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招待所里的国际风云

作者 | 孟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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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雅宝路招待所老照片

我们外交部子女最早印象的外交部招待所是设在雅宝路肿瘤医院北面的灰色三层的楼房,离日坛公园西侧不远。这个招待所是50年代初期就在此开张使用的。那时,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入外交部的干部都在此落脚。很多驻外使馆的干部回国后家里没地方住,也住进外交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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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外交部东门

五十年代初期,外交部的规模还不大,建交的国家也就一二十个,干部也不多。这个招待所虽然不算大,倒也够用了。50年代外交部还没有建成片儿的集中居住的宿舍楼,干部家属都分散居住在北京市大街小巷中的院落里。

北京那时鲜有居民楼,都是住胡同里的平房。好在这些院子都是外交部的,居民一致,家属及子女也都互相认识,多集中在东城区一带。有家的干部一般都是住一两间房子的,多数全家挤一间住。

拿我家来说吧,50年代初我爸妈到国外任职,就把两个哥哥放在外交部西郊幼儿园,由公家照看,顶多有父母的战友故旧领他们去自己家住几天。那时在北京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可以称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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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外交部幼儿园第三届大班毕业证

(单伟提供)

这期间,1950年7月份我爸我妈出国赴任时,我二哥刚刚满两岁,我妈就把他放在山东老战友王文轩、刘凤家寄养。

王文轩后来是七机部的领导,1955年的少将。刘凤阿姨后来是煤矿文工团的团长。王家六个孩子,其中有北京干部子弟无人不晓的灭了“小混蛋”的王小点、王毛点。王家的儿子比老子更出名。一直到现在,那一代的干部子弟还都记忆犹新。

我哥跟小点同岁,大一些,为哥。刘凤阿姨将两个孩子一起养。后来我二哥上了幼儿园,周末接到王家过,所以我哥跟王家几兄弟特别亲。

建国初期外交部的干部还是很讲艰苦奋斗的,有困难尽量克服,不能因为自己的小家而影响到工作。好在这批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没有什么个人的打算。

我三哥和四哥分别于1951年、1952年在国外出生,我是1954年在北京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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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银胡同(图片来源:厚德东方)

50年代中后期,我家住东城区顶银胡同3号。那是一个旧官僚的大宅子,楼上楼下十几个房间,院子里还有东、西、南偏房。我家住楼上朝南的一间大房里,只有一间,全家挤着住。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

这个院里大概住了二十多家。隔壁的邻居是林中一家,大大小小的孩子六个。林中后来做了部领导,部长助理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邻居是肖青和他的夫人张景珍一家。肖青的姐夫是中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明。肖青是信使队的队长。

我爸我妈再次外派是50年代中后期,每次回国都住到雅宝路的外交部招待所去。因为家里只有一间房,阿姨带着几个孩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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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房胡同(由康矛召大使之女康小燕提供)

到了50年代末,外交部用盖北京饭店的剩料在东城区报房胡同35号(现69号)盖了一栋四层的干部宿舍,把正司级以上的干部都安排到那里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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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照片:2017-2018年装修前的报房胡同69号小区门口(由康矛召大使之女康小燕提供)

右侧照片:2021年1月12日的报房胡同69号居民楼(拍摄者是余湛前副外长之子余敬东)

1960年外交部在建国门外豫王坟盖的10栋宿舍楼建成启用,外交部的干部加工勤人员得以入住。驻外干部回国没地方住的问题解决,不用再住招待所了。

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北京陆续建成“十大建筑”——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美术馆、农展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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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东交民巷东口建成了“新侨饭店”,在东交民巷30号;紧挨着过去的“六国饭店”建了一栋五层的新建筑——“国际饭店”。两者合起来统称“国际饭店”,内部分新楼和老楼,归外交部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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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饭店变迁

“国际饭店”也是坐东向西。因为那时国际饭店南侧紧挨着城墙——从正阳门向东连接崇文门的城墙。城墙外还有一条护城河。现在的地铁二号线这一段就是在旧河道上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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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门位于正阳门东侧,为东交民巷西侧出入的便门。

图中左上侧为美国兵营和美国公使馆,左下为美军营操场,右侧分别为北京城南城墙墙根和前门火车站,远处城楼为崇文门。(图片来源: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在清末民国初年是使馆区,一道城墙把使馆区与城外的贫民窟隔开,也使得使馆区相对封闭,以至于闹义和团时没能攻陷东交民巷使馆区。

城墙破旧不堪,内侧有残毁,有很多土洞。我们小时候还多次去城墙上玩儿, 站在城墙上,可以看见楼里的大人开会办公。城墙下的土洞是玩儿捉迷藏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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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东口大门(内侧)近景

(图片来源:东交民巷)

1966年因邢台地震波及北京,位于外交部街的“老部”建筑开裂受损,继续使用有危险,于是外交部在四五月份搬家至东交民巷。

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占了大大小小五六个院子用于办公。国际饭店就改成外交部地区业务司办公的地方了,人称“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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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东交民巷15号,原法国公使馆大门

(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拍摄)

外交部的大牌子挂在东交民巷15号的门口,因为部领导和政治部在此。最大的办公地点是30号,原国际饭店,其内部有一个可以装几百人的大礼堂。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座后来成为招待所的建筑。

现在的华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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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说,国际饭店分新楼和老楼。新楼于50年代末期建成,共五层,楼顶上有两个亭子。这个建筑现在还在,叫“华风宾馆”。

老楼在新楼北侧。是民国时期英国人建的宾馆——六国饭店,四层,L形,大门朝西,门口有喷水池和花园,有很大的地方用于停放马车、马匹。那时交通以马车为主,很少有汽车,当时老百姓称汽车为“电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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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东交民巷,左侧建筑为正金银行,右侧建筑即是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是北京城最高最豪华的民用建筑,内设铁笼子式的电梯,内外可透视。老楼的电梯一直未变,外交部招待所时代已不能用了。新楼那边电梯可用,但不开。内部装饰是硬木条拼成的方砖地板,所有楼道都有棕红色的护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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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饭店内的豪华餐厅(图片来源:华夏文史)

新楼与老楼之间底层和楼上有通道,但不是每一层都相通。新楼老楼每个房间都带有卫生间,瓷洗脸池、浴缸和马桶,且卫生间的间量面积比现代宾馆要大得多。招待所时期很多从干校回来的人就在卫生间点煤油炉子自己煮饭吃。

老楼这边套间多一些,二层基本上都是套间。新楼三层四层东侧,有带凉台的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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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饭店及门前的御河(程箭提供)

原来六国饭店前有一条小河,称“御河”,50年代搞市政建设时把河给填了,成为现在的正义路街心花园。路西围墙内属公安部的地盘。路东围墙内分别属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卫戍区,基本上向北延伸到长安街。

正义路从长安街向北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招待所处,因为招待所内的院墙,直马路拐了个弯儿才能与前门东大街连上。这个路口狭窄,常常堵车,且此处向北100米不到就是北京市政府。

80年代初,北京市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以市政建设的需要,强令外交部把招待所的院子交出,把马路取直。于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一出大门就是大马路,没有地方停车,只能绕到楼后停车,原来国际饭店的露天游泳池改建成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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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停车场是以前露天游泳池和小楼所在地

外交部招待所是1970年从雅宝路迁至东交民巷30号的,当时叫“反帝路30号”。传达室设在院北门。门口没有挂牌子。

招待所鼎盛时期是从1972到80年代中期,外交部又盖了不少宿舍楼,把久居招待所的人都陆续安顿了。

1988年,在修理老楼时,因工人不慎,施工时使用电焊不小心引起大火,竟然把老楼烧个精光。我们在老楼住过的人都知道,内部基本上都是全木结构,一旦着火根本无法救。

老楼(原六国饭店)

烧毁后,原址上

盖的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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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外交部在老楼的废墟上就着地形盖了一个宿舍楼,南北走向,坐东朝西。该楼13层,有百十户外交部的干部居住。

自此,六国饭店这座历史建筑就这样完全消失了,连一点遗迹都没用留下。

再给补几句。国际饭店楼后面有个带跳台的游泳池,每年夏天外交部的孩子们都去那里游泳,我就是在那里学会游泳的。

老楼的地下室是半地下的,临街有带铁栏的窗户,新楼地下室没有。

再有就是招待所的食堂,原来是六国饭店的宴会厅,里面的厨房巨大。每次路过都会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大宾馆宴会厅的味道。我很怀念这个与我成长有关的味道。

另外,外交部招待所的饭菜味道特别香。厨师个个是经过大世面的高手,手艺高超,极其普通的食材就能做出与众不同的美味佳肴来,跟“老部”食堂同一水平。

印象特深的是招待所大师傅做出来的鱼,其汁比鱼好吃,还有红烧丸子,比饭馆里的还好吃呢。总有几个一级二级厨师在那儿顶着,水平当然高了。现在的机关食堂,再也吃不到招待所食堂的水平了,想想都流口水。

还有就是招待所礼堂经常演内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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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年初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下半年,由于担心“老毛子”动手,中央各机关紧急疏散。外交部大部分干部带着家属下放到湖南、江西、湖北、山西的“五七干校”去了。外交部基本空了,只留下几百人维持日常的运作。好在当时中国外交基本停滞,也没有多少外事活动进行。

1970年下半年外交部又从东交民巷迁出搬到东四附近,征用的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所的大楼,外加隔壁对外文委的大楼。

原来挂外交部大牌子的地点——东交民巷15号给了柬埔寨的流亡国王西哈努克。1970年春,乘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之际,柬埔寨的朗诺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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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东交民巷15号西哈努克官邸看望西哈努克夫妇。

努克回不去了,中国收留了努克。正好外交部搬家,把东交民巷15号腾出来给努克。努克在此落脚并成立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亲王任首相。15号在清末民国初年是法国驻华公使馆,院内有四五个小楼,正好适合流亡政府办公居住之用。

东交民巷30号由国际饭店改为外交部地区业务司的办公楼,又改成外交部招待所。原来在雅宝路的招待所迁过来。雅宝路招待所给了日坛肿瘤医院作办公楼。

从1970年下半年启用,外交部招待所基本上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人入住,工作人员也不多。外交部的干部,包括工勤人员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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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合影

招待所包括新楼和老楼两部分,因入住人员太少,老楼那边关闭了,又由于缺少维护人员,有些地方地板破损、护墙板脱落,一幅破败的样子。只有新楼二三层有些房间还比较像样,摆着沙发,铺着地毯,接待大人物用的。

自1971年起,外交部招待所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主要是各“五七干校”回京人员入住,其中一部分是调回北京工作的,更多的是回京看病治病的干部,也有从国外回国在北京没地儿住的干部,如当时驻瑞典的大使王栋、刘峰夫妇。下干校前,我家与王栋家住对门,所以一眼就能认出,他回国述职就住在招待所。

我是1971年6月自己从江西干校回北京的。因为当兵未成,退回到江西干校。我爸心脏病好转,令我回日坛中学参加分配。我不愿意,我爸坚持,父命不可违,我就回北京了,拿着干校的介绍信,顺利入住招待所。

我爸我妈于11月底从干校回京治病,住新楼313,是里外的套间,带凉台。我就从集体宿舍搬去与父母同住。

父母回来前,我自己在北京,自在得很。招待所有些回京看病的老同志,其在各地的子女也回京探望,都住在招待所。我们天天在一起侃聊,互通各种渠道来的小道消息,评论时局。那会儿干部子女见面聊天都是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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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雅宝路招待所老照片(兄弟两个是陈辛仁的孩子——陈沂秋、陈淮秋。)

其中有些是各家的大孩子,如梁上苑大儿子梁巨泰,“文革”前就从哈军工毕业了,与毛远新同班。受父亲的牵连,他当时在上海继电器厂当工程师。梁家老二梁凯泰是大连海运学院毕业的,在远洋轮上当海员。小弟弟梁小六也是湖南干校回来的。我们天天泡在一起。

梁上苑以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因为“特嫌”问题在秦城监狱关着呢。夫人肖顺乔带着小六回京看病,其实是想打探小六爸爸的消息。

许建国的夫人方林阿姨也在。她家几个孩子分别在黑龙江、山西农村插队当知青。老四杜小宪、老五杜安琪、老六杜安陆、老七杜新启回北京探望。他们都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比我们这一拨大一些。只有小七是初中生,跟我四哥是外语附中不同班的同学。他们都是育英学校的学长。以前我总是没大没小地直呼“小五” “小六” “小七”,后来随育英同学叫,改称“五姐” “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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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国与妻子方林合影

许建国是外交部资格最老的人,1922年的党员,比部长陈毅资格还老。陈毅是1924年的党员。许建国在延安时任过中央保卫局长,在社会部工作过,后来到晋察冀,任华北局社会部长,还任过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解放后任天津副市长、公安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公安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履历极其丰富,通晓中共上层机密。

江青到延安后是归许建国管。后因不同意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他被江青记仇。“文革”江青得势后,把许建国抓起来关在秦城监狱。他是从公安部副部长任上调入外交部,任驻罗马尼亚大使的。

总之,住在招待所的人大都有“问题”,很少有“清白”之人。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外交部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时,规定必须将个人户口转到外交部的集体户口,并将居住的房屋退还给外交部。

个人工资在“五七干校”发放,粮食关系在“五七干校”,下干校的人回京没有住处,只能在招待所落脚。每个家庭又有子女在各地,父母回京后子女多来探望团聚,子女也不得不住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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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30号新楼楼顶,背景有故宫、景山、北京饭店。照片上从左到右为袁克西、林铁、何小明、荣海京,都是干校回来的,在招待所住过近十年。

一时间,招待所多了一批来自在各地插队劳动的知青。到1972年,特别是1973年,外交部招待所人满为患,老楼那边早就住满了。迫不得已,连楼后面游泳池北面的两个小楼也都住满了。

小楼又旧又破,总共十几个房间。这里被招待所改成男生集体宿舍,专门安顿干校回来的男孩子。前面那个灰色小楼天花板破旧,经常脱落,幸亏没有砸到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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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招待所后院小灰楼,当年六国饭店董事私宅。

(照片中人物为袁克西)

后面的小楼以前是国际饭店的工勤人员宿舍。这两个小楼安置了得有四五十个干校回来的孩子,挤得满满当当的。

自从1970年7月陈家康在湖南干校去世,1972年5月潘自力在山西去世,外交部不敢掉以轻心,开口子允许有病的干部可以回京看病治病,以免更多的悲剧发生,吃不了兜着走。于是越来越多的干校人员回北京治病,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住在招待所。


这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跟外交部招待所或多或少有点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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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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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所乘飞机失事现场(沈庆沂摄 )

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林彪一系的人马被清洗。中央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需要有人来填补。于是一大批原来挨整的老干部被解放,回到权力舞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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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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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23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黄华、副代表陈楚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图为会场全景。(图片来源:新华社 )

说是恢复,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天也不曾待过。联合国大会以2/3以上的票数通过了驱逐台湾(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成员国的决议。中国方面对此明显准备不足(是啊,2/3的外交部干部离开本职工作,在干校种地),但还是派副外长乔冠华率团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并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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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自此,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一夜暴涨,这在客观上需要调整外交方针,在国际上开展工作,也就需要大量的外事干部出来做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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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中美两国的大门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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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到访的尼克松总统。(图片来源:新华社 )

毛泽东调整了外交方略,开始联美反苏。开创外交新局面需要大量的干部出来工作,完成大转型的任务。中美关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

外交部为了应付局面,开始从各个五七干校抽调人员回京工作。大局面大形势及身边不断有人调回北京,使得在干校的人们看到了重新出来工作的希望。

各级头头们不必再通过政治运动积极表现自己,挨整的干部也看到某种积极意义的曙光。各“五七干校”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一落千丈,有点儿搞不下去了,外交部各干校的政治紧张气氛松动了很多。

如前所述,干校回京的人员及家属回来大都住在招待所,外交部招待所人满为患。

——作者孟京生,第一代外交人员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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