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教师的答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被边缘化？

     在我们这个宪法规定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一种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 

    在大多数舆论场合，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被边缘化，受到非常强烈的排斥打击，而反共言论甚至行为则到处横行，受到追捧和纵容——这些排斥、打击和追捧、纵容，有不少还是来自某个级别的官方的——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一个让很多同志感到痛心疾首的现象。

     很多同志在这种不利条件下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原则，坚持思考，也坚持以各种方式去宣传，去实践、斗争，这是难能可贵的。有的还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也毫不退缩，这更让我敬佩。

    但即使这些在坚持的同志中，有不少人归根到底还是无法理解上述现象，也就无法从一种委屈、愤懑的情绪中走出来。无法让自己更加坚强、冷静、耐心地去做好该做的事情。因此，我想首先对这种现象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法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认真信仰这个思想的人们，反而会被边缘化，乃至受到排斥打击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首先从历史上看：
其实，在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受到统治集团自己的排斥、打击、迫害的事情是非常之多的。

     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新兴的统治阶级的地位还不巩固，统治集团内部还有很多旧的阶级的成员，或者还受到旧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等习惯势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乃至受到挫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时的商鞅。商鞅的法家思想是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秦国藉以富国强兵的指导思想，然而当时毕竟是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新的东西还不巩固，所以秦孝公一死，秦的旧贵族势力复辟，商鞅就惨遭车裂。 

    这种情况外国也有，比如在沙俄时期，18世纪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进行的军事改革，极大加强了俄军的战斗力，其实是符合当时逐渐资本主义化的俄国统治阶级利益的，但是当时俄罗斯毕竟还远远没有摆脱农奴制的阴影，苏沃洛夫那种资产阶级化的军事思想后来遭到了守旧贵族的疯狂反攻倒算，苏沃洛夫郁郁而终，俄军一度又兵骄将怠，屡战屡败。

      （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

     第二，即使在统治地位已经较为巩固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内部也会分为不同的阶层、集团，彼此之间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斗争。而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杰出代表人物，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这就难免得罪某些势力强大的阶层和集团，为他们所不喜，因而遭到排斥和打击。

    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但是我们如果查一下那些儒学大家们的人生履历，却会发现大多数都很不如意。

     唐代的韩愈立志复兴儒学道统，下场却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宋代的王安石也是一代大家，他推行熙宁变法完全是为了大宋长治久安，结果也落得个贬官闲居;

                                           （王安石）

     明代的心学巨擘王守仁，也是因为得罪权贵，性命都差点丢在了贵州;

    百科全书式的大儒王夫之(王船山)，曾经出仕南明永历朝廷，也是在党争倾轧中不得信用，兵败国亡，不得不窜身瑶洞数十载，终老湘西一隅。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历代统治者都是以儒学治天下，然而同时儒学家的著作中却充满着道衰文丧、绝学难继的感慨，好像儒学压根就不受人重视，压根就没有过好日子似的。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和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内部的某些较为明智、较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及其思想(例如李斯特、熊彼特、凯恩斯等及其学派)受到资产阶级中那种毫不考虑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资本主义世界长治久安，而只顾自己个人或集团的眼前利益，只是追求无限制地投机发财的利益集团的冷落、排斥、压制有关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一贯用那种完全排斥国家监管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宣传武器，诱使它们搞私有化，从而瓦解和剥削它们，然而谎话说得太多了，也说得太投入了，结果欺人变成了自欺，说垮了对方之后，居然把自己也给说糊涂了，弄假成真，绕了进去。 

    第三，由于统治阶级在巩固统治后，日渐趋于保守，往往会对自己初兴时期的那些杰出代表人物和思想也感到隔阂、害怕甚至嫉妒、憎恨。

   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就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新兴时期的杰出领导人，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文化、疆域基础，真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千年一统汉江山”。然而他们俩却恰恰是长期以来很不招封建史家和文人待见的两位君主，受到的非议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已经趋于保守乃至没落，已经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接受他们自己先辈的那种远见、魄力、胸襟，那种首创精神和英雄气概了。

    列宁在评价孙中山的时候也说过(大意如此)：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没落，那里的政客们已经把自己彻底出卖给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而只有在资产阶级还是一种新兴力量的中国，才能出现孙中山这样充满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这样真诚的、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他才不愧是十八世纪那些伟大宣传家(指卢梭、伏尔泰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笔者注)的伟大同志和朋友。

    当然，我得为列宁的评价补充一句：现在中国的极右翼势力，即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已经堕落到连孙中山也要攻击了，因为孙中山追求中国的独立富强，孙中山有着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孙中山有着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民生主义”思想。没有这些追求、同情和思想，孙中山就不能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来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来建立他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现在的中国的极右势力，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但已经无法理解和容忍孙中山的这些想法了，因为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他们：在近现代的中国，要真的实现孙中山的这些想法，最后就会走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就会走向社会主义。

    ——以上说得有些远了，总之，我的意思就是，剥削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十八世纪的卢梭、罗伯斯庇尔，还是二十世纪的孙中山，为了彻底批判旧的社会，为了动员劳动群众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他们后代的那种庸人习气，那种鼠目寸光的局限性。

    这就会出现“资产阶级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不像资产阶级”、“卢梭的思想让现代资本家感到害怕”、“某个阶级的最杰出人物挨自己阶级的骂最多”等等奇特而意味深长的现象。

    以上说的都是中外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就是想指出：由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由于这种斗争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定阶级的指导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受到本阶级、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很多势力的冷落、排斥、打击，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应把复杂的情况简单化，认为一定社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中就不会受排斥，也不能仅仅因为一种思想受了这种排斥，就认为它不是这个社会的指导思想。

     然而，有的同志或许会问：

    你上面说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情况，剥削阶级内部互相倾轧，排除异己，导致他们本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常常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巩固，因而代表这种长远利益的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优秀人物也常常被架空乃至排斥——这个我们不难理解，的确我们现在还常常听见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精英思想家慨叹他们的学说在自己的国家里门庭冷落，乏人问津，这大概也不都是矫情。但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也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其实，我们只要拿上面说的三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这三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是存在的：

    第一，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我们的国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乃至一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原来剥削阶级的成员是不少的，旧的习惯势力也仍然很有市场。

   记得几年前我在火车上就碰到过一个大概五十来岁的人，他向我大谈“毛泽东建国前干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反正他建国后没做一件好事”。交谈中我了解到：他这样一个极端反毛者，其实本人也是先当农民，后当工人，关键是他家解放前是一个地主家庭，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当然现在他很得意，因为他儿子在上海当了白领，颇有“人上人”的感觉了。

    我和不少人打交道的经验表明，凡是言论上表示反感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确是解放前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当然，这不是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都不好，但有助于我们认清一些反共反毛思潮是从哪里来的。

    据我的一些长辈说，这些人往往还很善于钻营，很善于往上爬，比如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其实一般工农出身的学生倒并不怎么歧视出身不好的人，倒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喜欢互相打小报告，表现自己进步。

    这些人如果没有改造好，并且还逐步往上爬到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中去，继续在更大的范围内散布影响，那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不能说是很巩固的。 

    第二，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中，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群体、阶层，有各种各样的个人的、部门的、地域的、小群体的利益和意识。

     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工农待遇是有一定差别的，很多农民是不满意的，我现在从他们那里能听到很多对那个时代的抱怨;企业里的正式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也有差别，这是文革时候“经济主义”的一个来源;国营单位职工和集体单位职工也不一样，我也了解到那个时代这方面的纠纷和冲突。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一般工农的待遇也有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有些则是不合理的，容易萌生特权观念，并且导致干部出现阳和平同志所批评的“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庸俗想法。 

    第三，我们当然不能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掌握政权后会趋于保守，会再也无法理解先进的指导思想，但无可讳言，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会有一些领导干部因为长期和劳动群众脱离、隔膜，而变得狭隘、自私、庸俗、保守，会产生当官做老爷的思想，革命理想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即使在普通劳动者中，也会有不少人只盯着自己那一点眼前利益，不但不想消灭而且还想扩大某些不平等的现象，来给自己带来好处。还有一些人说话、做事只凭过去的一点经验，不愿意学习新知识，不愿意加强理论修养，满足于现状，得过且过。

    据老一辈回忆，五十年代办扫盲班的时候，有些人就不愿意学习文化，想方设法逃避，竟有逃到山上躲起来的。而在党一再号召学习工农兵学哲学，学马列主义的时候，不少人也是应付了事，并没有认真去学，口喊毛主席万岁，但连毛选都没有好好读一下的，大有人在。

    总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自己怠惰了，不想前进了，马列主义就听不进了，而人的头脑是不会空白的，没有马列主义，就总得去找别的思想来填补，于是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什么“多捞多得，及时行乐”之类的货色就很容易进来了。

     以上说的三点——剥削阶级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局部利益的冲突、党内和人民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进取精神的丧失——是在同志们公认为比较好地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的毛泽东时代也广泛存在的现象。换句话说，那些认为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受冷遇的同志，也别把改革开放之前想得太好，即使“穿越”回去，你也会发现问题重重，困难重重，也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你的那一套不理不睬或是阳奉阴违。如果你真是一位有责任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你在那个时代也不会觉得很“舒服”，也会感到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甚至也需要进行大的变革——否则，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这个运动本身是对是错）呢?他老人家是在和什么作斗争呢?就是在和他的时代已经存在的这三种现象作斗争。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会大行其道呢?这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吗?不是，而是因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有了基础，有了苗头，有了滋生的土壤，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和行动。

    而且，这三种现象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提供条件的：

    用剥削阶级内部倾轧的那种勾心斗角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冲突，来转移政治运动的大方向;用某些局部和眼前利益来引诱一部分群众去走反社会主义的回头路;用“改朝换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旧观念，来为自己不思进取、作威作福的思想和行为辩护，把自己的功劳、知识、能力等等当作向人民索要特权的资本，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新主人。——凡此种种，都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形势当然更严峻了。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党自身的建设、作风等等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但这方面的问题，同志们已经谈得比较多了——一般的老百姓发牢骚，甚至敌人进行攻击，也主要是谈的这些方面——所以我在此不予详论。而且事情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我认为，这也是因为，在长期存在的上述三种情况之外，又出现了三种新的不利条件： 

    第一，经济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因素，出现了势力雄厚的、甚至一部分还有这样那样的官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家。其中有一部分人，不会只满足于发财享乐，而是想要在政治上——首先是在思想文化上——也实现他们的统治。这样的一种势力，在国家机关、教育文化机构中有其代言人，并且有资产阶级化的媒体如南方某报系和某些大型网络媒体等对他们反复加以美化、宣传。这样一种势力，在普通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中，也有其拥趸。

    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只能对不少青年学生为什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谈点自己的体会：

   1.资产阶级的那几句口号比较简单，包装却比较精致，很能投合一些青年不愿意进行艰苦的理论学习却又急于炫耀自己“有思想”的心理——我读书时的同学里就有些这样的人，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自由主义那几句口号，什么“公有制就是无有制”之类，但自我感觉非常好;

    2.某些青年学生缺少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看问题往往不全面，当别有用心者利用现在的执政党和现行政策中的某些问题、某些黑暗面，把他们引向全面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的时候，他们不能加以辨别，还会觉得只要“骂骂现在这些当官的”、“骂骂现在这些当官的人的老祖宗(比如毛泽东、马克思)”，就是一种非常正义、非常“过瘾”的事情; 

    3.某些学生对当今的“名人”、富人、“成功者”、“文化精英”、“高端人士”等等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精神偶像，有一种盲目崇拜心理，觉得自己通过个人奋斗也能当上这样的“成功者”，或者至少在往他们那条路上走的时候朝他们望一望，心里也是感到舒服的，因此也无条件认同他们的思想，觉得那就是“范儿”。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工作，在很多时候出现了一种偏差（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曾说：“十年最大的教训是教育”）：让教育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脱离，让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分离，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是在这种路线之下被培训出来的。

     因为不接触群众和实践，他们要么就立场模糊，很容易去膜拜那些被修正主义篡改过的东西;要么缺乏信心，在右翼思潮面前不敢说话，不敢顶，软弱退让;要么陷入孤芳自赏，无法说服更多的人，更无法为群众指明方向，解决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一旦脱离群众，就很容易滋生一种“向上爬”的心理，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作为一种迎合讨好，追名逐利的工具——几年前倒掉的那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衣俊卿其实就是这样的人。 

     第三，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这是和此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重大差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如果不经常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以往的社会恰好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停滞的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文化形态、社会心理等等都在发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变化。我们当然反对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篡改，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锻造出适应新的时代特点的武器。而很多同志还很不适应甚至还不愿意适应这个形势，不注意研究新的情况(比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和新政策、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动向、文化斗争的热点问题、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新特点，等等)，而且说起话来总是比较陈旧、干瘪，不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所喜闻乐见。

   当然，另一种不好的偏向是一味在表面上猎奇求新，追逐热点，甚至失去了应有的原则和品位。

    不过，对于内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是拘泥、陈旧、缺乏对新情况的敏感。 

    我这次提到了不少不利条件，并不是为了打击同志们的信心。相反，我是有信心的。我的信心来自哪儿呢? 

     还是谈点我自己的个人体会：

     第一，信心来自我自己。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觉悟很高、品德很好的人，相反，我满身都是毛病，上面所提到的自私、狭隘、散漫、软弱、怠惰、虚荣等诸种弱点，我身上无一不有，有的还很严重。但是：

    1.就连我这样的人也会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因为真理的光辉太耀眼了，真是有顽廉懦立的感染作用。电视剧《民兵葛二蛋》的结尾，当年曾经游手好闲的葛二蛋对着党旗举起右手，荧屏上打出了毛主席的名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葛二蛋这样的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群众都已经融入了这个战争，也就说明这个战争真的快要胜利了。

    有些同志经常说群众不觉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但是同志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不也是群众吗?我们不也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的吗?我们比那些所谓不觉悟的群众又高明多少呢?可是，我们不就觉悟——或者至少初步具备了某些觉悟——了吗?

    我们能觉悟，其它群众怎么就不能觉悟呢?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这个信心和耐心呢? 

    2.我感到，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自己在思想、工作、学习乃至平时为人处世等方面，似乎还是取得了进步的，比如说，我的虚荣心似乎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我比以前要听得进别人意见了——当然，究竟有没有进步，我自己说了不算，要以后的实践来证明，要大家来评说，这也是我学到的群众观点吧。

    第二，信心来自我的教学工作。尽管中国现在是这样一个令我们不满意的局面，但是我去教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经验表明，大学生们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反感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本质上还是积极向上、有正义感、并且愿意追求真理的。

    我们不应该悲观，不应该低估这一点。有时效果不好，不能说没有学生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我自己态度不好，方法不当或者工作不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有句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自己各方面都真正作出表率，就一定可以团结、教育、影响更多的人。 

    第三，信心来自我们的敌人。我们回顾一下右派对我们的歪曲、污蔑、攻击，真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拙劣，一次比一次缺少“技术含量”，也一次比一次失败和可耻。 中国的极右势力，在走着一条很明显的“从反文革，到反毛，再到反共，最后到反华”的道路，他们在这个阶梯上每往前走一步，就有一些人从他们中间脱离出来，就有一批群众因为受到反面教育而觉醒过来。尤其是他们那种无知、狂妄和颓废、猥琐的精神面貌，虽然一时也能吸引一些眼球，最终却是会让每一个哪怕只是想好好正常生活的普通人都感到恶心和鄙夷的。 

    毛主席等先辈开创和从事的、我们将要一代代继续投入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英勇的事业，辉煌的事业，是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 

    但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一切伟大的事业，有多么伟大，就有多么艰难”，我们要看到这些艰难，理解这些艰难，坦然面对并敢于战胜这些艰难，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进行长期坚韧的斗争。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斗争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痛痛快快、壁垒分明地进行的，尤其现在左翼力量还很不成熟，据我看，这就更需要每个同志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从马列毛的基本著作学起，从自身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从自己身边的事做起，把自己的思想不露声色地贯彻到平时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周围的小环境。

   ——在当前形势下，我觉得这样平凡琐碎的乃至不像是“革命”的事情，才正是一种基础性、长效性的工作，才能真正增强每个人的信心，为将来的形势发展做些准备。

     因为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大概眼光就免不了有我这一行的局限性，例如比较关注思想斗争、个人修养、理论水平之类。不过我本来也没有打算提出一个全面的看法，而是从我的角度提出某些值得左派加以注意和思考的地方，供同志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