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

文/赵皓阳

（引子）

之前我写过两篇关于消费主义的文章，许多朋友看完之后表示深有体会、直击灵魂，并给我讲了许多自己身边的故事，听完之后我发现有必要再深入谈一谈这个话题。

我一位朋友在一家挺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公司去年刚刚在香港上市，而她恰好全程参与上市相关工作。当时的工作用她的话讲，在香港忙了小一个月，基本没见过香港的太阳。他们工作人员全程都住在打印店里——这个打印店是专门为上市公司打印材料服务的，提供配套的餐饮和住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惨，主要可以看到他们工作任务的繁重。等到公司成功上市之后，他们整个团队的是怎样迎接巨大压力工作之后的释放呢？我这位朋友说，团队里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开始了“疯狂地报复性购物”。他们仿佛是在通过消费，来宣泄长时间连轴转工作带来的积郁；也仿佛通过潇洒地往外砸钱，来宣誓自己对自己身体和灵魂的所有权——工作是公司的，上市是老板的，只有买买买才是真正皈依于自己的本体意志。

我这位朋友看中了一个Prada的包包，还是内地还没有的最新款式，但是在付款的时候，她银行卡中的钱不够，信用卡额度也不够，微信支付宝里也没有那么多钱。她想找父母要，但又转念一想为了买奢侈品也不好开这个口；找朋友借钱，但是朋友并没能及时的回复她。一时间她在香港百货大厦缴费窗口前非常非常的窘迫，心态瞬时就崩了，蹲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最后还是从朋友那里借到钱买到了心仪的包，但是这件事给她的心理阴影特别大。她跟我说，自己当时的想法就感觉活得不像一个人，跟牲口一样干了一个月的活，连一个包都买不起，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也就是想到了这一点；然后看过了我的文章之后，觉得自己活得更不像一个人了，感觉自己还没有一个包有尊严——或者说自己的尊严就在于一个包上。

这就是我之前文章里一直在说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在工作中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无法具化自己的意义和自我实现，于是只能通过消费来寻求心理补偿。他们疯狂地购物、旅游、娱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固执地寄希望于在消费的帮助下找回工作中所缺失的意义和人生价值，但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自我泅渡。当代年轻人沉迷消费的享乐主义有一层抹不去的悲观主义色彩，是一种对固化社会自我麻痹的选择。

我这位朋友就是如此，按理说，如果她能真正在工作中找到归属感、成就感，那么公司上市这么大的事情，就算再辛苦也能让她的心理产生足够的满足、慰藉、价值认可和自我实现。但是很遗憾，但凡现在打工的年轻人——无论私企国企还是公务员，恐怕都很难通过工作去自我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于是消费主义就趁虚而入，让这些工作中经济上被剥削、精神上被剥离自主感的无产阶级们，有了一种通过消费来去追寻人生缺失价值的错觉。毕竟他们工作中就是被动的机器、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消费剁手买买买给了他们一种人生中难得的主动选择的掌控感。但就如我所说，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自我泅渡，他们一面受着工作的压迫与剥削，一面变成了消费主义的奴隶。

（一）辩证法与消费主义

我再写了一些关于消费主义的文章之后，有粉丝问我，现在所有的商品中还有哪些不是想消费主义呢？不要消费主义我们还怎么过日子呢？这个问题有必要讲清，我们分析消费主义、探讨消费主义的影像，不是要一刀切的祛除消费主义的一切。消费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要辩证的看待问题，一刀切的“灭霸思维”不可取。

我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大卫·哈维，当今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左翼学界执牛耳者，有一次他来中国演讲，有位记者就提问，说您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来中国做的是头等舱，用的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您是不是也成为了您笔下的“消费主义的奴隶”呢？大卫·哈维就说，我确实坐的是头等舱，那是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身体已经很难支撑长途飞行了；而苹果电脑，你说得对，确实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塑造的产品，但是它真的好用啊，我这个ipad能让我很快获得即时讯息，对我的研究工作是有益处的。你说让我坐经济舱、不用苹果产品，对我来说并不现实，我们都不能超脱于这个时代。

还有另一位左翼大拿齐泽克，这位仁兄做的更绝，每次演讲至少十几万美金出场费，娶了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嫩模。他就说，现在就是资本主义时代，既然资本主义能把工人的工资通过剩余价值的剥削压到最低，那么凭什么我不能通过我演讲的稀缺性把价格提到最高呢，不挣资本家的钱挣谁的钱啊。所以说我们都是时代中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不能超脱于这个时代，这就是属于人类和社会的局限性。

因此也不宜过于妖魔化消费主义，我们只不过是处在消费主义的时代而已，分析它、正视它、趋利避害，才是正确的做法。

伟大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存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于消费主义毫无疑问，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业，毕竟三驾马车之一，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生产过剩原罪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时，消费主义在当今时代有过度泛滥的趋势，无数人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奴隶，被盲目的、过度的、非理性的购物欲所驱使，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宣传所洗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生活和个人未来发展。这是消费主义一体两面的存在。

伟大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换。所以消费主义究竟是积极的影响成为主要方面还是消极的影响成为主要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比如苹果手机，首先它是伟大的科技革命的产物，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进步的体现之一，把它说成是消费主义的产物实在是对不起乔布斯这样的天才。但同时，苹果手机有没有消费主义元素在其中，那当然还是有的，符号价值的溢价也组成了苹果产品的重要部分。就这个事例来看，如果我买了苹果手机，是追逐与一个当下人类工业化高度的结晶，是为了提升使用体验和工作效率，这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我买一个苹果手机，是为了炫耀，为了有面子，是为了增益自己的身份，或者远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我甚至去卖肾买手机，这就变成了消费主义的奴隶。

（二）“看不见的”奴隶制

辩证地看待消费主义，正如本文题目，扣在了“奴隶”二字上。凡事都要有一个度，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如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不必过于纠结，就好比谁生活里还没点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小病一样；但是，许多当代年轻人被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地洗脑，已经到了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地步，这个问题也必须要正视。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大学生裸贷事件。这件事情我在《黄世仁被打倒七十年后，高利贷又回来了》这篇文章里讲过，首先要批判的事那群资本吸血鬼——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本文我们要从借裸贷的人角度来分析，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些女大学生甘心于手持身份证拍摄裸照甚至视频——这种对于一个人来说可是剥夺了一切尊严、至深的耻辱啊。

有新闻报道专门统计过，女大学生借裸贷，除了是去借钱堕胎这样的应急状况外（这种情况就骂渣男就好），近九成的人都是去购买手机、电脑、奢侈品包或者整容。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在这些借裸贷人的心目中，拿着身份证拍裸照的耻辱度，是比没有某款手机和包包的耻辱度低的；换句话讲，她们肯定觉得手机或包包比给别人质押裸照要重要得多、划算得多，否则她们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就像报道里那位自杀的女大学生，为什么她去借裸贷呢，因为宿舍里另外几个人都有电脑，就她没有。这究竟是因为缺了电脑就严重影响到学习效率和正常生活，还是虚荣心驱使，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明显就是消费主义异化的结果，无论如何，这种尊严底线是文明社会、理性人类的共识，但是在选择裸贷的人看来，她们会更倾向于消费品。这就是长久社会中消费主义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没有高级手机、奢侈包包已经与低人一等、丧失尊严联系了起来。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过于苛责选择裸贷的大学生已经毫无意义，正如我前文所说，每个人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要让年轻人完全遗世独立、切割所有物质欲望是不现实的，没有裸贷还会有各种花式多样的吸血高利贷，因为消费主义的时代注定会产生这些“奴隶”，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

在人类文明之初，奴隶主们用皮鞭、枷锁、棍棒控制者众多奴隶；而在当今社会，“看不见的枷锁”已然绑在了许多人身上，通过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目不暇接的促销活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接踵而至的网红示范，更有与消费品密切挂钩的公共话题、社会地位、他人评价，让普通人几乎无法抵御消费主义的异化，心甘情愿地在消费神教面前俯首屈膝，供奉上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收入。

我调查了一下身边工作1-3年的朋友们，有一个发现让我挺意外的，就是相当多已经工作的都市白领，依然不能经济独立——依然每个月都要向父母要钱。此外同时这个比例女性高于男性。按照我的价值观来说，已经成年了、工作了、挣钱了，就不应该再向家里要钱了，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靠能力争取来的。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自己的收入水平是一个档次，但消费水平都要在此基础上再上一个档次。

我一位朋友，在国贸工作，月薪一万拿到手八千多，她平均每个月都要找家里要几千块钱，如果要出去旅游要得更多。我说不至于吧，当年我在北京实习一个月三千，我都没管家里要过钱。她给我算了笔账，房租四千，这就一半下去了。吃饭一天平均一百，她讲她们工作那地方，最便宜的都是味千拉面，随便一个沙拉都五十多，中午想吃好点至少六七十，早上晚上加上零食奶茶咖啡，一百块钱不过分吧。一个月打车，就得小两千。我说你别打车上下班不行么，她很费解地看着我：“我都两年多没坐过地铁了。”就上面这三项，工资就cover不掉了，然后她有给我算，衣服、化妆品、包，周末跟朋友玩……

我说行了不用算了，我已经大致理解了，听起来十分合理，似乎每项都是必要的花费。真的不能再削减了，如果每天上下班公交地铁，中午吃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怎么能是高贵的都市白领的生活呢？

我之前开玩笑就说，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重储蓄轻消费的，虽说攒下不少钱，但对于经济来讲不见得是良性循环。现在好了，父母攒下来的钱，正好子女帮忙消费，完成了经济学代际完美平衡，大自然的辩证法。

我再讲一个另一位朋友的故事，可以理解这种过度消费的现象。我这位朋友能力很强，家庭条件也不错，毕业家里找关系让她进了国企，一个月五六千块钱（其实在国企招应届生算是非常高的了）。但是她挣六千块钱，就要住房租六千的房子。理由也很充分啊，第一不想跟人合租；第二北京交通太挤太堵，要走路就能到公司；第三房子不能太小太旧。她们公司在二环边上，那个地段又要整租一套的房子，这个价已经是熟人友情价了。

干了一年多之后，她又觉得国企工作太无聊，跳槽去了一家时尚杂志，月薪也翻了一番。不过她月入一万了，房租也涨到了一万二。理由同上，他们公司在三里屯。在三里屯又想自己住，就是公寓呗，那个价钱就可想而知了。她有一句话非常有参考价值：“我挣六千的时候就住这种房子，现在挣一万了，还住那种房子，岂不是显得我换了个工作还没‘长进’？”

她的工资一个月房租都不够，平时一切生活费全靠家里补贴。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里，她已经算是最时尚最潮的level了。但我这位朋友讲，在她新公司第一次团建的时候，她的主编——用她的话形容是“一个精致的gay”——直接对她说：“你下次再穿地这么土就不要参加活动了，我都替你丢人。”她当时惊了个呆，我也惊了个呆，她要定义为“土”，那我等大概就是灰烬了。不过怕就怕比较，毕竟时尚杂志，她讲她们公司里的姑娘们，比赛式地往身上砸潮牌、轻奢、珠宝钻石、包、医美，谁敢落后啊。

还好她家条件好，支撑得起，但是这样高的消费层次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至少我发现她不是真正的快乐，奢侈品只是她的保护色。

我这位朋友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凡勃仑在一百年前就分析过。在他的著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凡勃仑认为，时代在变化，封建时代人的身份是通过血统来体现，社会自然而然地分为了平民和贵族；而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能力、是否成功，是通过他的消费来体现的。例如:

出入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消费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等等。于是，消费的高低成为了人们体现地位、明确社会身份、实现自身价值、获得生存意义的虚伪符号——这就是所谓的“声望经济”（prestige

economies）。凡勃仑指出：“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

于是，“在任何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业社会，声望最终都取决于经济实力。而显示经济实力以赢得荣誉、保全声望的办法，就是有闲以及进行夸示性消费。因此，在任何阶层中只要有可能，这两种办法——有闲和夸示性消费——就都会盛行。”

而消费主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明明还没有到达“有闲阶级”实力的群体，都会模仿其消费行为，进行相对于自己阶级和经济实力的拔高性消费。因为商业社会，一切都看似那么触手可及，不像封建时代，你想改自己血统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现在只要购买这一个包包，你就获得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尊敬程度、他人关注度、认可度。于是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现象非常普遍，裸贷、啃老等社会现象也自然而然地层出不穷。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发明了一个名词：“新型小资产阶级”——他们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像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西马学者们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富有，真正的资产阶级都非常的放松、安静与自信的，并没有刻意地雕琢自己的生活或形象。而“新型小资产阶级”则显得十分紧张与不安：有意识地反复检点、矫正自己，亦步亦趋地学习资产阶级的日常表现——尤其是他们所消费的商品，生怕稍有不慎模仿不像，就仿佛跌落了阶级一般，成为了可耻的“下等人”。从根源上来讲，他们既没有经济资本也没有文化资本，透支自己的实力去消费，审美也要跟随者别人的规范。“隐形贫困人口”这一概念的兴起，就是因为“新型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存在。

不过，就像女大学生借裸贷，我们首先要批判高利贷一样；年轻人普遍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他们收入太低了，往往累得要死天天加班，回家还一个微信就被叫起来，还没有加班费，剩余价值被剥削地太彻底。但我们还是要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在这个遍地都是欲望，遍地都是消费主义“景观”，来自于社交媒体、亲朋好友、明星网红、广告营销无时无刻的信息洗脑的消费主义社会，众多年轻人都成为了这个“看不见的奴隶主”的奴隶。

（三）扭曲的味觉、审美与大脑意识

如果你认为你购买的商品是冲着真正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其外在的符号价值，是真的好吃、好看、好用，这个问题也很值得分析。

我再用一个朋友的故事来举例子。我这位朋友某日跟闺蜜约在三里屯吃饭，因为有事耽搁了一下，去的时候闺蜜已经点好菜而且上得差不多了。她们就边吃边聊，我朋友喝了一口饮料，就吐槽了一句，说这家店饭挺好吃的，就是饮料太难喝了。结果她闺蜜就表现出及其惊讶地表情，说这是著名的网红店喜茶，她还花了五十块钱专门请黄牛排队买的。我朋友也很尴尬，虽然说她跟闺蜜关系很好，吐槽一句无所谓，但尴尬的是她竟然没发现那是著名的喜茶，并公然指责红遍网络的国民饮料“难喝”。她跟我讲之后就特别神奇，当她不知道那是喜茶、下意识地喝了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但当闺蜜告诉她之后，她反而开始觉得越喝越香，开始觉得自己起初认为不好喝是因为太过草率地喝下去，没有懂得品鉴。

我这位朋友就问我，这是不是就是消费主义的洗脑啊，所有人都说这东西好喝、好吃的时候，你甚至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口味了。我说没错啊，少年你很有慧根，这就是消费主义对我们的异化之一。它不但能够激发你的购买欲，让你从“需要”转为“想要”，开始购买自己并非必须且超出购买力的物品，甚至能够干扰你的审美，控制你的口味，对你进行强大的心理暗示，改变你自己的主观看法。毕竟好看、好吃这些判断，其实非常主观的，当无数人在你耳边低语：这就是时尚、这就是先锋、这就是流行、这就是高贵，还有多少人能坚守自己的判断呢？这就是一种消费层面上的“乌合之众”。

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鲍德里亚叫做“情感控制”，费瑟斯通叫做“审美幻象”。按照费瑟斯通的理论，消费主义时代，商品承担了广泛的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这主要是靠铺天盖地、独具匠心的广告们实现的：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成功、美、共同体、猎奇、异域体验、优越感、稀缺感、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化妆品、手机、汽车、酒精饮品或者各类“网红商品”上。超负荷感官、审美投入、消解主体中心的梦幻知觉，让人们沉浸于一系列泛化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中，从而忽略了商品的本质、审美的主体性以及自我的掌控。让我们无法确认自己究竟是真的需要这件商品，还是单纯的“想要”它，甚至于失去了独立判断商品是否好吃/好用/好看——尤其是是否适合自己的能力。

于是消费主义不仅仅是物欲的释放，而是在现实社会中构造了种种“梦境”，在这样一种梦境中，脱离本质的影像成为了主导，审美被重构，意识被引导，消费者们被成功“洗脑”。基于此，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观世界”的概念，他认为无数后现代消费主义景观构成了一个“仿真世界”，实在与意向之间的差距被消解，都化为了极为表象的“审美幻觉”。

就像我在《脏脏包批判》一文中写到过：“把超级大块的商标印在衬衫上，肯定不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是消费者们有这样的需求——我要告诉大家，我买了这个品牌的衣服。”下面有粉丝给我留言，说之前特别喜欢穿supreme，经常跟男朋友穿情侣衫逛街，但是看了我说的之后再也无法直视自己的衬衫了，再穿出去就觉得那么大号的商标，真的很丑很羞耻。还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五道口夜店看一看，哪里的学生全是穿的大logo潮牌，恨不得一眼就让人认出自己穿的什么，仿佛一个个敬业的品牌代言。之前她没有觉得有啥，但是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就觉得这样特别low。这就是一个关于“审美影响因素”一个绝佳的例子。

（四）被绑架的人生意义

年轻人为何寄托于消费我前文中已经阐述清楚了，诸如“何以解忧，唯有剁手”等流行语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根源就在于“异化”二字。消费，成为了众多年轻人个人价值实现和人生意义的唯一寄托点。

其实人生意义本身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意义”的诠释，不同哲学流派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所有学者能达成共识的，就是“意义”一定是多元化的，一旦被一个事物定义了“意义”，那就是不合理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术来讲，就叫做“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物化代表——金钱的身影无孔不入，万事万物似乎都离不开“钱”这个字，但如果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挣钱？”；“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发财？”——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答案，而有些人则要思索一番，似乎以前并未严肃思考这个问题。

然而现实就是，“钱”的规定性，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过年期间有一个很火的漫画：

后面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贴图了。剧情比如说她母亲劝她生孩子，她给母亲算了笔账，说生孩子养孩子的钱够买辆法拉利了，那我为什么不去买法拉利；她母亲说生孩子可以养老，她说我把养孩子的钱存起来，投资升值，一样可以养老。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作者，也就是我们漫画中的主人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反驳母亲，而她站在的无懈可击的角度就是用“钱”来衡量。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商品经济社会中，已经习惯于用“钱”来衡量一切，习惯于接受“钱”的规定性。我放假回家，参加一些无谓的家庭活动时，就会私下里偷偷抱怨，我给杂志网站写稿子，千字千元，这一晚上我能写五千多字，那就是五千多块，不比你们在这里耗着好吗。我姥姥就说我，你这是钻钱眼里了，你挣钱啥时候不是挣，挣也挣不到头，你这XXX、XXX（七大姑八大姨）一年就见这一回，你说哪个重要。

​但是在传统的家庭中，在经历过集体主义生活的父母、祖辈看来，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认同用“钱”来规定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用我姥姥常说我的话就是：“掉进钱眼里了。”在他们看来，诸如亲情，陪伴等诸多因素，是需要独立思考的，他们并没有把一切事物和金钱联系起来的习惯。而消费主义——你所能购买的商品，不过是“金钱”的进一步引申，本质还是相同的。

这就牵扯到一个概念——“异化”。无论是以钱来决定生孩子利弊的漫画作者，还是稿费来考量时间成本的我，还是用Prada包包来定义成就感的姑娘，都接受了“钱”和“消费主义”的规定性，用钱去当做衡量事物、判断决策的标准，可以说，我们被这个商品市场经济社会所“异化”了。

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说“金钱”规定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规定了我们的人生价值和人生选择，可以说，我们被“钱”所异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异化”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客观现象，就如同“消费主义”一样，是我们人类在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中，重新改变世界、定义世界、规范世界的一个现象。

当然，在这些飞速改变中，作为肉体凡胎的人类会产生种种的不适应，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比如在最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中，“异化”理论与白领人士愈发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衰弱等心里疾病联系在了一起，“异化”理论成为了解答我们世界的一把钥匙。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从精神层面来看，消费主义给了年轻人短暂的情感释放和一定程度上的物欲满足，但是不能代替真正的人生价值实现，毕竟“异化”现象无法承载人生意义，用消费寄托人生价值不但是无望的自我泅渡，更是饮鸩止渴。于是，焦虑、痛苦、忧郁和压抑作为现代文明的疾病已经普遍存在于年轻人之中。这个问题我们日后的文章会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