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霖：第一次当大使夫人
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拉科西·马加什
黄镇同志递交国书、拜会拉科西总书记以后，我也展开了单独的对外活动。
首先，我带着全国妇联给匈牙利妇联的介绍信，去拜会了匈妇联主席伊斯特万夫人，从此我就是全国妇联派驻匈牙利的代表了。接着，我又拜会了国会主席罗奈伊夫人、拉科西夫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夫人等，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此外，我也拜会了驻布达佩斯各国使节的夫人，并且接受了回访。
1950年夏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出使匈牙利在火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当大使夫人，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甚了解，只是学着做，办法不多。
我对外出活动时的梳妆打扮仍不习惯。首先在头发上，到匈牙利后不久，就设法梳了两条辫子盘在头上，实在不愿受烫发的洋罪了。
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吴努总理、尼赫鲁总理和英甘地在一起。右起第二人为朱霖。
因为穿高跟鞋，很快脚上打了茧子，每走一步都很疼，直到1952年回国到清华池修了脚，才解除了痛苦。于是，我只有在外交活动时才穿上高跟鞋，一回来马上就脱掉。因此，我做了这么多年外交工作，没穿坏过一双皮鞋。就这样，有时还是想不通，觉得为什么非要这样受罪呢？
袁仲贤(右一)陪同尼赫鲁参观展览
出国前，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同志曾对我说过：“朱霖，不要生气，咱们现在都是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我们男同志穿得这样整整齐齐，是演戏；你们穿上旗袍、高跟鞋，拿上个包包，也是演戏。我们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嘛！”
哦！就当为革命而演戏吧！我扮演的角色是大使夫人，既然演，就要把它演好。想到这里，心情也就愉快了。
十月一日国庆节时，我已有七个多月的身孕，还穿着一件宽大的旗袍参加招待会，站三四个小时，接待宾客。那时我不懂，其实，已经那么大的肚子，可以不出来了。但是我想，那是大使夫人的工作，应该如此，解放军是轻伤不下火线的，怀个大肚子怕什么呢？
勤俭建馆
最初，驻匈牙利使馆有七名外交官：大使、参赞、武官和一等秘书各一人；二等秘书两人，就是我和郭瑾同志，我们俩都是太行山区来的，都是团级干部，他有对外身份，我是对内二秘；还有一位三等秘书霍明同志，是外文干部。
我主动对郭瑾同志说：“咱们分分工，你对外，我对内，我把行政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都揽起来，保证搞好。对外交涉、请示报告、照会文书等就由你负责吧！”他表示同意，组织上也同意，就这样定了下来。
既然负责对内，我首先就抓建馆工作。
1953年，黄镇大使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匈牙利主席道比共祝中匈友谊。
初到布达佩斯，我们住在马尔盖特西盖特旅馆。这家旅馆相当豪华，住着不少外国人，每天大声播放现代派音乐，我们觉得非常刺耳，很不习惯。
呈递国书后，我们在旅馆楼上挂起一面五星红旗，使馆暂时就设在这里。但是，把吃住费用一算，哎呀！一天简直要花几千几万斤小米，心疼得不得了。于是，我们借口不太习惯吃西餐，要求匈牙利政府尽快给我们找一处临时住房。
匈方很快给我们提供了一层旧楼房，我们大部分同志就搬出旅馆住到那儿，并且开伙做饭。这样，不但解决了使馆同志们的吃饭问题，而且立即就开展了外交活动，请匈牙利官员和友好国家的使节来吃中国饭，酬谢他们对我们的欢迎和协助，大家都很高兴。
最后，找到佩斯高尔基林荫大道20号两幢楼房，经过修理，作了官邸和宿舍，又在附近的班册尔街17号找了一座办公楼。这样，使馆的办公和住房问题总算解决了。
接着，就是购置家具。当时，我已怀孕五六个月，还得到处跑。有一位匈籍华人叫朱瑞玉，她是桥梁专家茅以升同志的外甥女，非常热情，很愿意帮助使馆工作，就是她领着我去买家具。我们有时步行，有时乘电车。
到新家具店一看，价格贵得不得了，每件都要合成千上万斤小米。大使说：“买旧的吧！”于是，朱瑞玉按报上出售旧家具的广告，领着我到那些人家去买。
当时，匈牙利政府正在把一些资产阶级残余从布达佩斯往外撵，出卖旧家具的大户人家不少。她领我到很多家走过，一会儿爬四楼，一会儿爬五楼，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
从办公室到宿舍，家具都配齐了，除了对外会客室部分房间以外，大多是买的旧货，新的很少。但旧家具质量非常好，有些旧东西直到现在使馆还用着呢！
室内布置是黄镇同志的专长，他是学美术的，也爱好艺术，从国内带去了一些工艺品，很快就把对外活动的厅室布置起来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镇和朱霖
整理庭院是一项浩大工程。黄镇同志和参赞、武官的警卫员们到使馆后，分别当了传达、收发、司机和管理员，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就号召他们劳动，像过去在部队一样，我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干。
首先，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把黄土取出来，把破砖烂瓦统统填进坑里，用挖出来的黄土铺甬道，最上边再铺红沙土。红沙土不粘脚，但价格很贵，所以尽量少用，以便节省。
在劳动中，我们连鞋袜也脱了。住在周围高楼上的匈牙利老百姓都到凉台上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勤俭节约嘛！我们是劳动人民嘛！
没想到年终鉴定时（那时每年要做鉴定），同志们说了我不少好话，但也提出一些批评，说我个人英雄主义厉害，作为大使夫人，不修边幅，脱了鞋袜挖地，让匈牙利老百姓看了影响不好。现在我的档案里还写着“不修边幅”的缺点呢！
我承认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但又觉得委屈，不太服气。当然，同志们批评的基本精神是对的，我也开始注意诸如照顾影响等等应该注意的事情了。
院子整修好以后，我们就发动大家像解放军那样每天上早操。当时部队调来的同志多，从上到下一起上早操，都很自觉；有的从地方上调来的同志没有这个习惯，也可不参加。临近或路过的匈牙利人常远远地看着我们，站岗的警察也竖着大拇指赞扬说：“中国同志真是打仗出身啊！”
2006年11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驻匈牙利使馆馆舍改造项目顺利按期竣工。
我们搬到新的馆舍以后，全部自己开伙。我想，要给大家适当改善伙食。我们是中国人，既要吃好，又要节省，那就吃点豆腐、豆芽吧！我们乘火车来时，带了几千斤黄豆、绿豆。于是，先想办法生豆芽。
豆腐怎么办呢？长征时，黄镇同志画过一幅磨青稞为长征备干粮的画，画中有一台磨子是他亲手凿的。于是，我让他又画了一个磨子，然后去找一个刻墓碑的石匠，按画凿了一个磨子，拿回来交给厨房，做起了豆腐，还让同志们喝上了豆浆。这些都是中国风味的饭菜。
后来，大使让我们还派厨师刘玉浦同志到匈牙利贡代尔饭店去学习匈牙利菜肴和点心。因为讲友好，要尊重人家，请客时拿出一两样匈牙利菜来，客人看到十分高兴。有时他也做点匈牙利菜给同志们尝尝，这种菜很好吃，和法国菜差不多，而且还有点中国菜的风格。
刘玉浦同志后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工作，为匈牙利外宾做菜，曾受到表扬。
我从来没有做过行政管理工作，经过这一段，初步体会到：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必须做好有关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以身作则，积极热情，多动脑子，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
我要求武官夫人常凯同志协助我，她表示愿意。经组织决定，她当了行政组副组长。
我们先学着修修补补，如抽水马桶、暖气阀门、电灯开关出了小毛病，自己动手修，省得花钱找人。我们学会了，又教大家一起干。我们的许多生活用品是从国内买来的，没有仓库怎么办呢？为了省钱，就把包装箱的板子拆下来，钉成一格一格像书架似的货架子，把物品分门别类地摆起来，安排得很像样。
那时，我们每天还要写日记，就像解放军的参谋一样，每天写上：干了什么、有哪些问题、将要干什么等，送给大使、参赞、办公室主任（一秘）看，他们常作批示，由我和常凯分头办理。
在驻匈牙利使馆，行政管理工作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同时也担任了一些党团支部的工作。
使馆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匈牙利文了。出国前，周总理指示，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到匈牙利后，大使又再三强调。我想我一定要带头学好。
当时，在匈牙利外交场合可以用俄文，大使、参赞、武官年龄大了，学一种语言文字也不容易，就学俄文。我、武官夫人和其他大部分同志都学匈文。
我们开办了匈文学习班，请朱瑞玉教课。最初是外交官、收发、传达、管理员、司机等大家一起学；后来，根据进度和需要，分成两个班。
匈文是比较难学的文字，语法变格多，但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收获很大。有些同志很快就能基本解决自己工作上的问题，如买东西、问路、接待客人等等。曾三次去驻匈使馆担任行政工作的老警卫员靳皂群同志能讲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武官夫人年轻、聪明，学得比我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也能凑合讲讲一般的交际话，看看报上的大消息了。
拉科西总书记知道我们学匈文，非常高兴，也很支持和鼓励。他常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听音乐会和打猎，都不让带译员，逼我自己讲匈牙利语，还让我给黄镇同志当翻译。
1952年冬，宋庆龄副主席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后，路经布达佩斯，在火车站停留一个小时。拉科西总书记亲自来接待，捧出匈牙利名酒托卡伊，把我拉在一起向宋副主席敬酒，还让我翻译了两句匈牙利语，使我很紧张，但又感到十分亲切。
1953年国庆节时，拉科西照例来出席招待会。用过冷餐以后，他拉着我的手在大厅转了一大圈，一边走一边说：“你看，中国大使夫人学我们的匈牙利文，说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国家这么小，他们的国家那么大，他们还学我们的语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其实，我的匈牙利语还说得不好，他却在众人面前对我大加赞赏。我赶快说：“这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让我们这样做的。周总理说，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拉科西听后高兴地笑了。
老六出生在布达佩斯
1950年11月底，我在布达佩斯生下了我的第六个孩子（和平），那是在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医院里。当时，双方外交人员医疗互惠，我们提供最好的协和医院给他们使馆的人员看病；他们也给我们使馆安排了最大、最现代化的亚诺什中央医院，接待非常周到，而且特别热情。
朱霖与丈夫黄镇
临产前，黄镇同志陪同我去医院，我进了产房，他和翻译等在门外。他知道，当时我的匈文还不行，怕要用翻译。
过去我生孩子，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夫妻也不在一起，老大就是在驴圈里生的，那时我从不哭叫。我想，战士挂了彩都不叫，我生孩子再痛苦也绝对不能叫、不能哭。到了这样高级的医院，环境这样舒适，条件这样好，更不用说了，自然是很安静的。
抗日战争时期，黄镇朱霖夫妇和张南生林纫篱夫妇合影。
医院的妇科主任是男大夫，他高高兴兴地亲自来给我接生，虽然不是很顺利，但总算平安地生下来了。他把小孩抓到产床旁边的水龙头上去冲洗，只见温水从孩子的背上冲下来，这和我们的习惯完全不一样。
医生对我说“Fiù”“Fiù”，我弄不清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出去告诉翻译说：“夫人生了个男孩。”原来“Fiù”是男孩之意。是男是女，我无所谓，已有三个男孩了，这是第四个。
他还拍拍我的头说“Jó”（好），我知道是表扬我。然后护士用车把我推出了产房。接生时，医生老说“Jó”“Jó”，也就是说我和医生配合得很好的意思，这我已经懂了。
产后，匈牙利外交部、苏联大使夫人、朱瑞玉都给我送来鲜花，说我是“英雄母亲”。这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觉得生孩子是非常普通的事，有什么可庆贺的呢？
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碰到陈赓同志。他原来是太行山区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他说：“呦！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呀！”
我说：“什么英雄？”
他说：“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为英雄，消息传到国内，大家都知道啦！”
据匈牙利同志说，在匈牙利医院里，不管是本国妇女还是外国妇女，生孩子都是又哭又叫的。的确，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听到哭叫声。他们有时还打开我的门看看，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
朱瑞玉告诉我，医生、护士和产妇都说，中国的妇女究竟不一样，是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真是英雄。我听了觉得真好笑，那时我们女同志都是生育年龄，在哪生孩子也都是不哭不叫的，只不过我是第一个在匈牙利生孩子的而已。
建国初期去驻外使领馆工作是允许带孩子的。我的老五名叫胜利，原来放在香山慈幼院。因为他断奶早，爱生病，院方不愿留他，我就从香山慈幼院找了一位有经验的保育员吴南同志带着老五，随后一起来到了匈牙利。老六和平出世后，也由吴南同志一起照看。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在北平英勇牺牲。她21岁守寡，后来在我家待了近20年，对我帮助很大。
朱霖离休后，以其亲身经历撰写了《大使夫人回忆录》。
我一天到晚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照看孩子。老五又调皮，一个人上街乱跑。为了不牵扯精力，不影响我的工作，防止他出事，我不得不把他送进匈牙利党中央的幼儿园。由于受传染，他曾害过三次猩红热、三次肺炎，身体很虚弱，多亏匈牙利医生的治疗和吴南同志的照顾，才逐渐健康起来。
老六两岁多时害了白喉。吴南打电话到办公室，说小孩病了，要我赶快回去看看。我说：“等一会儿，现在正开会，等我下班后再去看吧。”后来吴南又来电话说：“朱霖同志，小孩不对头，眼睛紧闭着，出气都很困难，你再不回来，耽误了我可负不了责任。”我回去一看，果然很严重，赶快用车将孩子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孩子患的是白喉，立即连同阿姨收留进传染病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主任、教授都出来了。由于被我耽误了时间，老六好几天后才脱离危险。我到医院去只能站在病房玻璃窗外看。
阿姨告诉我，昨夜小孩休克好长时间，高烧不退，医生用湿床单来回替换着包，把阿姨关进厕所，不让她看，怕她心疼难受，等小孩缓过来了，也只让隔着玻璃看。
我听着阿姨的叙述也流泪了。老六的病经过匈牙利医院的精心治疗，很快就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当时外国人员带孩子出国也是向苏联学习的。当然，这样做有它的好处，但对国家、使馆和父母来说，负担太重；使馆的工作环境也不适合带孩子去，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不利。所以，到1954年初夏，我们就让吴南同志带着两个孩子先回国，送他们进了外交部托儿所。
朱霖与丈夫黄镇和孩子们合影
四个大孩子都放在国内，一个上了住宿小学，三个放到军委保育院，总的来说很好，比在农村时不知强多少倍，但也有些新问题。
1952年我回国开会时，先到育英小学看两个大孩子。老大是女孩，农民叫她二乖，因为奶娘家的女儿叫大乖，上学后起名黄文；老二是男孩，农民叫他黑胖，他当时是又黑又胖，上学后取名黄山。
我一去，黄文很快就来了，但黄山怎么也找不见，我和老师都很着急。
老师吃完晚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的床底下，连忙把他拖来见我。
我问黄山：“你怎么不见我呀？”
他说：“老师上课时说，北京有特务，坏人很多。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有妈妈来看我？我不能见她。我先躲在自己床底下，想想不放心，又躲到老师床底下去了。”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
接着，我又到十一小学去看老三。老三是个女孩，也已上了小学。她一见我就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奶妈家叫米囤，现在人家都笑我的名字难听。”
我说：“米囤是表示家里粮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
她说：“老师叫我改名黄浩。”我说：“同意，就叫黄浩吧！”
最后，到军委保育院，看见了老四。这又是个男孩，名叫黄河，四岁多了。他是1947年8月24日黄镇同志带领部队过黄河那天出生的，警卫员同志看到捷报给起的名字。
老四早把我忘了，不愿跟我走。我说：“上汽车！”
他一听汽车，才愿意了，站在汽车上高兴得直跳，再三问我：“你是我的妈妈吗？”我说：“是。”
他说：“你是我的妈妈啊！赶明儿你可要来接我啊！”
听这话，我感到很心疼，眼泪马上掉了下来。他一定看到许多妈妈常来接孩子，可是我们在国外工作，怎么能老来接他呢？
1989年夏，黄镇夫妇在北戴河与邓小平夫妇相聚。
那个时期，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的后方工作很重视。福利科的同志很负责，经常动员老师把孩子们接到他们家中去，过半年还给孩子们拍照寄给我们。我们无须牵挂，可以一心放在工作上。
在军委保育院的孩子们是很幸福的，那里有全心全意为孩子们服务的丑志刚院长和其他保教同志，他们对父母远离祖国的孩子们又特别细心照顾，该入小学的与外交部福利科联系，转入住宿小学。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可敬可爱的好同志，他们也是外交工作的好后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