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发展自己的施政伙伴

抗疫方法古老而简单 重点在满足市民需要

内地抗疫的成功,说简单也可以,说先进也可以。对付新冠这些高传染性病毒,自古也是透过隔离防止病毒进一步蔓延,所以方法是古老而简单的。但同时能满足封锁期间,民众日常起居需要,却不是每个国家能做得到。以武汉封城76天为例,所面对的,不仅是医疗系统需要承担一种全新、性质未明的病毒,而带来突如其来的求诊量;同时需要满足健康的市民对吃喝拉撒的要,这才能说服市民安心留在家中。在日常的情况,每个人的不同选择可以透过市场机制解决,我透过上班赚钱,换取自己喜好的物质供应:你吃你的素食餐,我吃我的牛肉锅,资源的分配透过出价的多寡决定。然而在封锁期间,中断了人与人的交往,市场机制也变相失效了,不仅赚钱出现问题,金钱换取物资也难以做到。

抗疫方法古老而简单 重点在满足市民需要

以我们熟悉的佐敦封区来比较,香港政府透过免费提供封锁两天期间的食物需要,也被人抹黑诟病没有照顾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的需要,甚至被人炒作没有满足罐头刀的问题。难道武汉当天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封锁一个千万人的城市,肯定有;而解决的办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央协调的额外物资的供给、科技提供的平台,和扎根社区的街道办、社区委、居民委员会,以及居民之间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而这些「软基建」是香港与西方国家都缺乏的,因此难以长期大规模封城。

回顾疫情,武汉封城作为世界首例,大规模的资源调度是必要的,无论是医疗人员、器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从全国供给,这显示中央调度资源的能力;成熟的社交信息网络、物联网,以及线下社区作系统性整合,令物流及外卖平台能提供不同种类的食物,以至热食和代购生活用品,使得封城得以成功。在封城期间,武汉市内各小区内兴起了「团购」。这并不是香港过去所认识的网上促销式团购,而是透过社交软件内的群组功能,组织小区内居民,统一向不同的供应商,进行集体订购 (早期为套餐式,后来物资较充足后较多为清单选购),并在线上支付,再整批运到小区大门,由团购组长、物业管理公司人员或社区委人员分发。由基本的蔬菜肉食主粮卫生纸,到后来有活鱼、热干面、小龙虾、卤菜等等非必需品。令封城期间市民的生活体验得到维持,而不仅仅只有基本生活保障,市民可以安心宅在家里。虽然国外在相似的平台服务,然而相形见拙。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网络是植根于社区,最基本的单位是街道办,而街道内有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北京这些超大型城市中,街道办大概以5 - 10万人为一区,其它地方不超过15万,辖下还分有若干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平均约5000人组成一个社区,有些社区會因整合而令常住人口可高达16000人以上。而社区内再以不同屋苑,或不同所属单位,而划分成多个小区;在工作上,社区下再划分为多个「网格」并设「网格员」,具体在社区内落实不同工作。而香港则分为18区,一个行政区管理约42万人,而当中的民政署分有两套系统的咨询架构,分别是约17000人一个区域的区议会,以及7-10万人一个区域的分区委员会,与实质的社区管理者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业主委员会、公共屋邨(村)的互助委员会、乡村的乡委会的人员互有重叠,从而肩负起民政总署「收风」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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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內一社区简介

封城抗疫是宏观的政策,需要极具执行力才能成事。内地透过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当区居民作为控制防疫的一员,当然是相得益彰,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了解巨细无遗,居委会的成员守土有责,以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配合抗疫政策,从而令政策得以全面落实,居民都难以钻空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因为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是生于斯,长于斯,对每家每户都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即使不是直接认识,也能透过可信的渠道了解讯息的真伪,而不是单单透过市民的申报和索取。因此,当行政架构与个人有了多重验证的信任和多途径的接触,个人的需要也会得到有弹性的处理:前线工作人员要么处理,要么劝说,处理相对而言更为人性化。当然,封城肯定也是会干扰到日常生活,个人毫无怨言也是绝无可能,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政策落实大体是瑕不遮瑜的。

 

改善地区行政 在于政府与建设力量团体更深度合作

我们将视角拉回香港,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小政府」架构难以提供这种执行力。因为民政署辖下的两套系统根本只是「咨询架构」,缺乏行政资源,难以担起相应的行政责任。理论上,区议会议员掌有若干行政资源,如果他们愿意与政府合作抗疫,也能起到「弱化版」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可惜,一方面特区政府长期忽略基层组织,社区层次组织的建设和支援本来就不足,我们一众建设力量的议员和团体,基本也上只能「八仙过海」;而在修例风波过后,区议会大部份席位被「黄丝」议员占据,他们因政治立场而事事反对政府,令特区政府希望透过他们协助抗疫,简直是缘木求鱼:由抗疫开始之被他们号召市民反对兴建指定诊所,甚至放火烧毁诊所,到近来反对社区强制检测以致封区,简直难以令人对他们抱有希望,也令清零难上加难。

因此,我们见到政府调动其它部门,用三千多名公务员进行佐敦封区,然而熟悉当区情况,应该只有民政署当区的联络主任,以及警务处在当区的警民关系科,其它外来人员只能执行指示,未能做到因地济宜,显然,单效公务员团队是的不足够的。长远而言,如果政府针对「小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根治政策不能有效到达社区,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要有发动群众的思维,与支持政府的地区组织形成有机结合,澳门有些例子值得我们参考。

最近,我的小兄弟黄远康早前在专栏中,分析了他对澳门智慧城市的建立如何协助澳门成功抗疫,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澳门政府与澳门建制团体的深度合作,透过共用平台,将防疫物资透过团体在社区的网点,以成本价出售。澳门政府透过系统,实时向社会公布不同网点的物质数量,以及清点资金交收,以及定期而次出售物资。如果相类似的网络在香港建立,相信即使在最艰难时期,香港市民能更安心面对疫情。

除了以资讯科技为基础的智慧城市来协助抗疫工作外,香港民政署的地区系统,与地区团体亦可协助政府疫后重建。回归前,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港英政府相当重视各区民政署及辖下架构在咨询和收风的功能,也算是一种地区版的以行政吸纳政治,但自从选举化后,这功能日渐不被重视,甚至沦为装门面的花瓶。

在新形势下,在特区政府应与加强地区团体的合作的目标下,这个框架需要增加资源,重新活化,成为政府在地区层面的微细血管,政策才能到位,执行有力。但要发展众众,说易行难,特区政府的做法美其名叫做「由下而上」,但形式刻版,欠缺弹性、欠缺主体性、欠缺积极性、欠缺组织性、欠缺持续性。结果令基层工作往往沦为搞活动、派小福利的工作方法;或是因为所谓的「政治中立」资源分配原则,却事实培养了一批受政府资助却自己无法「政治中立」、不利于特区治理的团体。

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思考如何加强与建制的团体合作,提升层次,引入「社区发展」、「社区营造」、「社会资本」、「社区经济」等发展概念,透过居民参与加强社区凝聚力,并且令社区内的意见适时被反映。同时透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和基金资源,以目标为本,形成机制,鼓励支持大政方针的团体申请资源,令这些团体成为政府的伙伴,同时令政府的政策更贴近民意,社区上有需要时能召集群众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在国内原有社区组织和科技加持下,已率先让全球五份一人口摆脱疫情困扰;而澳门将部份行政工作外判予建制团体,让他们作为行政协作一部份,协助施政,这是科技带来的新思维。而香港政府面对高效率不再,抗疫使命不达的困境,会否跳出既有思维,与建制团体深度合作,重拾香港的良政善治?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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