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宋朝士大夫：《卖油翁》和重文轻武。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 ，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上面的这篇文章叫《卖油翁》，作者是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这篇文章入了语文课本，上过初中的人们都学过。按教科书的说法是说明“熟能生巧”的道理。其中的陈康肃公叫陈尧咨，是宋真宗时的状元。

但是作者欧阳修写此文的本意可不是为了说明什么“熟能生巧”的道理，而是在讥讽陈尧咨作为一个“状元”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去练什么射箭，这种技巧只配和贩夫走卒比手熟而已。身为士大夫的欧阳修看不上这种粗鄙的技能，也看不惯别的士大夫去做，所以才写文章讥讽贬斥。这也迎合了宋朝统治阶级上层逐渐强大起来的重文轻武的社会潮流。

其实，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并不轻武，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搞了“杯酒释兵权”，但对武将和军功并不轻视，他还曾让科举的前两名通过“相扑”来争夺“状元”之位。有边关大将强抢民女，宋太祖赵匡胤不但没趁机夺兵权治其罪，反而做两方的工作，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对武将更不放心，打仗要派文官做监军，但也曾在大将曹彬其死后封其为王，极尽死后哀荣，以示尊崇。

在宋朝初年，即便是文官也不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除了前面说的陈尧咨善射，还有个叫王曾的也擅长射箭，在出使辽国的时候曾连射中的，反击了辽人的刁难，打击了辽人的气焰，维护了国家的体面。还有更有名的有春秋战国士人之风的张咏，不但曾经单身旅行时杀过黑店老板，更曾经带兵平定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正是张咏的事绩以及文彦博平定王则起义的事绩，使得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个个以为自己是武侯再世，轻视武人，轻言兵事。其中最狂妄的韩琦在指挥对西夏的作战时遭到了惨痛的好水川之败，再加上三川口、定川寨之败，彻底把宋朝士大夫的胆气打没了，变得极端的“耻于武事”，极端的反对对外作战，以及变本加厉的歧视武人。富弼更是对宋神宗说：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这时候士大夫们反对对外作战，已经不是其所标榜的武人跋扈，必然功高震主，预防武人军阀化，预防陈桥兵变，而是不希望武人立功从而显得文官无能，为了这个目的，宁可国家屡吃败仗，割地（把军队打胜仗获得的国土归还敌人）赔款（岁币），把屈辱的谈判成果当成功劳来吹嘘。

北宋中后期士大夫已经从歧视发展到了仇视武人，以及武人的军功，特别是其中还掺杂了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新党支持对外作战，试图利用战功作为政绩来彰显变法的成果。旧党就歇斯底里的反对对外作战，不承认对外作战胜利有功，甚至在掌权后将对外作战获得的国土还给敌国，以达到破坏新党政绩的目的。

总之，宋朝的文人士大夫除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极端保守极端自私极端狭隘极端怯懦极端无耻的，有人吹捧司马光是北宋最后一个士大夫，可惜，“北宋士大夫”可不是什么褒义词，我在别的帖子里说过司马光反新法已经达到偏执的程度，司马光就是那五个极端的代表。一个一辈子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的大臣，唯一值得一吹的事迹就是传说的“司马光砸缸”，一个被吹捧出来的“名臣”——唯一的成就只是编写了部《资治通鉴》，穿插在书中的“臣光曰”摆明了是——“划重点”——想要指导皇帝如何治理国家，临死前想的做的还是要废新法。历史上还有一个关于司马光的故事“阿云案”：神宗时有个女子被家人卖给一个男人做老婆，这个女子不甘心，捅了男人一刀，虽然没能杀死男人，仍然被官府以谋杀亲夫定了死罪。神宗皇帝在新党王安石的支持下要免阿云一死，旧党代表司马光坚决反对。结果就是司马光一派失败了。所以神宗死后旧党复辟，司马光掌权后立刻就把阿云抓回来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