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变法

枯竭的土壤，渴求生长的力量

生存的压力，能否铸就崭新的国家

探索者们开始走到一起，一个外来者掀起改革的浪潮，一个旧制度的挑战者为君王的信念而战

机遇 开拓 质疑 争斗

古老的秦国在变法中成为东方霸主

道路的尽头危机四伏，变法者们是在缔造历史还是毁灭自我

 一． 

公孙痤病危之时，嘴唇颤抖着跟魏惠王说：“我的中庶子卫鞅是个大才，请务必重用他，最好可以将举国之事交于他，他必定可以治理好魏国。如果不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将来为他国所用，危害魏国。”

那时的商鞅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晚辈，他的身上没有显露出丝毫主宰未来的迹象。魏惠王没有正眼看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对于公叔痤的好言相劝，魏惠王终于不耐烦了，他准备起身告辞。

不用商鞅便杀之，魏惠王嘴上答应了，心里却在笑，他笑公叔痤一定是病糊涂了，满嘴胡话。

历史没有先见之明，也不能选择捷径。在目的未明之前，一切都处于昏昧之中。

病重的公叔痤最后还是向商鞅说明了自己和魏惠王的对话，劝他马上离开魏国，但是商鞅很淡定地对公叔痤说：“既然魏王不会重用我，又怎么会杀我？” 

历史的道路，就在公叔痤和魏惠王见面的一刹那分出了许多种可能，魏惠王选择了对自己最坏的一种，反过来说，是对秦国最好的一种。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便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战国七雄中，魏国的变法走在最前列，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重要的改革家李悝。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惠王予以公布，以法律的形势肯定和予以保护。

而此时的秦国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外有魏国对河西之地的侵蚀，内有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此时的秦王是秦孝公，年21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他不愿意秦国就这样衰落下去，于是公布求贤令，向山东六国寻找贤才，振兴秦国。

在欧亚大陆的东方，遥远的黄土地，处于原始的静谧中。

那个被魏惠王轻视的商鞅，正穿越无边的尘埃，一步步奔向秦国的国土，奔向秦孝公的求贤令。

历史是那么充满偶然，面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历史未必都经过明察秋毫、深思熟虑，有时，他也来可能是盲目、冲动。

历史的道路，在商鞅看到求贤令的一瞬间发生了转变。

于是商鞅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得以见到秦孝公。

初次与秦孝公见面商鞅便用迂腐的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景监通过窗户看见此时的商鞅一边在滔滔不绝的倾诉着他的治国理念。而坐在一旁的秦孝公平静如常，面无表情。景监知道这是秦孝公的冷漠和蔑视。

就这样商鞅初次与秦孝公的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在第一次与秦孝公见面后，景监通过费力周旋，又劝服秦孝公与商鞅进行二次会面。

再次见面，商鞅用王道游说秦孝公。在商鞅一番慷慨激词前，秦孝公昏昏欲睡，一旁的商鞅心里便顿时有了底。

在前两次与秦孝公的见面中，商鞅分别用了帝道和王道说服秦孝公都没有成功。也就只有此时的秦孝公心里清楚，自己希望在自己任上的就做出成绩，时间不等人,所谓的帝道就是黄老一派道家思想，参考尧、舜、禹黄等五帝的治理方法，无为而治。而王道，即周公创立封建宗法制，形成类似贵族共和的体制。这种制度是低效的，仅仅适用于西周早期地广人稀的城邦结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周期长，见效慢，这显然不能符合秦孝公的本意。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已经明白秦孝公的心思，于是在景监的安排下，和秦孝公进行了第三次会面。要知道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怎么会有再次见面。放到现在，哪个大企业会对面试者给予一而再再而三的面试机会，这样看来商鞅是幸运的。

虽然此时此刻商鞅与秦孝公治国理念的契合，商鞅明白这并不等于求贤的诚意，君主的隐忍与大度往往是变法成功的关键。

当商鞅第三次走在面见秦孝公的路上，他的身边已经是秋日里枯黄的草木，前几次的游说只是他的试探，是为这最后一次做铺垫，在最后时刻，商鞅需要拿出自己的杀手锏：霸道和法治

一步步接近秦孝公的宫殿，商鞅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与成功，也一步步接近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拐点。

当商鞅开始建议秦孝公用霸道和法治治理国家时，秦孝公目光顿时锐利起来，他意识到商鞅的价值。

二．

秦孝公的脸上再也没有前两次鄙夷的神情，因为只有霸道与法治能够暗合他心中的野心，没有什么学说比起严酷无情的打击方式，更能成为君王意志的最佳注解。就这样秦孝公和商鞅在房间里一起谈了几天几夜，形影不离，任凭外面风吹雨打，丝毫不受影响。站在门外的景监很是疑惑，为什么前两次会面如此尴尬，而这一次却表现得这样亲热，丝毫没有初见时的陌生。

此时一个胸怀振兴之志的秦孝公，一个掌握着法家治国之道的商鞅，已经走到了一起，一场以法家之道的变法即将轰轰烈烈的展开。

商鞅规定土地私有，一律按土地大小和质量好坏来收税。这样可以积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公有，表面看虽然土地归农民所有，但是最后收税的多少是由政府说了算。

同时制定铁血军规，最狠的一招，军工授爵，战士凭借军工获得爵位。战场上使用积分制，斩获人头越多，战功越大，这样战士就会浴血奋战。

同时对于战士明确惩罚标准，凡是有人头斩获的，都将得到相应的爵位。而没有斩获人头的，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商鞅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得秦国贵族们目瞪口呆，面对商鞅举起的刀刃，他们一下子变得猝不及防。贵族与商鞅争斗的焦点，无非就是：贵族说，这块奶酪是我的，你不能动。而商鞅偏要动，他要削弱贵族势力，剥夺他们的土地，打破爵位世袭的陋习，从而一举收获变法的成功。

这绝对不是个人的冲动和决心，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我们已无从查考史书字里行间人物内心的蛛丝马迹。

商鞅并不是一开始就行动起来，初到秦国的那几年，他就像一个冷静的刀客，躲在黑暗里

悄悄地使用锋利的刀刃，面对变法的残酷，这些丝毫不能阻挡商鞅的野心。

变法的过程绝不是草莽剑客的快意恩仇，为了变法成功，它必须使国家意志的全力贯彻，淋漓的鲜血在整个变法中一直形影不离。

商鞅主张，取缔所有行业，人们只有两种身份：农民和战士，这就是耕战。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保证战场不受粮草的影响，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

商鞅的凶狠，丝毫不能掩盖他内心的忐忑，变法越是残酷，就越是商鞅对自己内心的恐惧。为了变法的成功，势必需要有一个典型，以此来震慑对方。果然机会来了，但是来者不善。对方让商鞅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就是秦国的太子。

为了在民众建立威信，商鞅特地命人在闹市立起一块长木，只要把木头从闹市这头搬到那头，便可以赏黄金十两，这就是徙木立信典故的由来。

商鞅就像个赌徒一样，拥有执拗的性格，他的改革极其初衷强烈，这促使他最终在改革中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商鞅的法令残酷与秦孝公野心一拍即合，在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烈焰和冰山。商鞅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他一面冷峻肃杀面对一切，同时本着人心本恶的态度对待一切犯法者。

商鞅之法的严酷，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

连坐，一个村庄只要一人犯法，那么整个村庄都要受刑。

轻罪用重刑。

商鞅表明法的威严，也是为自己壮胆。

三．

面对太子的挑战，商鞅的利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商鞅贯彻新法的意志如此决绝，于是和贵族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考虑太子的身份，商鞅对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使用极刑。

就在商鞅权利到达顶峰时，这是他门下的一位门客赵良，和他有一番有名的对话。

“公子虔八年不出门，他是在等待机会啊！”

 “五毂大夫积下美德，商鞅你却是在积下怨恨，你应该急流勇退，或许可以全身而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赵良的警告像一缕烟从商鞅的眼前飘了过去，根本无法进入商鞅的眼里。

 新法实行十年，秦国已经改革一新，成为霸主指日可待，不久就迁都咸阳。

当城墙宫殿从地平线上耸立起来，以气势恢宏的语言歌颂着变法的功绩时，商鞅开始了他的新的政治抱负，他需要一场战争的胜利来检验新法的威力，他的目光瞄向了那块被魏国抢夺的河西之地。

当初商鞅离开魏国只带了一本李悝的《法经》，再次回到魏国时，却带着秦国的浩荡军队。

走出秦国，面向东方，检测变法的力量，一场大战即将开启。

此时的魏惠王捶胸顿足，但是悔之晚矣，十几年的时间他才明白，当初公叔痤并非病重时的昏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告诫。而那个微小的失误，已在时间中生长成天大的错误，无法弥补。

河西之地山林险要，魏国在它领土的西部，建都安邑，跟秦国以黄河为界，独占了崤山以东的地利，只要打败魏国，秦国占领黄河和崤山的险要地带，向东控制各国诸侯。

大战一触即发。

秦军队伍荡起滚滚烟尘，黑压压的秦军自西边席卷过来，魏国在仓促之下派公子卬领军迎战。

就在此时，商鞅派人给公子卬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是昔日的好友，只是现在各为其主，不得不刀兵相见，我们何不一起见个面，吃个饭，以来叙叙多年的旧情，同时化解这场战争。

公子卬是老实的，也是可爱的，他爽快的答应了邀约，就只带着几个随从欣然前往。

就在两人酒酣耳热之际，一伙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公子卬聚拢过来，此时公子卬才明白自己已经掉入商鞅的陷阱，此时此刻的公子卬用一个词可以很好地形容他的心境：错愕。

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商鞅不惜压上自己的名誉作为赌注。最终魏军因为主帅的缺失，军心打乱，在秦军的猛攻下，四处逃窜，大败而归。

魏国在战争失败不利的形势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魏惠王苍白的脸颤抖着，快，快把黄河以西的土地献给秦国，向秦国求和。

在得到河西之地后，秦国实力大增，但对于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无异于饮鸩止渴，秦国强大，魏国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因为河西之地的失而复得，商鞅得到巨大奖赏，秦孝公把於商十五之地封给商鞅作为封地，这也是卫鞅叫作“商鞅”的原因。商鞅称作卫鞅，因为他是为国人，也称作公孙鞅，因为他姓公孙。古人称呼别人，一般喜欢把对方所在地再加上名来称呼，所以商鞅可以称作卫鞅或者公孙鞅。

不久秦孝公病逝，太子即位，这意味着商鞅末日也就已经到了。

公子虔开始召集贵族，对商鞅展开复仇。

他们告诉秦惠文王，天下人只知秦国有商君，而不知秦国有大王您。同时告商鞅意举兵谋反。

就这样秦惠文王用商鞅之法杀商鞅，十年执法，新法已经成熟，可无商鞅。

商鞅在逃亡的道路上飞奔，在战国纷乱的版图上，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奔走，当年他怀着奔向光明的心情从魏国赶赴秦国，不同的是，此时他不知道自己该奔向何处。

四.

商鞅一亮相，就打到一大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展新法。

商鞅逃亡来到关下，守关军士称商君之法，守关之将在日落之后非公事不许放人出关。

面对即将到来的黑夜，商鞅不得不找旅店住下，但是店家却一商君之法，住店人员没有身份证，不许住店，就这样商鞅被自己颁布的法令；牢牢地困住了。

新法剥夺贵族特权，打破阶层限制，从而激活了秦国死气沉沉的社会。

正是这种机制，将秦国打造成一个绝对掌控在君主手中的社会，国家的意志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商鞅的法律如同一张大网，把整个社会牢牢罩住，就连商鞅本人都没有逃过新法的惩治。

商鞅四处逃窜，最终无路可逃，犹如困兽之斗，这也充分说明新法的成功。

被捕的商鞅即将接受秦国贵族们准备的隆重刑罚，商鞅冷酷与凶残的刑罚最终被应用到了自己身上。

商鞅用自己的血，证明他的变法是一把双刃剑。变法使秦国强盛，采用的却是极端暴力的手段，当严酷的刑罚迫使他人就范，商鞅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同样难保。

商鞅的新法不是让人民幸福，而是让国家强大；

不是让人民有权利，而是让一个人有权利；

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一个人的国家。

从商鞅的尸体喷溅出来的血，在地上画出血腥的图案，成为他严酷法治最恰当的标志，接下来疯狂的刀刃从他们父母妻儿身上飞旋而过，就这样商鞅走完了他辉煌灿烂却又极其悲惨的一生。

秦惠文王继续商君之法，没有商鞅的的商秧变法，商君之法是最适合秦国的苦口良药，这是杀死商鞅的人不可否认，也不愿意否认的事实，通过这种残酷的统治，秦国日益变得强壮起来，秦国成为一只强大而冷酷的怪兽，在山河大地上纵横驰骋。

在以后的岁月里一个又一个新的“商鞅”投奔秦国，成为秦国的将相之才。

秦国吸纳各国人才，张仪、范雎、李斯等，这些名字，仿佛一些关键性的按钮，联动着秦国这个设计精密的巨型武器，随时准备向对手发出毁灭的一击。

秦惠文王用车裂终结了商鞅的生命，他对商鞅恨之入骨，却不恨他的思想。

秦惠文王之后都不掩饰对商鞅思想的一往情深，坚定不移推行着商鞅变法

商鞅之法为何在秦国可以？

秦国变法虽然有些晚，但是对于当时的秦国而言，它的贵族势力还比较薄弱，社会结构比较单一，君权还比较强大，这就直接促使商鞅之法得以在秦国迅速展开。反观山东六国，此时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君主权利偏弱。

商鞅用自己的血，为秦国的战车润滑，使它们越跑越快，势不可挡。

这台战争机器发挥出难以想象出的效率和力量。

依靠商鞅变法打下的家底，秦国羽翼渐丰，正式开启讨伐六国的征途。

嬴政执政第十七年韩国灭亡，第十九年赵国灭亡，第二十二年魏国灭亡，第二十四年楚国灭亡，第二十五年燕国灭亡，第二十六年齐国灭亡。

终于嬴政在他三十九岁，一统天下吞并六国，并昭告天下，自称始皇帝。

沿着高高的台阶，嬴政郑重地走向宫殿的最高处，他的每一步，都包含着这个家族五百年的奋斗。自从他的祖先秦襄公，远赴岐西，在那片荒蛮的土地上建立封国，秦国崛起的道路，在整整走了五百年之后，终于抵达了他辉煌的顶点。

秦国的崛起是秦人对早年受挫经历的强烈反弹，在经受西戎的洗劫和东方各国的排斥后，只有血腥的征伐才能平复他们内心的屈辱感。

秦始皇的性格与此有着相似之处，秦始皇在赵国当人质，每天都是过着受人欺辱，看人脸色的日子。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一旦拥有权力就开始形成一种阴鸷的性格，这种性格会促使他拥有反动力，特别努力，特别想要成功，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人。

过于迅速的成功，让秦始皇迷信残酷统治的力量，于是他开始实行一系列酷政：焚书坑儒、修阿房宫、十几万民工修建陵寝等等，他没有适应时代的调整，而是在以前的道路上急驰狂奔，最终走向灭亡。没有文化的调适能力，政治失去弹性。秦国的强大最终变成他一人的强大。一系列的举措，没有适时调整步伐，让人民休养生息。

在战时商鞅之法可以极大聚集民众力量，但这毕竟是不正常那个的情况下，它适用于战时，不适用于和平时期。

秦始皇称帝不到二十年，在农民起义军呐喊声中灰飞烟灭，数十代君主努力的成果，耗费几百万生命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终究昙花一现。

秦帝国终于猝死，而它后面山上的汉帝国却一口气活了四百多年。这是因为汉朝遵从儒术，王道和霸道并用。

法家就像是给一辆汽车提供了发动机和外壳，安全系统、减震系统一概没有，就连刹车也没有，儒家却可以提供，这就使得这辆汽车得以安稳的运行。

商鞅准确的出现在秦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他所启动的变革，如同一个杠杆，撬动了秦国这块巨石从黄土高原俯冲而下，扫荡中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诞生，正是这位变革者的丰碑。

当秦国这辆战车，带着它原有的惯性冲下悬崖，粉身碎骨，这个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