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世山：商、周王朝的礼制变革——以酒礼器为视角

　　史学大师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一篇，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论很有新意，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在《殷周制度论》篇中，王国维先生所论从上古以来古帝王所居，渐次延及地理、文化和制度。他认为，周王朝以前的古族古国及其文化制度的变迁明细要小于殷、周之际，举证有以下方面：

　　1.“都邑，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以地理和都邑所在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

　　2.认为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或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洛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

　　相反，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子立嫡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是商王、周王的宗庙规制不同，三是周的同姓不婚之制。所以，殷、周间的大变革，表面看，是商、周两族之兴亡与都邑的移转，实质则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以今天的视野和研究可知，上举三点中，第一、三点为商、周王朝共有和变易，第二点则是周对商制的改造。由于这方面涉及问题较多，这里不作详细讨论。现在来看，此说并非不易之论，并不能证实商、周间制度的剧变和根本差异，仍有讨论的余地。

　　商周王朝国家是礼制社会，这是学界的共识，商、周制度特点及其变化集中反映在社会礼制方面。礼是社会分层、分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迄今研究所见，中国古代礼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在宗法、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等级制度，也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左传》隐公十一年），是“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左传·隐公五年》)，总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王朝国家的统治。《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即礼的各种等级规定是统治阶层的特权，作为被统治阶层的庶人是没有用礼的权利和资格。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商、周王朝都有一系列规定统治阶级等级和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周礼》、《仪礼》等记载了周王及以下各级贵族在祭祀、朝聘、盟会、军制、婚丧等方面的等级差别，具体在宫室、车旗、衣服、器用、车马、乐舞等等方面各有相应规定，即“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礼仪相当细致、繁琐，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大戴礼记》）。迄今有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所见，实证夏、商、周王国制度差异的资料，除了可信的先秦和两汉有关文献，最重要的是有关考古资料。夏、商、周王国的制度有一定差异，有关记载大多为地下考古发现所证实，尤以商、周王国的发现和研究更为充分，其中以反映社会成员等级的酒礼器的资料最为系统。本文据考古发掘的商、西周王都以及诸侯都城考古资料，以酒礼器为视角，讨论商、周间礼制的变革及其原因。

　　传世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多次迁徙，后代称他们的所居为都邑。商人灭夏后曾迁都五次，商王都城有亳、敖、相、奄、殷。现已确认，亳即郑州商城，殷即殷墟都城遗址、传世文献记载的“大邑商”。商代都城遗址的地下文化遗存丰富，包括礼器在内的商王朝文物富集，又以殷墟遗址为甚。

　　殷墟考古发现所见，殷墟都城遗址出土酒礼器尤其是青铜酒礼器，以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最多，这是古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如殷墟二期早段的殷墟妇好墓，随葬器物有1928件，在214件青铜容器中，酒器有觚、爵、角、斝、觯、尊等，共163件，占青铜容器总数的76%。殷墟二期晚段的以花园庄东地M54为代表，随葬青铜容器40件，其中酒器有觚、爵、尊、斝、彝、罍、觥等共25件，占整个青铜器礼器总数的62.5%；另有陶酒器有觚、爵、罍共18件。殷墟三期的郭家庄M160为代表，随葬青铜礼器有40件，其中酒器有觚、角、尊、卣、斝、罍、觯等31件，占整个青铜器礼器总数的77%，另有陶酒器觚、爵、罍12件。殷墟低级贵族墓葬随葬酒礼器明显少，兹不备举。

　　综合殷墟出土文物可知，殷墟日用器物种类之多，远多于同时期的一般普通遗址。据统计，商代晚期，商人日常使用的各类材质（青铜、陶、石等）的生活容器超过三十大类，其中贵重材质的青铜容器有二十五类以上，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这些器物大多见于生产、生活性场所，具有实用功能，还有部分器型（体小、质软者）为墓葬专用的随葬明器。笔者统计殷墟3700多座墓葬的随葬品可知，商代晚期，商人随葬日常生活器具涵盖青铜、陶、石等各类材质、各种器类。墓葬随葬品种类以陶器最多，超过半数的墓葬随葬有觚、爵等酒器，其他器物明显少。随葬的青铜器中，酒类器又超过半数，有斝、觚、爵、角、觯、盉、觥、尊、壶、瓿、卣、罍、彝、斗等类；以数量计，觚和爵最多，其次是鼎，其他器物明显少，墓葬等级以觚和爵的套数的多少为表征，规模越大的套数越多。从随葬礼俗可见都城内的人们盛行饮酒之风，但这种风气在都城以外其他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明显少见。

　　周族是活动于陕西一带一个古老的部落，上千年间游离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夏、商王朝之外，文献所见以重视农业生产而著名。传说周的始祖为弃，在农业方面多有发明，他在夏王朝为主管农业的官员，后被尊为农神受到祭祀，所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周弃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周人在灭商后的都城为为镐京，或称宗周，还有丰邑，分居今陕西西安西南的沣水东、西两岸；又有洛邑，或名成周，位于今河南洛阳市，是东方的陪部；还有岐山之下的周邑，或称岐、岐周，位于今陕西扶风和岐山县界之间，先为灭商以前周先公的旧都，西周未废，三地同为西周王畿地区重要的都邑。

　　与商人一样，周人贵族的生活器具尤以青铜器最为重要，以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最多。如随州市叶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国国君墓M65，出土青铜方鼎1、圆鼎6、甗1、鬲1、簋4、爵2、觯1、尊1、卣1、壶1、盉1、盘1，其中酒礼器有爵、觯、尊、卣、壶共6件，占出土青铜礼容器总数的28%以上。1954年在周都镐京遗址发现西周中期的长囟墓，出土青铜器有鼎4、鬲2、甗1、簋2、觚2、爵2、卣1、罍1、盉1、壶1、盘1、斗1、钟3共32件，其中酒器有觚、爵、卣、罍、壶共计8件，占整个青铜礼容器总数的25%。三门峡市上村岭的西周晚期M2001，是虢国诸侯墓，为已知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出土青铜礼器有15类、55件，计有鼎10、鬲8、方甗1、簋9、豆（自铭为甫）2、盨4、簠2、方壶2、圆壶2、盘4、盉3、方彝3、尊3、爵1、觯2件，其中酒礼器有方彝、尊、爵、觯、壶共计13件，占青铜器礼容器总数的23%以上。考古发现的西周这类墓葬还有很多。

　　关于周代青铜器，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郭宝钧先生研究发现，西周早、晚期青铜礼器群存在一定差异。他统计了西周穆王以前青铜器二十五分群186器，其中酒礼器共72件，如爵、觚、觯、角等酒器37件，尊、卣、罍、瓿等盛器35件。同时的鼎、鬲、甗等炊器64件，或食器簋、豆、盂(盂在西周作饭器用）等28器，酒器的比重较大，近于殷代的酒器。而在穆王以后的六分群118器中，酒器类的爵、斝、觯、角绝迹，只有两个变相的觚，盛酒器亦只有13件；同时期的炊器20、食器37，酒器比例明显低，即酒器15件的绝对数，比之前期的72件亦所差甚远，其他类器则增多。可见周人生活器具中酒器大为减少。研究所见，西周时期开始形成以食器鼎和簋为核心的器用制度，以三门峡市上村岭两周墓地随葬青铜器组合最为典型，最高等级的为虢国国君，随葬有列鼎和列簋各有7、6个，低一些等级的或随葬5鼎4簋、3鼎2簋、1鼎或2鼎等级差别明显。

　　西周王都以及各诸侯国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可见，西周文化的日用陶器有鬲、甗、甑、鼎、盂、豆、簋、勺、盘、碗、盆、壶、罐、瓮、器盖等；墓葬随葬陶器由日常用器简化而来，种类明显较少，以鬲、盆、豆、罐最为常见，或为实用器，或为明器。都城遗址出土的酒礼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少，而且集中在西周前期；在其他中小型聚邑中出土酒礼器的情形更少见。

　　综上所论，商、周时期的日用器具，尤其是墓葬出土器物，不论器物种类还是数量，有明显反差，其中以酒礼器最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墓葬葬俗方面的差别。商人贵族随葬成套酒器，尤其是高级贵族墓葬中随葬数量超过容器的一半以上，以觚和爵为核心；相反，周人贵族不论高低，随葬的酒器不论种类和还是数量大为减少，西周前期的酒器基本为觚、爵、觯，后期几乎不见，但炊食器的鼎、簋等则成为最常见的器类，衡量社会成员地位的标志是成套的鼎和簋。所以有学者认为，商人的青铜器群是“重酒的组合”，周人的日用器物组合以食器为主，是“重食的组合”，这种认识为学界普遍认同。

　　商人重酒器，周人则重食器，不仅反映在日用生活器具上，更反映在墓葬随葬观念上。这是商周社会差异的重要表征，其背景是商、周两个王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族群间观念乃至礼制意义上的重大差别。

　　《诗·商颂·殷武》歌颂商的开国之王成汤时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从考古发现可知，商王朝统治地域确实很广，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达上千千米，这与《殷武》篇所载可相互印证。商和西周时期属于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达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高峰。青铜冶铸技术是人类首先突破的重大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最高水平的体现，它为古代青铜文明向前迈进提供了强劲动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技术保障，让我们看到商王朝国力雄厚的一面。商代都城遗址可见，当时都城的规模宏大，如商代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遗址总面积超过9平方千米，城内面积3.7平方千米，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面积近30平方千米。建筑形式有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形式、功能多样。其中居住类建筑有台基式、平地起建、半穴式，以前两种形式组合而成的四合院建筑群最为典型和常见；最高统治者商王的建筑规模宏大，如洹北商城一号王宫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面积1.6万平方米，是面积最大的商代大型建筑。墓葬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带二条墓道的中字形、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无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两类建筑的形式和规模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商王国的手工业门类多，技术先进，有铸铜、玉石器加工、制骨和制陶作坊等，尤其是铸铜、制玉手工业技术，体现出高超的技术、工艺水平，产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前文所举，产品也非常繁多，尤以都城遗址出土为最。

　　周人在灭商以前长期生活在陕西黄土台原上，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明显不及以郑州、安阳为核心的商王国地区，生活条件也明显不及商人，居住类建筑流行地穴式。西周时期，周王都丰、镐遗址面积在3平方千米左右，高等级建筑有了台基式的，但规模也不及商王都者。同样，西周名物的种类和品级，尤其是当时最高等级的产品——青铜器的品级普遍不及商代。

　　总之，考古发现和研究所见，周王国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商王国。这是我们理解包括饮酒礼俗在内的商、周礼俗差异的重要前提。

　　从安阳殷墟墓葬可以看出，商代包括平民在内的整个社会饮酒之风相当之盛。此种现象也见诸文献，《史记·殷本纪》说商代末王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说苑·反质》也说“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这是典故“酒池肉林”的来源。《大戴礼记·少闲》还称纣“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安阳殷墟玉器中有箕踞人物，身穿精美轻衣，头戴花帽，形象显得放浪不羁，学人以为这种人的原形如果不是奴隶主本人，就是身边的弄臣，带有亡国之象，它是晚商贵族酗酒不节、放纵享乐的典型形象。物极必反，其发展到极端，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致商王朝的倾灭。在周人看来，商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书·酒诰》），“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大盂鼎》），这是周人总结商人饮酒成风、导致商王国灭亡的教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周人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业不及商王朝发达的情况。相反，商代社会生产力已比较发达，农业生产能够提供超出社会日常所需的食物而用于酿酒，为王朝的贵族生活如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服务。从商、周文化的酒礼器可见两个王朝间礼器的重大差异，其深层原因还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