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上半场:黎明之前,悬崖之上

​电影《悬崖之上》的开头,一个在苏联受过特训的中共四人小组空降东北。当然,这时的东北还不叫东北,已经被日本强占并通过傀儡政权变成伪满洲国。四人小组的行动代号叫“乌特拉”,任务是接应一个刚从日本秘密基地里逃出来的同志,并将他送到苏联保护起来,再将他掌握的日本秘密资料告诉世界。

这个故事的首尾,用到了我们常说的前后呼应手法,最初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便回到哪里去。这里的两个“哪里”,指代的都是苏联。

我发现,日常跟朋友们聊天,大家对中苏关系了解更多的,还是建国后的那一段:毛教员跟斯大林斗智斗勇,不仅拿回了大连港、旅顺港和中长铁路,而且干掉了苏联在东北的驻军权;朝鲜战争中,苏联对这场战争的微妙立场及应对;朝鲜战争后,中苏关系进入所谓蜜月期,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后来因意识形态不同产生的各种问题,导致中苏交恶……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会尽量少讲。我尽量多说说,中苏关系的上半场……

 

苏联对中国的接触与援助,其实在民国的军阀割据时期就开始了。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注意到了中国。他觉得可以联合当时中国的民主运动力量,以此来对抗统治亚洲殖民地的欧洲资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受此观念影响的斯大林还写了一篇名叫《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

从投资的角度看,中苏关系的上半场里,苏联一直在贯彻“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理念。

苏联先后接触过的人,就有吴佩孚(北京政府)、孙逸仙(国民党)、李大钊(中共)、冯玉祥(军阀代表)等。只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最后选择长期合作的,是国民党和中共。

一开始,苏联的砝码是大大偏向国民党的。

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1923年,孙逸仙跟越飞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后,国民党一次性就获得了200万卢布,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帮助其建立黄埔军校。为了支持国民党北伐,1925年,莫斯科光一批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亿卢布;1926年,先后又运送了四批军火到广州……国民党因此还得了个“卢布党”的外号。

与此相比,同时期的中共得到的援助,“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共收到国际协款16655元。”

可以说,没有这些大手笔的支援,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逸仙想要东山再起,包括后面的北伐成功,肯定不会如此顺利,而且会充满变数。

也正是在莫斯科的大力推动下,才有了国民党前期“联俄、联共”的政策,以及部分中共代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内部跨党”合作。

只不过,这种合作很快以蒋委员长想突破自己的职场天花板,丢下苏联,抱上美国的大腿,并且对中共开始了血腥的清洗收场。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就是在这场血洗中遇害的。

说回正题。苏联当时对国民党的援助中,有一项至今还不太为人所知,就是在莫斯科建立的中山大学。

这个大学的全称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创立于孙逸仙逝世的1925年,是由苏联出资,位于莫斯科,招生范围为中国青年,创办初期主要目标是为国民党培养人才和干部的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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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个学校刚招生时,还狠狠抢了一波黄埔军校的生源。报考的青年就有上万名,很多在黄埔军校还没毕业的学生,都想转投到莫斯科中大的名下。蒋委员长为此大伤脑筋,最后不得不使出了黄埔一、二期学生严禁报考莫斯科中大的禁令。

不过,蒋家的公子蒋经国,倒是很顺利成了莫斯科中大的一名学生。

蒋公子的这趟莫斯科之旅,事后说起来,简直可以拍一部豪华版的至少50集打底的电视剧。

他是1925年过去的,1937年才回国,期间12年,光国内这边,就历经了南京政府成立、三次围剿、苏区毁灭等敏感事件。

这些事件,无论哪一件,对于身在莫斯科的小蒋而言,都是关乎身家性命的。

小蒋也很鸡贼,在莫斯科的12年里,他的表现正面积级,不怕吃亏吃苦,言行上不仅干脆利落地与他那个改弦易帜的爹老蒋划清了界限,甚至写了封痛斥他爹的家信托人带回去,还在莫斯科娶妻生子,并且通过多次申请后成功入党,成了苏共正式党员。

一方面,蒋公子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蒙弊了斯大林。当时莫斯科的政治环境同样险象环生,比如大清洗这种级别的巨坑,还被人多次向上举报,说他有通国民党之嫌,但都被小蒋躲了过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将蒋公子长期留在苏联,也是别有用心。

1937年,西安事变后,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蒋公子才与他爹终于父子喜团圆。斯大林这么做,一是为了安抚老蒋,防止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投向日本人,二是他希望经过莫斯科多年训练的小蒋,能够影响他爹倒向莫斯科。

结果,斯大林没能如愿。

回国后,蒋公子即被他爹对外界隔离了很长时间。后来终于公开亮相了,蒋公子确实把在莫斯科学到的许多东西用到了工作中,但都很快被叫停了。

1927年,蒋委员长抱上美国的大腿后,莫斯科也不得不改变策略,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共身上。

这个时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主要是来自中国国内被通辑追捕的中共成员。他们在这里学习俄语,学习各种政治文化知识,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

其实早在1921年前后,为方便双方人员在中苏之间来往,及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在苏联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就想方设法开辟了一条途经满洲里、跨越中苏边境的秘密交通线。

该秘密交通线的国内中转站在哈尔滨,一般由出发地乘坐交通工具到达哈尔滨,再坐中长铁路火车到满洲里,之后由中共在满洲里安排的秘密交通站人员负责接待和联络,并秘密交接给苏联接应人员,徒步出境后,再乘坐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铁路,抵达遥远的莫斯科。

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流传最广的故事要属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

1928年,迫于当时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局势,中共的六大是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会议。出度这次会议的代表有142位。142位代表在中苏边镜的进与出,而且要务必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时间上还要做到不耽搁。光是想一想,这都是一个庞大浩瀚的任务,细节上还不能出现任何小差错,因为随便一个小差错,就有可能出现致命的结果。哪怕大小事宜都安排妥当了,还有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意外存在。比如周总理就在前往苏联的行程中,遭遇了特务的注意与盘问,好在周总理从容,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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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会址

这条秘密交通线发展到后面,引起了日本特务机构警戒级别越来越高的防备和打击。工作在这条交通线上的联络人员,为此也需要付出危险系数越来越大的周旋和心力。

就是在这种不断打怪升级的斗智斗勇中,到1936年,这条秘密交通线已经发展成了5个交通站和6个联络处。

电影《悬崖之上》里的故事,大概发生在1934年。电影里的中共四人组从苏联空降伪满洲国,要接应一个刚从背荫河越狱成功的、叫王子阳的人去苏联。张译饰演的角色有一句关键台词,他说王子阳从背荫河越狱后,日本人就把那里炸了,“你说他们是要隐藏什么,才会付出如此大代价?”

这句台词暗示的真相,影片里并没交待,但根据背荫河、越狱、王子阳这些线索能推测得出,日本人要隐藏的东西,是731部队在背荫河设置的细菌实验场。

背荫河越狱事件,和王子阳这个人,在历史里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跟王子阳一起越狱的有30多人。这些人不愿在实验场里等死,联合发生了暴动。成功越狱的人包括王子阳在内有12人,一行人逃脱后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背荫河的秘密这才暴露出来。1937年,王子阳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不过,随着后来日特机构在清扫秘密交通线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多,伪治安力量、宪兵队、特高课,暗探、汉奸等各路人马纷纷出动,监视、跟踪、搜捕,收诱、收买等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再加上韩守魁、崔光棣等领导级的叛徒出卖,这条声名在外的秘密交通线,最终在1937年末也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方面,这条跨越中苏边境的秘密交通线的兴和衰,一定程度上确实代表了苏联和中共双方来往的密度和温度。

另一方面,在这些来往频繁的表象之下,却有暗潮不断汹涌着。

莫斯科对中共的扶持与援助,很快表现出了其水土不服和居心叵测的一面。这里有三个关键性的节点,第一个是王明、博古的错误决策,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还有他们的下台;第二个是毛教员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的确定;第三个是毛教员在陕北成功建设革命根据地后,中共从此过上了自给自足、自己当家作主的好日子。

这三个关键节点,让中共比莫斯科预想的一步比一步走得更远更扎实,也让中共跟莫斯科的距离,一步一步地变得更遥远,更不易受控制。

苏联的砝码,于是再度向国民党倾斜。

于是就有了前面说过的,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蒋氏父子的时隔12年不见后的喜团圆。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样对日本势力扩张有遏止需求的苏联,已经毫不掩饰把手中的砝码全给了国民党。

仅仅1937年到1939年,苏联为国民党提供的军备力量就有:1000架飞机、2000名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的大炮、军需品和石油。

直到二战后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俄国,苏联同样深陷战火纷飞中,这样的援助才被叫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苏联为中共提供的援助为——零。

用中国驻俄大使蒋廷黻的话说,“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

不过爱抱人大腿的蒋委员长就是好彩,苏联这边的援助刚停止,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日本便轰炸了珍珠港,导致美国不得不全面向日本宣战,同时也加大了对国民党的支持力度。

但这也给委员长日后的输给教员伏下了一条灰线。有了盟国的支持,委员长觉得最终打败日本那是必然的,因此在全面抗战中他最在意的,反而是如何保存和增强自身实力,以便在将来展开他与中共的角逐。

他的这种心态,以及他在界内闻名的深得官僚主义精髓的行事风格,让美国选派来援助他的盟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史迪威深为排斥。史迪威跟朋友们交流,公开称蒋为“花生米”。在英语里,“花生米”有“小人物”的意思。委员长也不甘示弱,直接在日记里称史为“醋酸乔”。

还是说回到中苏关系。现在的时间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为了拉拢苏联对付日本,解决战后的重大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在中方没到场,也没知会中方的情况下,这次会议明确地将外蒙古,以及中国东北的旅顺港、大连港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划给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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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国首脑

不得不承认,美英确实会做顺水人情,为了诱惑苏联抗日,大手一挥就把斯大林心仪已久的两个东方不冻港送给了他。却完全没想过,这两个天然良港位于何处,它们本来的主人是谁,被如此瓜分后,它们的主人会是什么感受?

就连擅长以自身利益为重的蒋委员长,得知此丧权辱国的协议时,也上诉无门地对外闹了很长时间情绪。不过委员长到底是委员长,自身利益就是自身利益,情绪是一回事,如何获得更多的外界支持从而打赢与中共的那场战争则是另一回事。

这事的结果就是,蒋委员长不仅跟苏联签下了全面继承雅尔塔体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跟美国签下了更加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中国的领土与航线全面对美国开外,中国的所有行业向美国开放,美国的军舰可以进入中国的任何水域,美国人享有在中国领土上全境居住、旅行、经商的权利,并且拥有绝对主权,中国对美国人的司法管辖权受到限制……

总而言之一句话:签下这两个条约后,东北的利益归苏联,东北之外的利益归美国。

可以想见,假如国民党最后赢得了内战,中国将经纬分明地分成两个附属地,一个附属地的主权在苏联,另一个附属地的主权在美国,都跟中国人民自己没关系。

所幸的是,世上还有各怀鬼胎这种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约不久,苏联就得寸进尺了,要求在东北接收的各种日本企业和工业中,必须占到一半股份。

美国对此百般阻绕,不想苏联从中收获巨大好处。

有了美国撑腰,国民党乐得拒绝苏联。

苏联翻脸比翻书还快,转头就暗中帮助中共进驻东北……

更值得庆幸的是,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无能,在其接管了国内约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领导权后,以遍地开花的模式,尤其在经济领域充分暴露出来。首先是通货膨胀,货币以急骤的直线向下方式贬值,物价则呈现相反的直线上涨之势;其次是高企不下的失业率,底层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甚至中产阶级包括大学教授、政府雇员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继;然后是此起彼伏的各种应对昏招:对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导致各种投机商囤积居奇,黑市频现,米市却崩溃,各地出现抢米风潮;币制改革和滥发货币,更让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大量中产阶级破产,老百姓背着一麻袋的金圆券出门,才能换回来半麻袋大米。

以上种种,都让人们在心中暗暗把自己的那一票,投给了中共。

再加上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的军阀体系,导致军权分散掌握在各系军阀首领手中,而这些地方军阀首领,一旦交起战来,首先考虑的都是自身利益……

于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人和上占尽了优势的中共,最终完胜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件虽然悬念重重,但却胜券在握的事情。

这就像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悬崖之上》,虽然为电影中的紧张情节揪紧了心,但却相信朝阳肯定会在黎明之后喷薄而出一样。

最后还有一个滑稽的彩蛋值得说一说。1949年,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后,美国大使馆的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社会主义的苏联大使馆却随国民党政府迁去了广州。

三大战役后,毛教员就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派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里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包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众所周知,作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使命就是说服中共,只要承认并继续执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便承认并支持新生的中国人民政权。

司徒雷登和苏联大使馆的一去一留,很明白地摊牌了美苏的当时立场:

美国对腐朽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彻底死心了,苏联却对此刻的它还心存着那么一丝死灰复燃的妄念。

 

后面的事,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的下半场。

新中国成立后,毛教员巧妙地利用国际舆论和政治智慧,斯大林最终不得不交出了旅顺港、大连港和中长铁路,和其在东北的驻军权。

朝鲜战争时,中国凭借一场打得辛苦更打得漂亮的翻身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更赢得了苏联的尊重与支持……

说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一席话:

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这个世界并不善良,只有自强自立了,才能成就自己,别人也才会尊重你。

这话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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