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美国批评美国?回答真诚发问的朋友

今天还有谁会幻想“在美是生活”?这是国内一帮崇美的铁粉给本人加的罪名,叫什么“反美是工作,在美是生活”。这些人根本没在美国生活过。

我当初出国的目的非常清楚,一开始我就是要跟普里戈金,把他的那套非平衡态演化热力学拿来解释中国的李约瑟问题,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文明分岔走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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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什么时候立下的?是在1973年初。也就是我29岁,还在四川眉山成昆铁路当工人的时候,看到普里戈金1972年冬季在美国权威的《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叫“演化的热力学”。我就已经定下了我中年以后的研究方向,至今没有变过。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是1944年出生在重庆的,当时日本飞机整天在头顶盘旋轰炸。我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等时期,我从小是老病号,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身体都没有垮,1964年在国内参加四清工作队,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吃的就是北方农村玉米碴做的饼,大葱蘸酱,那是本人身体最好的时候,当时体重还有1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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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美国一年,也就是1981年的时候,就因为胃出血住院,身体就垮了。

这也就是我今天要告诫国内的——美国的城市化道路是走不通的。

原因是什么?就是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的能源大洲,夏天非常热,外面气温经常会达到摄氏38-40度,但是一进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大楼,整个大楼有十几层,里边是中央空调,即使穿了毛衣还冻得发抖。而且在楼里面,所有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你在里面工作没有任何时间的感觉。所以早上进去玩命工作研究,等到你想起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都快饿晕了。然后你弄点饭吃,再进去玩命,晚上回家的时候都是凌晨三点了,导致最后胃被切了1/3。不瞒大家讲,现在的体重连100斤都没有。

所以说我到美国来,如果是为了生活,那是大错特错

本来在2020年10月下旬的时候,我请观视频工作室帮我订机票回国。原定应该在11月1号回到上海,结果美国的新冠疫情检测标准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我拿到美国检测结果的时候,已经误了上机的时间,只好返回奥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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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现在就是得州突降大雪,室外最低温度只有零下14度,现在白天还有零下4度,美国能源大州得州断电断水。我现在在家穿羽绒服都很冷。

我经常给大家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要从最坏处着眼,往最好处最努力。我之前想到的最坏处,就是没有饭吃,所以家里囤了粮、囤了肉、囤了菜,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行。只要断了电,这些肉和菜都要坏掉,家里的米也会长虫。其实从来没有想到能源大州得州会断电。

得州这一次停电,影响的居民不是几十万人,而是几百万户家庭。大面积停电的原因,也不是共和党州长甩锅的新能源,而恰恰是得州引以为傲的传统能源——天然气和煤电,还有核电站。然后事态的严重性也不是官方宣布的,还有几天就可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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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奥斯汀的水网也成了问题,本来奥斯汀的自来水是可以喝的,现在都不能喝,必须要煮开了喝。而且最近政府警告居民不要用抽水马桶,原因是水管在维修。如果居民不配合的话,电网瓦解,供水网瓦解,需要恢复的时间就会是几周甚至几个月,那时候生存危机要比现在严重得多。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恶斗的战场,也已经转到得州。得州州长要求监管得州电网可靠性的委员会领导引咎辞职,同时社会上的舆论是要追问共和党州长的责任。然后马上有议员跳出来,说自己在几年以前就提议要上马核电站,然后现在也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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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竞选的大戏,不但没有完,反而是从华盛顿转移到了得州,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两党团结共同应对危机,而是两党还加上民间人士开始了新一轮的甩锅大战、问责大战,结果会使得在得州的生存危机更加严重。

我在奥斯汀留美的老同学问我:为什么你眉山剑客陈平批评美国,不同时批评中国?

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一直在批评中国,但是这些朋友们立场不同,听不出来。

我现在讲得州的问题,我恰恰就是在批评国内推动的超大城市化,要单方向地鼓动农民工进城。我在讲得州的教训,就是批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想让他们重犯红军五次反围剿的老路。

学美国,不是光学美国成功的经验,还要吸取美国失败的教训。

我尽的责任,只是实现我的两位老师给我的嘱托。严济慈给我的嘱托,是坚持做物理,不要去做政治,因为他不认为我是做政治的材料,因为我太喜欢讲领导不愿意听的话。然后我也坚持普里戈金临终给我的嘱托,叫我赶快写书。我一直在写书,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写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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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发现有一个科学家做到了,就是已经去世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他写的《时间简史》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他的影响力超过贡献比他大得多的杨振宁,也超过我的老师、真正的大爆炸宇宙学模型的创立者赫尔曼教授。

所以我今天所以向观视频工作室的年轻人学习,学习如何在网上和大众朋友交流,学习如何把在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听得懂的复杂经济学,也变成通俗读物,让普通的官员、百姓、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可以理解,然后改变我们的社会,这是我下一步的人生目标。

我对美国的批评,其实是间接批评中国盲目崇美的那些现代化的学者和官员。我尤其反对的,是现在国内盲目的要搞超大城市化,单方向地向城市移民,更反对用思想的市场来取代科学的竞争淘汰。

在这点上,我不同意北大陈独秀讲的“德先生”“赛先生”,科学和金融一样是双刃剑。所以我要颠覆的既不是美国政权,也不是中国体制,我要颠覆的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就是北大的老校长严复错误地把达尔文的演化论翻译成进化论,以为进步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我们人类科学进步的同时,生物学的生存能力是在高度退化的。

请诸位朋友想一想,我在批评的对象究竟是谁?有的老同学以为本人的目标只是参政议政,这个目标太小了。我最佩服的是马克思讲的一句话,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要改造启蒙运动的单向进化的“进步”世界观,它可能产生的世界的影响应该比去当帝王将相,或者说客、谋士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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