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随术变与清王朝的合法性构建——“张献忠屠蜀”再辨

10月21日下午，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四川博物院临展二厅开幕，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1月。

江口沉银再次把“张献忠屠蜀”的历史疑云钩了出来。之前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逝川曾写过一篇辨析性质的文章。

清初，四川曾经发生过人口大规模减少的现象，这一点已经是是学界共识。

按找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四川通志》，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全四川能负担赋役的成年男子的数量是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而且痛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也就是说，全省的所有人加起来还不如可能某东部省的一个县。

但是《明会要》显示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两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两千七十三”

，这里区分了户和口。按照这个一算，百年内四川人口减少了30多倍！

清朝官修的《明史》，包括同时代的清人笔记比如彭遵泗的《蜀碧》，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等等都全盘把锅扣到了张献忠的头上，说他几乎杀尽了四川人。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蜀民与此，真无孓遗矣！”

说张献忠杀了六个亿，这简直就……不多说了。

民国史学家对这段历史一直存在争论，在建国后，学随术变，张献忠和李自成是反明的农民起义，不能随便污蔑，所以学术界多强调张献忠杀的都是“地主阶级”，不过建国后前30年对史料整理有不少突出贡献，比如査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

1957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孙次舟老师的一篇雄文，细细辨析了《明史》的荒诞不经之处。

说句实话，《明史》在官修史书中真的算不上良史，一大毛病就是抄，东抄西抄很多时候也抄不到要领（比如明宪宗的故事就是抄的明末的小说），但是涉及到张献忠的时候，不光是抄，还要剪裁，特意把黑张献忠的文字剪出来贴上。

《明史》有关张献忠的记载主要是抄《绥寇季略》和毛齐龄的《后鉴录》。比如对张献忠相貌的描写，说他脸特别黄，身材高大，胡子跟老虎一样，绰号黄虎，一生下来就性情狡诈云云，全盘抄袭毛齐龄，问题是毛奇龄也是抄的别人的耳听风闻之言，总的来说的，这批人的史德是比较差的。

但是改革开放后仍然按照学随术变的传统，反之而反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献忠剿四川真相》，把四川人口的重要的锅还是让张献忠背上了，说他杀鸡取卵般地杀了200多万人。

我们先把主要涉及这块的典籍列举一下，除了正史之外，还有不少明清人的笔记。

梅村野史 《鹿樵纪闻》，

吴伟业《绥寇纪略》，

毛奇龄 《后鉴录》，

李馥荣 《滟滪囊》，

刘景伯 《蜀龟鉴》，

冯甦 《见闻随笔》，

彭遵泗 《蜀碧》，

费密 《荒书》，

欧阳直 《蜀警录》，

沈荀蔚 《蜀难叙略》。

傅迪吉 《五马先生纪年》，

〔法〕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

为了渲染张献忠的残暴，或者读者有猎奇心理看张献忠怎么杀人为乐的，可以读一下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甦《见闻随笔》等等，剁女人的小脚，一根木头从阴户直接捅到口腔不一而足。

这其中的不少作者，要么是生活的履历距离四川较远，要么是生活的年代距离明末清初较远，可信度有限。比如冯甦是浙江临海涌泉人，曾为官云南。在清政府和吴三桂决裂的时候，冯甦曾讨要一万七千两高价卖身给吴三桂为奴的银子，人品差，而且一辈子没怎么去过四川，却能洋洋洒洒写出种种张献忠的暴行，别人是开局一张图，剩下的全靠编，冯老师连开局图都没有。

而且这些文献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把张献忠死后的很多事情栽赃到他头上，观察者网的读者很多历史水平都很高，已经问出了这个问题：为啥张献忠死了之后四川还能抗清十几年？清军在和鬼作战吗？

辨析张献忠和四川的渊源，不得不说他曾经三度入川，逝川在文中特别提到了一点。

张献忠前两次入川，一次是崇祯七年二月，张献忠由河南攻入陕西，在遭洪承畴阻击后又攻入川东、川北部分地区，两月后返回陕南；一次是崇祯十三年四月，张献忠突破左良玉的防线，纵横整个四川近半年。这两次不但没有发生大规模杀戮行为，反而很多文献资料显示张献忠得到不少百姓的拥护：“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这是《明末纪事本末》的记载。

但第三次有所不同，这一次张献忠被各种围攻，顺治三年7月，张献忠出现了弃蜀入秦的想法，而且大西政权的丞相王兆龄蛊惑他说，四川的百姓反复无常，不如少杀一杀震慑一下，张献忠的“屠蜀”，应该主要发生在这个时候，但是到底规模有多大，也说不清。

有一点值得注意，从张献忠出现弃蜀入秦的苗头到他死亡，还剩下几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出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献忠剿四川真相》杀两百万吗？

其实张献忠这一辈子就从未全盘占据过四川，甚至连大部分都没占领过，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川西和川北一带，川南、川东主要为南明军队和摇黄土军盘踞。

至少川南、川东一带，出现什么很血腥的屠杀老百姓的事情，应该和张献忠关系不大。

​那么在张献忠死后（死于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又发生了什么呢？

“王师退屯保宁、成都……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竞无遗种”（顺治四年4月，成都人差不多快被杀干净了）

顺治六年清军进攻中江、射洪：“分兵攻击剿，斩获无算，鏖战七昼夜，余党悉除……”（《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顺治九年保宁攻防战：“擒获王复臣及其伪将，斩杀贼兵四万余级。”（《东华录》）王复臣手下加上做饭的勤务兵都不到一万人，怎么清军斩杀了四万人呢？

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三年，清军展开了对“十三家”的残酷清剿：“诸逆一十三家，一朝荡平，数万巨寇，无一漏网。”彻底占领了重庆和成都，“李、张二贼，至是尽矣。”

张献忠死后，到四川彻底被清军平定，差不多也有二十年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的四川是怎么样一幅景象：

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日之亭台楼阁，今日之狐兔蓬蒿也……里党古旧，百存一二。这是李国英的幕僚刘达，在顺治十五年在西宁口买战马途经川北，描写的情形。

清军在四川、湖南等地绞杀夔东十三家的时候，欧阳直在《蜀乱》中写到：“稍有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

清朝的政治法统建构 

笔者在前一段时间看清宫的宫斗剧《延禧攻略》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小文，不得不再次翻阅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其中有这么一段之前没重视，觉得可以拿出来和读者们一起品一品：

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肆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睹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倖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

开篇说明太祖即元之子民，明太祖出于綱常倫紀，他的明朝不是从元顺帝那里抢来的，而是从诸豪强流匪那里夺来的。注意，朱元璋在登基之后也多次是元朝是生养的父母，他的政权取自豪强流寇，否则就有弑君的恶名了，这是一种必要的官方修辞的涂抹。

同样，按照雍正的说法，清朝并不是灭掉明朝建立的，清朝恰恰是为了替大明报仇才有的。“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这一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共识（虽然乾隆后来撕毁并封禁了了《大义觉迷录》）。

“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大清剿灭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流寇匪患，有再造中华之功。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何在清初，西南等地的诸多恶行均和张献忠有染，张献忠屠蜀，毫无疑问是清政权塑造自身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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