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共同富裕与新发展阶段新使命

来源：IPP评论

4月6日下午，中共浙江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应邀作《共同富裕与新发展阶段新使命》专题报告。

4月6日下午，浙江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郑永年教授应邀作《共同富裕与新发展阶段新使命》专题报告。（图源：今日浙江）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要破解的一个难题。无论是欧美，还是其他一些国家，都还没有成功破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停留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研究共同富裕问题，不仅对浙江有意义，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意义。浙江做成功了，就对整个中国有意义；中国做成功了，就对整个世界有意义。　　

一、什么是共同富裕？

第一，共同富裕是一种理想。它类似于古代人们向往的“大同世界”，这种理想状态的设定非常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开放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是有方向的。

第二，共同富裕肯定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我们追求平等，但也承认社会差异。如果没有社会差异，社会就很难有进步，差异既是进步的产物，也是进步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共同富裕的概念表明社会必须具有基本的公平与正义。社会差异是存在的，但必须保持基本的、人们可接受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四，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继续做大饼，在大饼做大的基础之上分好大饼、实现公平。

第五，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包容式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排他性的发展。一方面，已经实现了富裕的社会阶层，不应因为自己有钱了就垄断发展、不向社会开放；另一方面，较不富裕的社会阶层，也应在这种开放中感觉到自己是有机会得到发展的，而不会因为自己较不富裕的现状而仇视富裕阶层。

二、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

第一，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西方的政党，是通过实现向人民承诺的使命、为人民服务而执政的一个政党。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那么长远使命的政党。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新阶段的新使命，所以要努力去追求它、实现它。

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国老百姓“中国梦”的一部分。公平正义平等的理念，几乎是所有文明都提倡追求的。共产主义所蕴含的平等理念，包括传统的大同思想等，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过期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追求。

第三，共同富裕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社会成员之间要互相信任。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分化太厉害了，社会共同体就容易解体。财富增长不见得就会带来社会稳定。经济跟文化，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要均衡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因为社会的主体是老百姓。经济发展应当是工具，而非目的。

第四，共同富裕是今天中国经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所需。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需要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或者内需社会。用学术界的语言来表述，内需社会就是中产社会，中产社会就是消费社会。如果不能把中产做强做大的话，就很难建立一个消费社会和内需社会。

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分配，而是为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之中才能把中等收入群体做大做强。

同样重要的是，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由创新主导，而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社会的现象。创新需要受过教育且能够承受一定风险的阶层来主导。基于共同富裕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仅要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实现，还应当在不同的省份、区域间实现。

第五，共同富裕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管子，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大家都有过类似的表述：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有恒产非常重要，有恒产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有了恒产就会爱国，社会就会更加稳定。

共同富裕肯定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

第六，共同富裕是西方社会的教训启示。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最激烈的一个思想家，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资本唯利是图的时代。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危机，也是由于没有实现共同富裕。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很迅速，但是社会越来越分化，美国从以往“中产阶层”演变成为“富豪社会”。我们要认识到一个教训，即经济发展不见得就能为社会创造稳定。有的贫穷社会反而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社会分化太厉害了，这个社会反而不稳定。　　

三、共同富裕为什么不容易？面临哪些挑战？

伟大的事业往往有巨大的挑战。

第一，历史的经验。西方社会从贫富悬殊发展到比较公平的福利社会，再到当代的高度分化和分裂的教训表明，即使达到富裕社会了，也不能保证不会出问题。社会总是在反复中变化的。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研究发现，二战以来，仅有不到20个经济体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当中除了中东、北欧一些资源类型国家外，基本上就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人认为中国也是儒家文化圈，不用担心，肯定也会跟日本、“亚洲四小龙”一样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麻痹大意而放下警惕之心。

第三，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主动跟世界体系接轨，发挥人口红利优势，赶超发展。但现在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我国的发展是个不小的挑战。

第四，中国内部发展中的一些短板。中国在内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短板，尤其是技术方面。迄今，中国仍然是一个技术应用型大国，不是技术原创性大国。有些企业认为这个世界市场会永远存在下去，所需技术可以通过采购来获得。其实不然。从历史上看，世界市场的存在是运气好，世界市场不存在才是常态。原创性的东西是大国重器，但产生原创性的东西需要一个过程。

四、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一）制度优势

中国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中国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的制度支撑。能做到这三个“可持续”的国家很少，中国就是一个特例。从制度上，中国拥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有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有政府跟民营企业互动的混合资本，这三种资本的经济结构非常合理。在中国的哲学理念里，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除了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还有国有企业。有有效的市场，其中政府托底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而民间资本发挥其无限的创造力。在这方面，浙江非常典型。总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历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但中国基本上没有金融危机，这是跟中国的市场有关系的，它提供了经济迅速恢复的能力。

2. 可持续的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源自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社会大规模脱贫。政府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对口支援等国家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同时，中国的社会稳定跟参与式的经济发展有关系。中国从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到现在的农村发展，都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的，这可以使老百姓有获得感。

3. 可持续的政治保障

中国得以实现无论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其背后都是因为可持续的政治保障。每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作为稳定的力量，中国的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上非常稳定，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许多历练才能上来，这样既保证了执政党的先进性，也保证了他们的领导作用。

（二）财富与创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的财富提供了很重要的物质基础。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也具有最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尽管我们的制造业还比较低端，但是什么都可以造，并从早期的技术应用开始逐步转向原创性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创新体系也基本上形成。

（三）开放与市场优势

中国有两个突出优势。一是开放的潜力。中国从改革开放中快速成长，但开放潜力还很大，只要继续实行开放就可以改变世界资本的流向。二是庞大的市场。中国的市场规模很大，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西方企业离不开中国，当然前提条件是要自己开放，不开放了人家就进不来。　

五、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个过程，要通过发展，绝对不能仅仅只是分配。把饼做大难，分饼也不容易。

（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1. 内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推动市场主体共同发力、均衡发展

特别要强调正确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理清两者的边界。国有企业需要考虑清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改革内部运作方式和资本运作方式。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自然垄断行业、公共服务行业，国有企业可以建立主导地位，也可由多个国有企业进行良性竞争，以避免形成垄断局面而阻碍进步。更多的领域则可以交给民营企业来做，有民营企业的竞争才会有进步。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外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推动第三次主动开放，即使是单边开放

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不开放，最强大的国家也会落后。近代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主动开放。第二次主动开放使我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使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封闭的经济体发展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帮助8亿人口脱贫，这些都是主动开放得来的。

对于面临的外部形势，第一，要主动开放，即使有人封堵，我们也要向世界开放。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生产要素才能流进，不开放就会落后。中国是有能力实现单边开放的，但单边开放不是毫无原则的。

第二，要在主动对外开放中实现标准化、规则化和国际化。欧洲国家的强大就是因为国家市场的统一、内部规则的统一，直到建立今天的欧盟规则。中国的市场体量很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中国如果能把内部的规则统一起来，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各地区之间投资贸易规则不一样，就可能导致互相恶性竞争。中国跟别国的竞争，也是规则上的竞争。我们还要学习先进的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同时把中国的规则推向国际，逐步推动中国规则国际化，这一点是必须要做的。

（二）公平社会与共同富裕

1. “上不封顶”

创造财富没有上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快，但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如他们高。改革开放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创造财富的机制，但我们还要探索保持财富、财富增值的机制。

要鼓励创新，用法治与规则去管理。鼓励高科技公司搞科技创新、积极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我们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寻找监管措施。要培养更多的企业家。商人唯利是图，但企业家精神是能改变社会的。

2. 下要保底

保底非常重要。保底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保障民生。医疗、教育、住房，这几块不是属于单纯的经济领域，是社会属性很强的民生领域，要深化医疗、教育、住房领域的改革。

二是要解决城乡问题。解决中国城乡问题，一定要双向流动。中国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人才和物力，但是农村存在着单向性流出的问题。如何使城市中上阶层跑到农村去，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双向流动，就是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如何能更大规模实现现代化，怎么在制度层面真正实现美丽乡村，在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制度性思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城市发展来讲，需要对城市化进行顶层设计，单一城市体量不宜过大。现在城市群的概念很好，浙江像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就应当形成一系列城市群，应当用卫星城的概念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尝试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社会服务统筹，解决户口问题，使资源均等化。这样我们既可以继续发展经济，又可以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

3. 做大中产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想大计划。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做大中产的一些有效经验。其实“橄榄型社会”前些年已经提出来了，这几年又强调了，确实是要作为一个主要议程来做。中等收入群体强大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了，一个社会所有方面都会改善。

（三）体制改革和完善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论经济、社会怎么发展，都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政治主体，如果没有政治主体，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是白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我们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地方。从历史上看，面对危机，必须有一个有效政府，因此，一定要把政治主体建设好。

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这是必然的。所有的利益问题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在互联网产生以后、社交媒体产生以后，政治参与可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中国的民法典是通过多少年的争论才推出来的，西方他们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