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疫情与基督教有何内在关系?西方宗教,为何快速席卷中国农村?

1月12日,河北省新增9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其中石家庄84例,邢台6例。新增15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石家庄14例,邢台1例。

目前,石家庄已经完成了首轮全员核酸检测,并且正在开展第二轮的筛查,但从2号发现第一例确诊到今天,短短十天,河北省病例已经从0飙升到了395,再加上已经有多地出现了石家庄关联疫情,所有人都为之捏了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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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形势,一下子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每当确诊病例的流调公布后,网友们就一遍又一遍仔细查看,生怕漏掉了哪个细节。

12日凌晨时,张文宏医生表示,河北疫情1个月内可以控制住。

大家虽然松了一口气,但看着持续上涨的数字,依旧对能否回家过年表示担心。

而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石家庄疫情如此严重,究竟和当地的宗教活动有没有关系?基层的宗教活动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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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和宗教有关,是细心的网友们推断的。

石家庄检测出来的病例,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中在藁城区,占到了阳性人数的80%以上;二是关联性比较强,基本都和藁城区相关,特别是与藁城区的增村镇有关。

1月3日,增村镇刘家佐村出现确诊病例;

1月4日,新增确诊11例,全都集中在小果庄村和刘家佐村;

1月5日,新增确诊19例,除了小果庄村和刘家佐村外,增村镇的东桥寨村、北桥寨村、南桥寨村均出现确诊病例;

1月6日,新增确诊50例,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并且蔓延到了正定县、行唐县、新华区等等;

……

这些确诊的病例里,既有6个月大的婴儿,也有人民教师;既有市场商户,也有公交车司机;工厂工人、快递小哥……场景复杂,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这些确诊病例的流调,也让人触目惊心。光婚礼就至少涉及了20多场。要知道,和首例确诊病例参加同场婚礼的人中,就有14个确诊患者。有一对新婚夫妻,也先后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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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流调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文本中一个语焉不详的“参加活动”,究竟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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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描述还有很多。“参加活动”者以老年女性为主。

这是什么“神秘活动”?总不是广场舞吧。

有人就注意到,“参加活动”大多是周日,这正是教徒做礼拜的日子。

其余的固定时间周三周五和新年,也是大多数教徒最常去教堂的日子。

很快,藁城区的情况被网友们扒了个遍。

先是有网友发现,在小果村旁边的北桥寨村,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并且还附上了几张教堂做礼拜的照片,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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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照片中,还有不少未成年人。

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了。

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教育和宗教要采取分离原则。

也就是说,向未成年人传教是违法的。

那这不属于非法传教么,怕不是什么地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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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又有石家庄网友爆料说,关于首例确诊病人“捡垃圾”这事,其实是大家整了个大乌龙。

因为,此“捡垃圾”非彼“捡垃圾”。

在石家庄,人们把不拜祖宗却拜教堂的称为“捡垃圾”。当地人的朋友圈里传的是小果庄村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感染了,到网上传成了是捡垃圾(物理)得了病的。

所以首例确诊病例,也是一名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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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开始怀疑,这次的传播源恐怕是来这里传教的神父。

根据地图显示,北桥寨村的教堂,距离发现疫情的几个地方都很近:小郭村距离教堂仅600多米,南桥寨村距离教堂3.2公里。

这是附近规模最大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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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舆情,一个名为“天主教百科网”的微博蓝V出来发微博“辟谣”。

账号的运营者,是石家庄天主教区的负责人员。在微博中,他向大家声明,发生疫情的几个村子,不是天主教村;确诊的病例,也只有一个是天主教的信徒;他们最近,也不可能有带病的神父来到这里。

总而言之就是,他们认为这次的疫情和天主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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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这种说法就被小果庄村的一位负责人“打脸”了。

隶属《人民日报》的《健康时报》专门采访了小果庄村的负责人,直指要害:

“看到石家庄市疫情活动轨迹,有多位确诊患者每周参加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

负责人答:“……我们村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大概有几十人,都是岁数偏大的老人。

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可能并未登记在册,但不等于不信教。在《健康时报》发表报道后,天主教百科网立刻删除了那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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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海丰表示,北京的155个宗教活动场所、840名宗教教职人员均未出现新冠肺炎感染和疑似病例。

但是根据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北京市决定暂停所有宗教活动,这些场所都不对外开放了。

并且还要严厉打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来防止聚集带来的风险。

一前一后,很难让人不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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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在石家庄疫情发布会上,石家庄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李占领针对网络上的言论发表了回应:

小果庄村的信教村民都是信基督教的,和天主教没关系,所以“欧美神父在藁城传教”是谣言;

疫情爆发前,确实有过信教群众聚集,但没有证据表明疫情源头和宗教聚集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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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目前还无法确认疫情传播和宗教活动有直接关系。

但无论如何,这场由小果庄村开始的疫情,还是让不少人都开始重视一个问题——农村被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侵蚀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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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基层,是被西方宗教席卷最厉害的省份之一。

就拿发生疫情的藁城区来说,这里的宗教活动十分兴盛。从清朝光绪到民国时期,藁城境内相继建造教堂12座,分布在12个村镇。

1960年代中期,12座教堂全部被毁;然而到今天,已经达到了15座,反超了解放前的数据。

前面提到的北桥寨教堂,就是其中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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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桥寨教堂在历史上建过3次,最近一次是2007年开始的,截至2016年,这次建设已经投入了600多万元。

教堂需要24小时不停工,于是建造的义工都是当地信教的妇女,有的甚至还带着孩子。

为了省钱,教堂里的桌子凳子,都是信教群众自己做的,教堂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而除了明面上的教堂,更多的其实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地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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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发展他们的教会势力,来辐射所谓的“基督福音”。

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外,活动范围也很广,会涉及到军事、政治等领域,尤其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上,更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天地。

19世纪末,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了80个,比如什么信义会、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救世军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修建教堂,并向农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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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府宗教处在1953年1月30日,起草了《河北省1953年宗教工作计划》,在里面对当时的天主教会进行了估计:

“据天主教内1948年统计,河北省有教徒75万余人。据我不完全的专门登记材料为64万多(临清教区在河北省境内的各分堂和支堂及察省新划归河北省地区的10万多均未统计在内),现仍有公开宗教活动的19万多人,秘密活动的无法计算。

“据天主教内统计,河北省(包括察哈尔部分)共有神甫683名,我处现有数字为210人,另已查明的秘密神甫40来人(实际上不止此数)。”

除此之外,有365座正式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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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份的教堂和教徒数量也不少,比如黑龙江有教徒15.2万,教堂300座;山东有10多万教徒,教堂数量甚至达到了1318座。

绝对人数可能不算多,但却让宗教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尤其是那些有教堂的地方。

解放后,政府对基督教等进行了规训,还驱逐了在华传教士。

因为1950年代初期,那些天主教的地下势力都会在罗马教廷的指挥下进行非法活动,其中很多都是反中的。

比如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就多次公开声称“天主教徒倘在某地因环境关系而甘愿脱离教宗,就是脱离了耶稣,脱离了教会。这样的所谓狭义的‘某国天主教’,只是裂教,不是至一至公的真正天主教。”

说白了,就是绝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所以后来,他在南京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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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我国的宗教政策正在调整,加之国际政治层面的考虑,恢复了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

大环境的放松,加上以前的传播基础,宗教势力卷土重来。

比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吉辽、沿海地区等,近三四十年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蔓延速度要比其他地区快很多,教徒数目也很庞大。

而且在省份内部,那些有教堂的县城、农村,在发展时候,就会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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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西方宗教于各宗教信仰中一枝独秀,而传统道教、佛教总体状况萎靡,民间秘闻等等也不如以前兴盛。

在西方宗教中,基督教几乎一家独大。在北方农村,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独占95%以上。

而地下基督教,也就是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占据其中70%左右。

天主教则是稳步上升,主要势力分布在河北、温州一带。其中地下天主教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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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能发展如此迅速,除了有历史沿袭原因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国内农村的宗教生态已经衰退,一些信仰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而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趁虚而入、迅速蔓延。有些地区的基督教信众甚至能占到总人口的10%到15%。

这一点从南北方基督教人数不同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基督教在北方农村和沿海地区获得了一教独大、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地位,但在南方地区相对来说却比较势衰。

为什么?

因为南方农村以祖先祭拜为中心,兼纷繁复杂的地方性民间信仰的信仰体系,目前保存相对比较完整,所以可以抵御外来宗教的入侵。

但近年来,南方信仰体系也在逐渐开始瓦解,信西方宗教的人数也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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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第二点,那就是传教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同时我们自己基层组织力的下降。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就可以看到不少人分享自己所经历的传教:

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在小说里还是“跳大神”等的模样,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韩国人渗透了,就连办丧事,也请韩国牧师举着十字架来操办;

一回到老家农村,就会被村里的一些教徒盯上,时不时来传教,其实对于宗教一窍不通,但依旧想把别人拉入教门;

哪怕是上班,保不齐公司的领导也是个所谓的“传教士”,效益不错的公司到最后也会解散;

而且,这些宗教大多不是什么正经教,而是地下教会甚至邪教。蛊惑性极强,和传销没什么两样。

信教的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妇女、病人和老人。

先说妇女,主要是留守妇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这些妇女在家既要养育孩子、侍奉公婆,还要干农活,压力很大,所以她们很容易信教,来寻找精神寄托;

还有病人,农村医疗不发达,特别是一些绝症病人,希望能找到精神寄托,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寄希望于某种神秘的力量。

而针对老人,一些生活困难并且没有子女的,他们信教一般都是图个热闹。再加上成为教徒后,婚礼免费用教堂,丧事也有教徒们操办,对于他们来说,是看得见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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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越是落后贫困地方的农村,被西方宗教席卷的情况就越普遍。

当一个人有求于教,觉得信教可能会“有用”的时候,就会去相信。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

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现在她已是MZ教会的负责人。

人一旦信了教以后,逻辑都会改变:问题解决了,那就是主保佑;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不够虔诚,需要继续虔诚修为,如此一直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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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正面作用,比如为孤寡老人提供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农村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氛围和纠纷调解等等。

但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并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在传播时一定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后果。

并且这种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经常被有意无意忽视,这也是导致基督教泛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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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大肆扩张,会引起各种层面上的分裂:

第一种,是家庭分裂。

这种一般都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在江西被称为“基督纷争”。

这类矛盾一般有几种情形,一是因为家中的人有信奉基督教的,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聚会,耽误农活和家务。

比如兰考农村80年代时,信教的多为30来岁的媳妇,那时候的教会资料为了讨好这些人,就直接把婆婆成为“恶婆”,还写了灵歌:

婆婆见媳妇心头火,叫声媳妇你真恶,东跑西跑不做活,说话你强,脸又多,啥活不想干,吃的你又多吃,像你这样的媳妇真是气死我,回家你先把你娘叫来,叫来你娘咱说说。

婆婆你不要这样说,世上娶媳妇娘家不带祸锅,干活你光嫌少,吃的光嫌多,像你这样当婆婆,叫我没法活。

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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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因为当代年轻人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所以同家中的教徒会产生矛盾。

家庭成员之间,因为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纷争会非常剧烈。比如日常生活中,常常因为是否在家挂十字架吵架,又或者是能不能参加聚会、能不能带相关书籍回家。

在丧葬仪式上,这种纷争尤其明显,尤其是在传统习俗保存完整的地方,这种冲突更为明显。

比如传统祭拜中,不少地方的风俗是放一挂小鞭炮、烧香,还要小聚。而基督徒不允许这些,在葬礼上,本该是老人遗像的地方,只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舒兰香的母亲程秋月去世之前,曾说:“我一生没有其他愿望,只要求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安葬。在棺材上不要雕刻龙凤,要印上十字架。”去世之前,她给自己做了一套天使那样的白袍子。

舒的母亲去世后,舒对舅舅说:“我们是母女关系,要求按照母亲的愿望安葬。”舅舅非常积极地反对,说姐姐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要为她做道。而舒兰香则哭诉说:“如果妈妈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她的一生都划不来。”

程秋月的葬礼最终按照传统仪式安葬的。舒兰香为此对舅舅产生了很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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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村庄社会的分裂。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另一种是上帝的弃民。

在现实生活中,教会教导信徒,要向其他人传播“福音”,把他们也拉进“信徒”的阵营;另一方面要远离那些死硬反教的“异教徒”,坚决断绝和他们的交往。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徒都热衷于传教。

所以,一个村庄就大体被分为了基督教徒和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虽然生活上不会完全分开,但从他们的社交范围来看,这二者已经形成了相互分离的群体。

就这样,村庄的凝聚力越来越弱,虽然没有分裂,但也已经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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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同传统文化的分裂。

中国民间传统的信仰体系,一直被基督教、天主教定义为腐朽、落后的。

同是神,哪有什么谁比谁高贵,但在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面前,民间信仰显然是落后的。

在农村,经常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把传统信仰和仪式规则定义为“封建迷信”,不敢承认自己烧香拜佛,却把基督教作为先进的象征。

这给了传统文化很大的冲击,甚至在道德层面,也突破了传统伦理底线,比如在山东,就曾出现过同为基督徒的婶侄结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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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分裂,就是篡改历史,分裂国家。

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蔓延和壮大,基督教内部总是传递着与我们认知不同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的血泪史和当代的发展建设解读为基督教反抗压迫、重获自由的历史。

他们抹掉了基督教肮脏的血腥史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了委屈的斗士。不少基督徒在谈到基督教在国内的发展历史时候,就会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的委屈和灾难,基督教明明是在逆境中拯救中国人,却完全不被中国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八国联军。

在天主教内,八国联军被他们美化成是正义的使者,他们之所以侵华,是因为清政府反对教会,还杀死了神父,所以联军才杀了过来。并且清政府后来不是无条件投降了么,证明是他们理亏。天主教就是那时候,发展才最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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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人觉得村里的学校、孤儿院、教堂,那么好的房子,都是外国人出钱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好人。

沿海地区为什么很发达,是因为它们同发达国家一样信仰基督教。

在基督徒中流传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孔子是基督徒,周总理也是基督徒,不然名字里为什么会有“恩”字?恩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恩典。

如此篡改历史,这样下去,若再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必将干扰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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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华的历史,社会大变革时代,不少宗教人士也参与其中。

就拿河北来说,1946年,黎培里资助了比利时籍的神父雷震远,此人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他建立了“公教青年报国团”,这个组织多次帮助国民党,参加国共内战。旗下设立了石家庄、保定、天津等11个情报站。

这里的教徒后来被据守石家庄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也就是胡宗南系的军长罗历戎,改编为一个天主教野战营,大约有500人,还参与过国民党傅作义部突袭解放区的冀中穿心战。

1949年,雷震远去了美国,后来写了一本书,名为《内在的敌人》,回忆对共产党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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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 左六

而他所建立的“公教青年报国团”更是劣迹斑斑,旗下神父吴雅阁等人,想要去西柏坡刺杀,并对平山县郭苏镇、石门、灵寿等地进行了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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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石家庄市栾城县油通村还曾爆发过天主教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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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博@无为李爷

所谓“正统教派”,尚且如此血腥,更不要说多年来发展出的那些杂七八杂的邪教了。

这些宗教,正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长此以往,一定会对我们的群众基础造成伤害。

就像你做了再多好事,盖了再多大楼,给民众再好的政策,人家也不会感谢你,只会说,谢谢神。

其实,石家庄疫情爆发同宗教活动究竟有没有关系,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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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重点在于,这些泛滥的宗教究竟能不能管?怎么管?谁来管?

精神领域的需求就在那里放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阵地我们不占领,就会有别人来占领。除了打击地下宗教,提升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考虑照顾大伙的精神生活。

要想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还是要坚持教员给我们立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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