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缅甸，以前做的不好，但现在要及早调整了

近期中缅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缅甸在走向“多元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转型不适，包括对中缅关系带来的种种不适，中方的主动调适比缅方的被动调适更为紧迫和关键。中国应以一种新方式与一个新的缅甸打交道。

    我们知道，小国在国际政治中通常是大国角力的棋子，可以被牺牲和利用的。但是，小国如果处在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就有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关键节点，影响到大国关系的博弈。缅甸就是这样的国家。

    过去，中国把中缅双边关系的日常处置权力大量下放给了云南省政府及云南驻军领导有其历史和地理原因。云南与缅甸之间漫长的边境线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带。即便是在现在，所有缅中航班也都必须经云南省会昆明中转，而仰光与首尔、新加坡、曼谷、香港、胡志明市以及其他若干目的地之间却有直航航班。缅甸的上层人物们已经发现，太过依赖于在中国级别相对较低的庇护者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缅甸政府希望在保证中国传统友谊和帮助的同时，也能改善同西方的关系。

现在，中国和缅甸都认识到，因中缅关系处置不当，损害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缅甸作为中南半岛上对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中缅关系需要大幅提升级别，需要建立起类似中巴关系一样中缅关系，建立起一种维系双方在战略、安全、经济甚至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合作框架，无论缅甸国内政治怎么变，都很难改变中缅友好的合作关系。

解决中缅问题的新思路：

对于中方在缅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突破提出如下观点：

根据与缅甸打交道的经验，顺畅、有效的沟通，过去特别是与军方核心决策人物的沟通，是保证合作成功的必需必要条件。但这同时又是一柄双刃剑，很多问题源于信息不畅和误解。正是因为我们过去注重只与上层人物沟通，忽视了民间，所以普通缅甸人才会因为信息不畅而会被有心人误导和煽动。

现在，世界是用嘴说话的时代。因为媒体和网络的发达，民意和舆论更容易成为打击对手的工具。以往，我们只注重做，忽视了说，即使是惠及缅甸民生的好心和善意，我们做了，但普通缅甸人可能看不到，或者说看不到那么远。长期以来我们在缅甸的运作忽视了民间，一直只注重和军方打交道，很容易激起普通民众的逆反心理。在一些问题上，缅甸人在反政府反军方的情绪下，我们就成了出气筒，受气包。所以，在缅甸，需要有人帮我们宣讲，需要在除了官方和军方背景之外，在社会上，在民间，在宗教组织里，有地位有实力有话语权的人和团体为我们说话。

目前看来，从国内制度、文化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暂时没有优势，应对手段多以经济合作为切入点的地区一体化建设，以及相对美国而言我们具有的地利之便，才使得我们在该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和制衡美国的能力。实际上在缅甸，我们还拥有大量同文同种的华裔，地利人和其实皆备。今后中国应从长远的战略需要出发，在继续深化和寻找与东盟的地区内经贸合作形式之外，更要加深该地区对中华文明的社会、文化、习俗的认同以及符合现代模式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软实力的影响和渗透，不仅要达到建立与缅甸高层核心人物的利益纽带与共识，更要实现民间层次的沟通和交流，培养民间亲中的土壤，交好社会上亲中的团体和个人以及宗教领袖。尤其要接触反对派，无论未来缅甸政府是否亲华，我们都要与反对派接触，要记住，任何时候与反对派接触都不是坏事，即使不能让他们亲华，我们也交的是朋友不是立场，中巴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两手准备应对未来的缅甸之局，将中缅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邻居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多元保护体系

    前面我谈到了要加深该地区对中华文明的社会、文化、习俗的认同以及符合现代模式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软实力的影响和渗透，实际上就是运用多元保护的模式捍卫我国的海外利益。海外利益，即指境外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

从密松电站的例子可知，我们的对手惯于用低成本的非政府组织模式，组织和煽动民间和宗教的团体阻扰我们，这也是当今西方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里惯用的手段，即所谓的现代干涉模式。既然要迎接挑战捍卫自己，具备地利人和的我们，面对人家不辞辛劳、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我们应有信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多元化立体化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体系里，国家政府是主要力量，但在许多不适合展示国家力量的场合，为避免激化国际矛盾，制造外交紧张气氛，不利于当今和平发展潮流的时候，国家力量就需要隐身幕后，由民间的企业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模式出面，即所谓现代通行的大国干涉模式。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对本地区的稳定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我国的各类非政府组织要主动进入缅甸，在与缅甸政府和军方保持合作与一致之外，积极参与缅甸社会在灾情、人权以及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活动。缅甸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民族，与缅甸人打交道，需要谨慎言行，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宗教。尽量低调、谦虚，不可炫耀、显富。放下大国国民的派头，避免国内的官僚架子和言行，切忌待人态度傲慢与疏忽。无论是中国红十字会，还是其他什么基金会、商人协会、教育组织、律师组织甚至是民间智库和宗教协会，以NGO（非政府组织）的模式入驻缅甸，主动与缅甸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互动与沟通，亲善交流，听取和帮助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因为，能左右人心的，既非武力也非思想，而是利益），打消他们的疑虑，培养亲中的氛围。与此同时，在一定“特殊形势”下（例如军方处于被动，遭受国内国际舆论削弱或动摇其统治时），以调停缅北内战，换取支持在缅同文同种的亲中华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迅速崛起，支持和鼓励他们掌握民营的电视台、报纸、网络等舆论宣传工具，并逐步进入到缅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这点需要根据实际和及时的形势与环境灵活斟酌处理，不宜太明显，可做不可说），由此，为我们在缅的企业、项目和公民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市场环境和生活空间。用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削弱和边缘化西方非政府组织在缅甸的作用。

（古罗马帝国的凯撒曾说过，要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比如在对付政敌庞培的时候）有几个得力的帮手，就必须在平时加以培植。）

其次，通过旅游、通婚、留学等模式，要扩大中缅年轻一代的互动交流，设立支助资金和交流项目，无论是华裔还是土著，鼓励缅甸优秀的学生来华求学，或者邀请缅甸军方与民间有潜力的人士，来华访问交流与进修，在缅甸民间培养下一代亲中团体和魅力领袖，为未来缅甸的进一步民主化未雨绸缪。

再则，十八大提出，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是捍卫国家海外利益的强力手段。因此，若能更进一步，可以尝试在缅甸建立非主流的驻军模式。比如，如果条件许可，以打击贩毒、海盗和保护侨民与中企的名义在缅甸建立海监、缉毒武警以及民间安保力量等非军方性质的单位或公司，签订《中缅地区安保合作条约》类似的协议。

等等，多元保护体系，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文化等软实力，现在就要以缅甸为练手，为国家整合东南亚的战略布局，也为企业和个人在东南亚的市场和空间谋利，各尽其职。 

综上观点，缅甸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中方在新形势下的缅甸要大胆解放思想，开拓崭新思维，勇于迎接挑战，全面提升中缅双边关系的级别，积极拥抱机遇，在尊重和做好核心人物的沟通工作之外，更要全方位促进中缅各阶层各个领域的交流，弥补隔阂，减少误解，增进双方的认可，这样才能继续为外交大局赢得良好的信誉和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