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周总理当翻译（一）：他最后一次主持招待会时，宴会厅内的几千人站起来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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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允熬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馆翻译、随员，前驻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大使。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所以能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将积贫积弱的中国引向民族复兴，得益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之路；得益于扎根人民群众之中，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也得益于拥有一批在长期苦难奋斗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他们经过千锤百炼，功勋卓著，深孚众望。

周恩来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周恩来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首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是在1957年7月21日。那时我刚满20岁，是外交学院的大一学生。是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临外交学院，参加我校1957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

◎ 1955年9月10日，外交学院在北京西苑的中直机关礼堂召开成立大会。1955年9月12日，外交学院学生正式上课。周总理为外交学院亲笔题写校名。

外交学院创建于1955年9月，是周总理提出倡议，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建立的。周总理亲自题写了外交学院的校牌，亲自审定了位于展览馆路的校址，并曾表示他可亲自兼任外交学院的院长。

后因总理工作过于繁忙，这一想法终未实现，但他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十六字箴言，是对中国外交人员基本素质的要求，也成为外交学院的校训。对外交学院师生来说，周总理兼外长是我们最直接、最亲近的国家领导人。他莅临我院那天成为全院的节日，大家喜气洋洋，欢欣鼓舞。

◎ 1957年7月21日周总理到外交学院出席1957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

◎ 1957年7月21日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学院全院师生讲话。

那天，周总理在全院师生热切期盼的掌声中对大家亲切讲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他在谈到我国对外工作时说，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来建设，是外交战线所要担负的任务；争取和平，要同国防力量相配合，外交部和武装部门是以两种形式来保卫国家的和平建设。他勉励年轻的学员们献身于外交事业，刻苦学习，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恩来传奇般的革命生涯，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丰功伟绩，以及他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展现的外交才华，早已使他成为我们高山仰止的偶像。能亲眼目睹心仪的周总理的风采，亲耳聆听他对莘莘学子们的殷切期望，让我们深为激动和自豪，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鞭策我们发奋学习，早日成为祖国外交事业的一名合格战士。

为周总理当翻译

我于1960年8月从外交学院毕业后，到我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六年。1967年初奉调回国，在驻外人员回国学习班参加“文革”运动两年多后，于1969年秋被调到外交部欧美司工作。

那时中苏刚在珍宝岛打过一仗，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在全国加强备战的背景下，外交部大幅度精简机构，大批人员战备疏散到外地干校劳动。欧美司由原美澳司、西欧司、国际司、条法司等单位压缩合并而成，司长姚广。司下面设若干组，其中拉美组仅六七个人。

当时“文革”内乱还在继续，对外工作也常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能出面见外宾的中央领导人不多。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周总理苦撑危局，日理万机地超负荷工作，勉力维持党和国家中枢的运转，并仍挤出时间接见一些外宾。

那几年留在部里上班的西班牙语翻译寥寥无几，周总理会见西班牙语外宾时，领导常派我去为总理当翻译。这使我有幸多次亲身感受周总理的崇高精神、伟大风范和感人肺腑的人格魅力。

◎ 1970年12月14日周总理会见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智中文协主席、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安东尼奥·塔沃拉里（前排左3）一行，后排左2为作者。

周总理自己懂数门外语，接触外宾又多，对翻译工作的甘苦特别理解。他对翻译要求十分严格，又体贴入微地指导帮助大家。他要求翻译“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强调学外语要天天练。他说学艺术的每天要花四小时练基本功，学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三小时练基本功，否则外文就忘了。

他还多次强调翻译要熟悉外交业务，要让翻译阅看有关的机密文电，参加外交业务讨论。1970年12月14日，周总理会见智利瓦尔帕莱索智中文协主席塔沃拉里时也谈到了翻译问题。据新华社当日报道，周总理说：“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翻译与外语接触少了，荒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向。现在正在恢复。”

周总理对年轻翻译们的关心帮助与批评教诲，让我们刻骨铭心。为便于翻译，周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常会主动把斤折算成公斤或吨，把亩折算成公顷。西方很多语言里没有“万”这个词，而是用“10个千”来表达，“十万”就需用“100个千”来表达；也没有“亿”这个词，而是用“100个百万”来表达。所以当数量很大超万上亿，有些翻译常会因一时换算不过来而发懵卡壳时，总理会耐心帮助翻译解危纾困。

不常用的外国人名和地名，也是令翻译们头疼的问题。有次周总理与外宾交谈中谈到海参崴，幸亏我还记得它的西语名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才未因中外地名的差异而卡壳。特别是日本的人名和地名，形态上是汉字，发音却完全不同，翻译无法靠汉字发音来蒙混过关。所以周总理曾让亚洲司日本处编写中日文对照的常用日本人名地名手册，便于其他语种的翻译们学习掌握。

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周总理有一次在京会见和宴请来访的赤道几内亚外宾，由我当翻译。那天我坐在总理身旁，只顾专心翻译，没有动筷子。总理注意到我的拘谨后含笑说：“当好一个翻译不仅要用心翻译好，也要会抽空吃点。在吃饭方面，新翻译也要向老翻译学习。冀朝铸能一边翻译一边吃，两不误，他还会吃鱼吐鱼刺呢。”他说着还夹点菜放到我的餐盘里。

◎ 冀朝铸（左四）为周恩来会见尼克松担任翻译。

席间，为了让外宾有时间进食，周总理有时也特意与中方人员交谈几句。他曾问我说，西班牙语不大好学吧？年轻气盛的我答称不难。总理说，那以后可以让你教西班牙语。在谈及非洲的古老文明时，总理考问我是否知道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在哪里？我不加思索地答称中国。总理严肃地批评我说：“大国沙文主义！” 这六个字的严厉批评，令我终生难忘。

在为周总理当翻译时，他很注意听翻译的译文。有一次周总理在会见智利社会党友人时谈到“马克思主义”， 我随口译成“马列主义”。总理用犀利的眼光朝我看了一眼，让我顿时惊醒自己失误了，赶紧重新改译成“马克思主义”。

我们因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信仰列宁主义，习惯将马、列并提，平时不大注意“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区别。但欧美国家的社会党不同，它们大多只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接受列宁主义。我的失误触及了他们的忌讳。尽管当时总理没有为此事对我有更多的批评，但仍让我自责不已，一直牢记于心。

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我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在1974年9月30日。那天周总理抱病主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盛大招待会。我国各界代表、外国来宾和驻华使节等共4500余人出席。我作为外交部工作人员参加。

◎ 周恩来总理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前我曾数次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但那次心情很不一样。国庆25周年本是喜庆的日子，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喜气洋洋。然而在那天的喜庆气氛中，我们都有一份往日不曾有过的不安。

因为在那年7月5日，周总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消息见报后，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生病住院了，尽管并不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情况怎么样，大家普遍担心的是周总理身体怎么样了? 他能出来主持当晚的国庆招待会吗？

当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灯光齐亮，军乐队奏起《迎宾曲》时，周总理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副主席等缓步进入，宴会厅内的几千人立刻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克制不住兴奋，长时间热烈鼓掌，口中情不自禁地互相说着“周总理！周总理！”

有些人，包括一些外宾，甚至不顾礼仪，激动地站到椅子上，想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当招待会报幕人宣布国庆25周年招待会开始、请周总理致辞时，全场再次掌声雷动。

◎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并讲话。

周总理用人们熟悉的带着些江苏口音的普通话说：“25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25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考虑到周总理的身体状况，那天为周总理准备的祝酒词特短，只有400来字。周总理每讲完一句，宴会大厅里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鼓掌的时间，远远超过他讲话的时间。

当周总理说到，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并提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大厅里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人们举着酒杯，怀着敬重、担忧和期盼他康复的复杂心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脸庞明显消瘦的周总理从讲台回到主宾席。新中国成立25年来，每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那天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