倦感和不适应，如果从自我发展轨迹来看，他可能会觉得这远远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

但是如果放到国际横向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在不同的区域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坦率地说，非洲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它的社会基础不是特别理想，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后，也有它整个循环过程中间存在的若干现象，可能是积重难返，难以得到处理。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非洲的人均寿命不像过去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它也在上升。但是这些不是靠自我完成的，是靠国际援助完成的。

其中的粮食供给、药品、医疗设施等等，这其中很多往往是国际援助的。同时因为受制于宗教文化传统的一些影响，非洲的人口增长还处在一个传统时期的最后末节，总的来讲非洲目前的人口增长还是比较高，从独立到现在，就翻了一倍有余。

人口爆炸让非洲社会陷入“内卷”

一般现在我们常说是10亿到11亿人口，按照目前的增长状况，可能到了2050年它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还会再增加，同时相对来讲年轻人比重会更高一点，那么无疑会带来的是就业的问题。

非洲的年轻人即便受到教育以后，失业率也比较高，我们知道像李克强总理他经常谈到我们就业的难题，我们一年至少要创造1200万新的岗位，这个量已经很大了，大学生的就业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议题。这一点应当说在非洲国家就更加难一些。像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这种国家，他们大学、中专毕业生的失业率，找不到固定工作的在40%左右。

很多国家过去都是采取延长学制，西班牙就这么搞的，很多非洲国家也跟着学，大学本科往往要读6年，一个研究生往往要8年甚至更多，其实就是把人耗在校园里，不到社会上闹事去，但这个不是个长久之计，一年两年这么搞，时间长了不行。

这是在欧洲国家还有一点社会福利保障，到了非洲国家可能这个难题就更大了。在一些生育率高的非洲国家，本身升学率就偏低，今天它的小学普及率也是在70%左右，为什么？其实并不是说政府没做努力，而是说它往往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比如说我上次给尼日尔的部长班上课，来的都是部长，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实话实说，你们自己的人口，一个妇女的预定生育率多少？

他们说，我们也承认纸面的统计和政府的掌握和社会的观察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大致说从4.2~6.8不等。一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情况，政府官员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没有有效的统计，它有一些动荡地区、游牧地区还没有进入到完整的统计系统。另外受制于一些宗教和其他一些传统习俗的影响，很多都不列入到统计。

这样的话其实你看看，到现在小学普及教育都一直是个危机，你不停地建，不停地弄，师资也不满足，教师也不够，还有很多孩子失学，那么这就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循环。

一旦长期失业以后，再正常进入到一个以族群部落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多党全局体系下，往往更多的意味着社会动荡的晴雨表，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而不是社会稳定因素。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谈的问题，从社会发展来讲，基础设施的建设、完整的教育普及、相应的社会保险，还有中小企业大量的创新产业机会的创立形成一个完整产业链，这样才能就避免我们刚才谈到全球化的字眼“内卷化”的存在，缺一不可，少了某一个环节都不行。

现代体系与部族体系在非洲国家长期并存

其实我们因为去的非洲国家多了一点，同时也跟非洲各界朋友有点交流，对非洲社会有几个观察，非洲政权的设置，其实要看到的是所谓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程度。

非洲今天大多数的国家源自于殖民地扩张瓜分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它打破了一些传统的部落、氏族以及传统的社会结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议会、总统制这么一个上层结构，两者并不是完全配套的。

在很长时间以后，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并行体系，并行体系在非洲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但是一般在撒哈拉以南国家痕迹更重一些。我们知道传统村落的人，他往往同时受到部落酋长制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在非洲为数不少的地方，有的人自称是国王，这就是两种体系的结合，也就是说政府对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组织形式，采取一定程度的允许和承认，并赋予他一定的社会权力，什么权力呢？

如果你从司法角度而言，比如说涉及到经济、战争、军事，这些可能政府的司法系统是管的，但是涉及到一些民俗、婚姻、遗产、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传统的部落法或者民俗法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或者是以族群或者以宗教的名义，形成了一种所谓并行的法律。

所以我们今天去非洲投资的时候，别光说这个国家是大陆法体系，这个国家是英美法体系认为这就是法律治权。其实涉及到底层的里面，传统习俗法还是占有大的比重，而这个取代和融合的进程非常缓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它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所谓家庭核心时代，相对来讲家族的概念还比较强。

我们很多人说非洲的腐败指数，你会发现一个人做了官以后，他立刻就来了一大堆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戚，为什么？这不仅仅是腐败，因为从他的习俗上来讲，一个人往往要把他对家族成员，包括父系、母系在内的堂、表体系的这些成员的照顾作为一种义务。

所以这也导致一旦一个人做了官以后，往往一大堆亲戚就来投靠他，处在一些边缘地带的普遍地重用亲属、贪污、蹭油，拿国家钱来养自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非洲发展。

大家对非洲的观察，过去有一句名话，就是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我们观察今天非洲发展的一些问题时，也让我们想起了它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比方说50多个国家主权是不是都获得了完整的主权，发展的历程是不是那么顺利，我们在跟非洲一些学者或者官员讨论的时候，也和他们有所交流，某种程度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我们看到从60年代非洲独立潮到现在从政治这个领域笼统地来说，其实大致经历了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总的来讲，可以说最有名的、独立意识最强烈的领导人相对来讲受革命的影响多一点，比较激进一点的这批人其实真正掌权的并没有几个，他们或者遭遇到暗杀，或者政变被推翻掉。

其实在60年代初，那些知名的比如卢蒙巴、赛布多尔，凯塔、恩克鲁玛，这些政治比较坚定的政治领导人，其实并没有几个真正长期执政下去的。

非洲政坛长期被西方世界操控

而长期执政的一种是由前殖民地的非洲本土官员转变过来的，他可能是过去英国或者法国殖民地统治的一个酋长或者一个上层领导人，通过和殖民者的妥协来出任最高领导人。还有一种甚至赤裸裸的就是殖民当局，在遇到难以抗阻的民族浪潮的时候，他指定了一些比方说像法属非洲国家有很多都是前法军或者是充当法国部中军的中级官员或者低级官员。还有比如大家知道的博卡萨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些它并不是产生于真正的民间，得到民众真正支持的，而是国家变革之际，他获得了殖民地的前宗主国的认可，有一个身份变幻，所以我说重一点，可能是傀儡，更多是一个代理人和代理管家的这么一个性质。

那么在第一代的后期，正因为这种局面，其实当时受到整个亚非拉世界革命的影响，也出现了非洲历史上不太多见的武装斗争。

我们讲这是第二代的时候总的来讲是个过渡代，这个过渡代可以说各有千秋。一个方面来讲，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当时有十几个国家，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安哥拉、刚果布、贝宁等等就成了一种准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其实做的成功的并不是特别多。

到了冷战结束的前后，可以说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这一派基本上就已经退下来了。我们讲那么还有一种人是他有限的减少或者是弱化了对前宗之国的依附，但他没有改变。他通过一些多样性的选择，比如适当地和美国发展一些关系，适当和中国发展一些关系，使得他减少或者淡化前宗主国的控制程度，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个量是比较有限的。

不管是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政治外交选择上，他其实并没有超出前宗主国给他界定的这么一个范畴，也就是说原来可能是圈在屋里，现在是在一个范畴里，可以自由活动一点，但是量不是特别大。

在世纪之交随着第三代领导人的出现，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自主性加强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是一个转变。它所谓参照系数reference，已经从传统的向北看，这里指的是欧洲，也包括一定程度的前苏联。向西看，指的北美、美国、加拿大，逐步地现在向东看，向东看不仅仅是中国，类似土耳其、印度、韩国模式他们也看，但相对而言可能看中国的量会更大一点。

非洲人心中的“鄙视链”正悄然变化

我记得当时我们跟诸多的非洲官员上课的时候或者课余时间在一块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有类似鄙视链的这种存在，比方说如果你在英国、美国或者说法国这种国家上过学，他的那种自我优越感、见识感和身份感明显就要强于那种本土的。我们知道像苏联时代一度很有名的叫鲁门巴大学，专门培养非洲人。这个学校现在叫莫斯科国际友好大学。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凡是有留苏背景的，那也都是有点趾高气扬的，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圈子。

现在随着时代变化，这一派人慢慢有所退缩了。我们知道比如说特别是在人文领域方面，你拥有一个欧美的文凭，那在国内就是一个就业升官的出入证、准入证，这个非常的明显。但现在这种局面正在缓慢地发生变化。我讲是缓慢变化，很多官员跟我们讲，今天如果你没有来过中国，今天如果你没有到过除了欧美之外的世界去跑一跑看一看，你根本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世界公民。也就是说今天在整个南北或者东西的变化中间，中国的力量，相对来讲，在国际知识分子里面参照体系里面会占有更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好事。

未来的中非合作不能局限在双边关系上

这里我想有一个词，有一个恰当的对比性、对等性的问题，就说我们其实如果从国家一对一来讲，我们面对着五十几个国家，但是如果大致有一个体积量而言，可能我们会更多地把非洲看为一个整体，当然它里面是差别也比较大。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相对而言，在涉及到未来中非合作里面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立足点已经不能局限在传统的双边关系了。

不管是经贸或者说外交等各个领域，比如说你跟南非、尼日利亚、埃及，这种人口6000万或者说上亿规模国家的时候，你可能对等性感觉就会强烈一点。但是你面临比方说佛得角、冈比亚、圣德维普林西比的时候，可能而言，你在涉及到一些项目或者未来一些发展的时候，你可能更多地从区域和多边的这个角度考虑。

我们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我们不管是习近平主席还是李克强总理，我们出访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往往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到了某个地方，我们往往是集体会见当地的一些领导人。

比如说我们如果到了古巴或者牙买加，可能我们同时会会见若干个加勒比国家的领导，我们在南泰，不管是基里巴斯、斐济，还是其他的国家像巴布亚新几亚，可能我们搞一个共同的论坛，一次有七八个、十来个伙伴一块对话。

它们的规模比较小一点，可能这样的话，不管是达成合作愿望，进行一些共建项目，一带一路和当地发展项目对接上，我们可能要去更多地看一些什么？多边性、跨界性，这个也与非洲本身自身发展需要是相关的，比如说将来的全非自由贸易区。

我们知道非洲自己认为目前由于各国的关税贸易类比导致非洲物价涨了30%，这是受制于各国之间货物的不能自动的流通，也就是说如果它贸易区起来以后，各国之间它们不设那么多的海关，不交那么多税的话，物流成本立刻就会下降，老百姓就会获得更多的红利。

我们中国现在对非合作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某一个国家，我们将来的泛非铁路网。我们将来物流发展，我们的设想是更多往泛非、全大陆的方向来进行，反过来也给我们在某些比较领先的领域，比如说电子商务、5G、物流等等进行重新的分配，这些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之内的非洲，我们也是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