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玮：西北地区出土古代针织物的组织结构研究

摘要：本文以西北地区出土古代针织物研究对象，以线圈串套结构为选择织物样本的基本条件。在织物空间分布方面，运用文献分析法，对西北地区发掘报告中关于古代针织信息进行刷选，得到西北地区古代针织时间集中于商中晚期至南北朝中期，分布范围集中于丝绸之路南路、中路，分布新疆东部。在织物组织结构方面，采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以织物结构为基础，按照线圈与圈柱排列方式不同，从织物结构外形的角度，对这些样本进行分类，可分为绞环类、交环类、挂环类、开环类，这些结构并非以个体形式出现，相互之间存在一定溯源关系，是我国古代手工针织的重要实证资料。

　　西北地区是我国四大地理分区之一，地处内陆，地理区划西北，与中亚相邻，是古今贸易的重要通道，由于受地理、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古代丝织品得以留存至今，这些织物主要出土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及丝绸之路沿线，集中在哈密、吐鲁番、且末、楼兰、鄯善、敦煌等地区，针织织物作为古代纺织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亦在上述地区偶有发现。

　　在此之前，该地区以古代纺织品为样本的研究显有对出土古代针织物的组织结构进行关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由于此类织物结构外观与现代针织织物相近，关于这些织物编织技术及组织结构命名差异较大，技术属性不明晰，且未见有相关资料对其系统整理。而在纺织学研究中，对手工针织技术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对针织物的定义往往基于对纺织机械的研究，即用织针将纱线构成线圈，再把线圈相互串套形成织物，线圈是组成针织物的基本单元，线圈则由圈柱、沉降弧、圈编弧构成。相较于机械编织而言，手工编织更为灵活，对于针织物的定义其适用范围并非广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忽略相邻线圈之中圈柱、沉降弧与圈编弧之间相互组合所产生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就该地区出土针织物组织结构进行归纳和分类，并讨论其结构相关性与技术源流。

　　一、区位与分布

　　以西北地区出土线圈结构纺织品为样本，对一九五七年至二零一九年间西北地区考古发掘报告进行梳理，共得到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公开出版的发掘报告二百三十一篇，其中有八篇发掘报告记述有线圈串套结构的织物，整理得到商朝晚期至南北朝中期纺织品文物共计十六件，其织物品类多为首服，如表一所示。

　　从地理区位角度分析，这些织物集中出土位于丝绸之路以东的鄯善地区、哈密地区，如鄯善洋海墓地、鄯善苏巴什一号墓地、鄯善苏巴什三号墓地、鄯善三个桥墓葬、哈密五堡墓地、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等，偶见除该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有类似组织结构织物出土，如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如图一所示。

　　从时间角度分析，最早可追溯至商朝（约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约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中晚期，并集中出现于东周时期（公元前七百七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至南北朝（公元四百二十年至公元五百八十九年）以后，此结构织物显有留存。

　　二、织物的分类

　　织物分类方式众多，如依据材料、技术、用途、组织结构等，而在此主要分析织物的组织类型。因此，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分类的主要因素。由于出土该结构织物的墓葬中很少伴随纺织工具的出土，且此类纺织工具外观呈细长圆柱形，往往很难于簪、木棍等生产、生活资料进行区别，因此难以判断其生产方式，故而不在本文讨论之内。故而按照织物结构对其划分，可将其分为挂环类、绞环类、交环类、开环类，共计四类。

　　挂环类织物出现时代早，分布范围广，出土实证多，其织物结构具备如下特征。纱线运动弯曲形成线圈，单位线圈的两个圈柱之间相交，形成“又”字型闭合线圈结构，按照两个圈柱的位置关系，可分为S、Z两种类型，即左侧圈柱在上，右侧圈柱在下为S型，反之为Z型。该线圈结构是构成挂环类织物的最小单位，每一个新形成的线圈都要从已形成的两个线圈之间的沉降弧中穿过，每个沉降弧上有且只有一个线圈经过，如图二所示。

　　绞环类织物与挂环类织物在出现时间、分布范围、样本体量方面特征基本相同，在织物结构方面稍有差异，其差异在于单位线圈的两个圈柱相交后，亦形成多次纽绞，线圈圈柱长度往往长于挂环类织物，圈高较高或数倍于后者，使得织物外观多显网眼效果，如图三所示。

　　交环类织物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七百七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该类织物线圈结构与挂环类织物完全相同，但线圈串套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其线圈沿着织物横向循环组成横列，新的线圈从已形成的线圈中穿过，如图四所示。在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等墓葬出土的交环织物中，已大范围出现搬针、正反针等线圈构成方法，上述织物的组织结构利用现代针织纬编电脑横机可以实现完全模拟。

　　开环类织物仅见于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该墓葬为青铜时代，距今约三千年，该墓葬亦出土交环类、挂环类织物。开环类织物结构与现代针织物结构完全相同，即线圈呈开口状，单位线圈两个圈柱左右相离，沉降弧不相交，各自向外，形成欧米伽结构，线圈与线圈之间相互串套，其织物正面的每一个线圈具有两根与线圈纵行配置成一定角度的圈柱，织物反面的每一个线圈具有与线圈横列相同配置的圈弧，如图五所示。现代针织学称其为纬平针组织。

　　三、织物结构分析与比较

　　上述四种线圈串套并非孤立存在，互不统属，其技术之间存必然联系。以上线圈构成方式往往出现于同一样本的织物结构中。如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中出土编号为M46：2的织物中，在帽耳与帽体的连接处，为了显示宽缝，在此处采用交环法与挂环法相结合的织物结构。又如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中出土编号为M5:3的织物中，采用挂环法编织圆形帽顶，再用开环法编织帽身。再如，新疆鄯善苏巴什三号墓地M6号男女合葬墓中出土编号为1992SASM的织物中，分别使用挂环法、交环法、绞环法。它们技术属性相同，应属古代手工针织技术衍生织物，根据以上四种类型织物出现的时间顺序，综合其技术难度，可以推测挂环类织物出现最早，绞环类次之，交环类、开环类出现时间相近。

　　线圈串套结构织物并非仅发现于西北地区，在中原地区的两湖流域广泛分布，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如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湖北荆门郭家岗一号墓葬、湖南长沙五里牌M406楚墓。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交环类织物，同时亦发现重环类织物，重环织物结构十分复杂，织物由线圈和浮线组成，单位线圈与交环类织物线圈结构相同，但每个线圈都要从同一个线圈纵行中相邻两个线圈中穿过，每个完整线圈横列由两种颜色纱线的线圈组合而成，因此伴随有图案变化，该织物结构近似于现代纬编针织虚线提花织物，与西北地区出土线圈串套织物应属同类。该地区出土的线圈结构织物年代晚于西北地区出土的同类结构织物年代。

　　除以上区域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古代遗迹中亦有出现，且出现时间均晚于西北地区出土同类结构织物年代。如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宫殿遗址、叙利亚杜拉古城遗址等，叙利亚杜拉古城遗址出土的三片纺织品残片，年代可追溯至公元三世纪，该织物现藏于耶鲁大学美术馆，其纺织技术与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等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256年）墓葬出土挂环织物相同，均使用了搬针、正反针编织方法，前者使用以上编织方式形成具有凹凸外观的花卉图案，编织方式更为复杂。尚未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西北地区古代针织技术与其他地区纺织技术是否存在某种必然联系。

　　四、结论

　　西北地区出土古代针织物呈以下三个特征。首先，从区位及时间分布角度分析，西北地区古代针织分布广泛，时间跨度长，从殷商至南北朝；其次，从织物组织结构角度分析，可将其分为四类，这四类结构应从同一纺织技术发展而来，按照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为挂环类、绞环类、交环类、开环类，开环类结构与现代纬平针织物结构完全相同，因此，以上四类织物应属针织物；最后，通过与不同地区出土相同线圈结构的织物相互比较可以发现，西北地区出土古代针织技术远早于其他地区同类型织物，但其间技术源流考证，仍需更多实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