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的山河:牢记人民军队的本色
新的学期开始,2018级的大学新生进校了。
新生军训的时候,在课堂上,讲着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里的“怯懦、勇敢、和鲁莽”,我对学生回忆道: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学校会变成一座军营,操场和林荫道上到处是一队队绿色的身影。
到了晚上,我家的窗外能听到一阵阵女孩子——我们学校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女生——的歌声:
“将士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 ——我说:“这真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今年建军节早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写点儿什么。
已经迟了,但,还是写一点儿吧。
这或许能够帮助曾经唱过和即将唱起“将士们,听党指挥”的那些青春闪亮的孩子们,更好地理解这支军队,这支他们多半还只是因为它的威武雄壮而向往和钦慕的军队。
从哪儿说起呢?
有位朋友曾说,看我的文章,就像在读书一样——她大概是想说“开卷有益”什么的。
这显然是过奖了,但也好,这次就还是从我读的一本书说起吧。
前不久读完的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最后一节写道:
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画上句号。当年7月,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38、39、40军奉命北上中朝边境。
此时,这些部队的大多数指战员只知道朝鲜爆发战争,部队要开到鸭绿江畔以防万一,而并没有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他们真的就要“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了。
这一节题为“士兵的山河”——它这样描写了由南向北开进的士兵们眼中,他们刚刚由北向南征战过的万里山河:
“他们乘上火车,从这个国家的南方向北方行进。
南国的椰林在热风中摇曳,珠江丰沛的水系环绕着闪闪发亮的稻田。
南岭的湿云绸缎一样漂浮,滴水敲打着芭蕉浸染着满坡青翠。
湘江水天一色,长江白浪千叠,两岸是望不尽的一熟天下足的吴楚沃野。
晨风迎面吹来,土地的芳香渐渐浓郁,成熟的麦子颗粒低垂,那条黄色的大河自天际而泻,大河边溽热的柳林里鸣蝉不止,太行山蜿蜒而至。
著名的城墙垛口之外,黑土地上山高林密,河滩上的庄稼泛着深深的油绿,在挺立着的高粱的梢头上,天蓝得犹如南方的那片海水。”
它这样述说穿越着山河的士兵们心中的祈愿:
“——这片国土养育的近千万儿女,从投身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那天起,就怀揣着光荣回家的憧憬。 他们想擦干爹娘眼角边的泪水,把自己的立功证贴在堂屋的墙上,然后去自家分得的那块田地里春种秋收。
但愿风调雨顺收得好庄稼,
但愿房上的草顶换新瓦,
但愿娶上媳妇生了娃,
但愿好日子红红火火岁岁年年地传下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
士兵们的山河,就是果香林密的山、鱼肥水美的河、麦浪滚滚的田野、波平如镜的池塘,是他们能够用犁头一寸寸开垦,用汗水一点点浇灌,捏碎坷垃子儿悉心照料,点上旱烟袋儿细细打量的地方。
士兵们的心愿,应该说,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并不是多么美妙光鲜却分外诚朴动人的心愿。
而此刻,革命胜利了,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自己的一份土地、农具,祖祖辈辈“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已经矗立在家乡的原野上,微笑着,向士兵们招手。
然而,对士兵们的考验,从东北方向降临了。300多年前,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曾经打进北京城,仅仅40多天后,就被东北方向杀来的八旗劲旅击溃,仓皇败逃,旋踵而亡。
而这一次,从东北方向杀来的,是空前强大的十六国联军。
士兵们的山河与梦想,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一名叫魏巍的年轻作家写道:
这时,在刚刚进行过土改的广大农村,已经有地主在叫嚣着: “美国人就要帮着蒋委员长打回来了,共产党蹦跶不了几天了。穷棒子分我的房,分我的地,早晚得给我吐出来!” 魏巍还敏感到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就要出征去捍卫他们的山河与梦想的士兵们,已经发现,这个“自食其力,各顾各家”的梦想真正实现出来的时候,似乎并不那么如意。
——他在小说《东方》中写道,在北方待命出发的一支解放军部队里,有位一直勇敢善战、屡立功勋的名叫王大发的战士,竟然开小差要逃回老家去。
王大发觉得自己回家是光明正大的,结果很容易就被部队从大路上追回来了。关了几天禁闭之后,团政委周仆和他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谈谈心吧,王大发,”政委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光荣扔掉走那样的路呢?我想,你临走那天是不会不难过的。”
“咋不难过哩!”王大发鼻子酸酸的,“实说吧,政委,我不是逃跑了一次,我已经跑了四五次了。有时候,跑到村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里路,哭一鼻子又回来了。如果有一点儿办法,谁愿意离开咱们的革命部队呢?……可是,最后,最后……我鼓励自己说:走吧,王大发,现在革命到底了,任务完成了,你也算对得起人民了!”
“你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政委又问。
王大发低下头,没有说话。
“大发同志,”政委往前凑了凑,望着他的脸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一句话不打紧。像一颗石子儿扔到古井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他立刻眼圈发红,啜泣起来了。
“有话说嘛!”郭祥不耐烦地说。政委扫了郭祥一眼,叫他不要打岔。
“我,我,政委……”王大发含着两大颗眼泪,“俺娘在家要饭吃哩!”
“噢!”政委显然感到沉重,又问,“你不是贫农出身吗?”
“怎么不是?”王大发梗梗脖子说,“咱是一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
“那你没有分到土地?”
“分啦,可是又卖给人家喽!”王大发伤心地说,“我记事那当儿,俺爹就给财主家扛长活。我出来抗日了,俺娘在家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一抓上军队的白馒头,就想起俺娘,心里就难受!日本投降了,我想,作为中国人民一分子,我的任务完成了。谁知道,蒋介石这老狗又向咱发动进攻。直到实行土改,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才算解决了生活问题。那时候,我探过一次家,俺家住到新分的宅子里,外面插着齐展展的秫秸篱笆,屋子里还有一个红漆大立柜。我在家没有呆三天,就回到了部队。我这心气儿,你就甭提有多高了!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几年又起了变化!……”
“后来怎祥了?”
王大发接着说:“自从家里分了地,俺娘觉得日子有指望了,心气儿比我更高。不管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熬黄昏,起五更,把命都豁出去了。有一回麦子刚割下来,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俺娘怕粮食糟蹋了,就一趟一趟往家里背,还没背完,就受了寒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好几个月,没有起炕,又是请医生,抓药,就借了人家的钱。到底穷人家底儿太薄,没有办法,就把分的那几亩地又卖了!去年临上西北,我家去了一趟,一看屋里立柜也没有了,连秫秸棒篱笆都拔出来烧锅了。最近我又接到信,说俺娘又扯起棍子要饭去了。……我想来想去,心里就结了一个死疙瘩: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有穷的,有富的,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
“我们村也有这种情况。”郭祥皱了皱眉头,望着政委,“这个事儿我也有点儿纳闷儿。”
政委心情沉重地思索着,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咝咝地响。
政委的心情是不能不沉重的,因为他很清楚:在部队秣马厉兵,就要出发到异国土地进行空前残酷的生死搏杀的前夜,士兵们出现这样的后顾之忧,甚至发出“革命是不是白革了?”的疑问,显然是非常危险,非常有损士气的。然而魏巍接下去的描写,告诉我们一名优秀的政委是怎样让这一切峰回路转的——自从《亮剑》以来,很多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在有意无意贬低人民军队里政委的作用,而我们读了这一段就能明白,在我们这支英雄的军队里,为什么政委是不可或缺的:
“大发,”他询问道,“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那,”王大发把手一摊,“那当然是因为我不在家,要不然,咋会有这宗事哩!”
“不,”政委摇摇烟斗,沉重地说,“大发同志,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呵!”
“什么脆弱性?”王大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儿。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政委又重复说,“你看看土改以后最近两年的情况:像你们家是因为干活受了累,得了场病,穷了;也有人是因为死了口人,娶了个媳妇穷了;还有的人是因为多生了几个孩子穷了。总之,一场风,一场雹子,一场大水都会使人变穷。你瞧瞧,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别说什么大风浪,连婚丧嫁娶都经不起,连一场病一个疮也顶不住。简直像是大风大浪里的一根苇眉子,你不知道明年会把你漂到哪里去!”
郭祥点点头说:“一点不错,就是这么回事!”
“那怎么办?”王大发困惑地问。
“我也正要问你嘞!”政委笑了一笑,“你不是说革命到底了吗?我问你,现在这个‘底’,你满不满意?”
“要是革了这多年命,地又卖了,你想想,我咋能满意呀!”王大发懊丧地说。
“对喽!”政委说,“这就是说:还得要继续往前走!还得要继续干革命!毛主席说,我们的胜利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嘛!光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主义还不行,我们还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化,办农业合作社!用拖拉机!我们的贫农,要想在经济上彻底翻身,不继续往前走,肯定是办不到的!”
王大发低着头,十分严肃深沉地思索着。呆了好半晌,喃喃自语地说:
“我的眼光看得太近了……” 屋子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政委适时转了话题,悄声问王大发,知不知道部队就要执行新的任务。
“这,对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一眨眼,得意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郭祥一愣。
“看,人家当兵不是一天两天了嘛!”他老味十足地说。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好比邻居失了火,都忙着去救火哩,我回到家往炕头上一呆,还像个人吗?我不算白受毛主席的教育了?”
“到底是老同志嘛!”政委上去热烈地握住调皮骡子的手说,“王大发同志,关于你家庭困难的问题,我回去就叫政治处给县委写信,帮助你解决。”
这时,王大发红着脸,流露出一种羞涩和感激的表情。
政委收起烟斗,立起身来说:
“走,咱们一起到你们连开会的地方看看吧。”
一个人走出房门。花正芳在后面一拉郭祥的袖子,悄悄地说:
“关了几天禁闭没解决的问题,看人家政委几句话就解决了。”
“谁说不是!”郭祥说,“我这是拿着棒槌认针,真他妈太简单化了。”
不难看出,政委通过抓住王大发这个典型所进行的思想工作,实际上让所有在场的干部战士认清了去朝鲜参战的三重意义:
第一,是为了保卫朝鲜人民,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
第二,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土改翻身的胜利果实,不让国内外敌人反攻倒算,乘机翻天;
第三,是为了保卫我们就要展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合作化的建设——光是一家一户自顾自,经不起大风大浪,只有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才能真正达到共同富裕,而这更需要我们的士兵用手中的钢枪来打虎驱狼,保驾护航。
——这些道理,现在的很多成天就是拿“高层”的“秘闻”、“密电”、“密档”说事儿的所谓历史学家未必能够讲清楚,或者说,未必愿意讲清楚。在朝鲜战场舍生忘死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们,大概压根就不知道那些“秘闻”、“密电”、“密档”,然而,大道如天,决定那场战争胜负的,恰好不是那些在犄角旮旯里躲躲藏藏的“秘闻”、“密电”、“密档”,而是千千万万最普通的战士堂堂正正的志愿、觉悟和献身精神。
除了讲清这些道理,政委还注意联系地方政府,为王大发解决具体的家庭困难。
在这样高屋建瓴的教育引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下,战士们感到心明眼亮,精神振奋,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场临战动员会:
指导员站在旁边正主持会议。一个黑瘦的、左额角上长着一个小肉瘤的同志正在发言。
“同志们,同志们!我就是这个态度儿!”他激昂地挥着拳头,几乎每讲一句就挥动一下,“美帝侵略朝鲜,还霸占我们的台湾,咱们,咱们,无论哪一个,都要把,都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摆一摆!摆一摆!咱们只不过是个困难的问题,可人家朝鲜,朝鲜,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我就是这个态度儿!就是这个态度儿!完了!”
“对!对!”
“疙瘩李说得对!”
下面齐声喊着,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是我们的一排长。”郭祥小声介绍说,“这人战斗不错,就是性子急,凡是一句话,到了他嘴里,就不大受听。”
由于过度兴奋,疙瘩李额角上那个肉疤疤变成了紫红色。他抓着毛笔,一个劲地抖动。他还没有写完,调皮骡子王大发就走上去了。
他的突然出现,有人惊讶,有人微笑,使全场沉静了两三秒钟。
“关于,关于……”他的话究竟不像平时那么顺畅,“关于我本人的严重错误问题,我准备在另一次会议上进行专门严肃的检讨。我本人无论在纪律方面,个性方面,还有在眼光远大方面,的确是有很多缺点的……”
下面掀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
“人家检讨哩,你们笑什么?”他瞪了瞪眼,又严肃地讲下去。
“刚才一排长讲的,我觉得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朝鲜人民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头摆。你们都知道,我王大发过去在战斗上的表现。我不是吹牛,这次到了朝鲜,要是美国鬼子叫我瞄上,我说打他的脑袋,不能打中他的肚子!……”
他挺着胸,显得十分威武,仿佛已经站在战壕里似的。
“同志们!”他喊了一声,“我就是这个决心:不打败美帝不回家!”说着,把右手中指放到嘴边。下面喊: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调皮骡子,上级不提倡这个!”
可是,说话间,王大发已经咬破了中指,鲜艳的血珠顺着指尖吐噜吐噜地滚下来了。他就用这个手指在白绸子上歪歪斜斜地画上了“王大发”三个字。
下面热烈的掌声,比对其他人似乎还要鼓得长久。
掌声停下来时,已经上来了一个战士。这个战士长得十分魁伟高大,面貌淳朴,站在那里活像一尊天神。他跨着宽阔沉稳的步子走上台,一句话没讲,就深深地弯下腰抓起笔来。
“乔大个!别把笔杆捏断了,这不是机关枪!”下面有人喊。
“乔大个,你怎么不讲几句?”又有人喊。
“你一年也讲不了几句话,讲几句吧!”
政治委员周仆深深地被这个战士所吸引,他不是意识到,而是感觉到在他身上隐藏着一种极其深厚的东西。他碰碰郭祥:
“他叫什么名字?”
“乔大夯。机枪射手。”郭祥回答,然后笑着说,“怎么样?个头不小吧!每次发军衣,都得拿到后勤部门另换。你瞅他那脚,能顶你两个大,鞋穿特号的还不行。饭量也大,可是干活、挖工事能顶两三个人!”
“讲几句!大个子,讲几句!”下面还在嚷。
乔大夯不得不放下笔,谦和地望着大家笑了一笑。
指导员也催促着说:“乔大夯,叫你讲你就讲嘛!”
“我,我觉着没啥讲的。”他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十分清亮有力地说,“共产党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毛泽东时代拍摄的影片《地道战》里有一句十分经典的旁白: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主席也有一句经典名言:
“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
我们经常说,由于受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束缚,农民具有自私性、狭隘性、保守性、散漫性。
大革命失败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托陈取消派,曾经断言中国共产党退到农村依靠农民来发动革命,一定会失败,一定会重蹈李自成和洪秀全的覆辙,共产党一定会由工人阶级的党蜕变成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直到现在,国内外的某些“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嘲笑毛泽东搞的是“农民社会主义”、“民粹主义”。
然而这些人忘记了,实际上,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本身就是对农民群众的一个无比巨大而深刻的教育。正是在燃遍全国的革命战火中,这些穿上军装的农民第一次走出了家乡,知道了中国到底有多大,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地位;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第一次懂得理想和信念是什么,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是什么,怎样才能永远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第一次明白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也明白了谁才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
这些全新的见识与觉悟,一旦和中国农民所特有的极度的坚韧不拔、吃苦耐劳、英勇无畏的品质结合起来,就能够创造奇迹。
在战争年代,他们无数次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无数次亲眼目睹了看起来不可战胜的敌人的灰飞烟灭,无数次亲身验证了自己在这支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队伍里学到的那些新思想、新知识的无穷威力。
因此,士兵心中的山,会越来越高;士兵心中的河,会越来越广。
士兵们的梦想,最后会远远地超越独门小院里的男耕女织,而通向一个他们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全新天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士兵们就为了这样的山河与梦想而出征了,他们果然再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乔大夯的一句“共产党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是士兵们的决心,也是他们的结论:这支军队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军队,这些士兵之所以不再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农民起义军,而是拖不垮、打不散,革命理想高于天,越是艰险越向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教育的军队,他们的战斗任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保家卫国,而是为了践行这个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实现这个党所提出的伟大的社会理想。
为了这个宗旨和理想,士兵们有时甚至要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
去年轰动全国的影片《战狼2》里,有一个颇受关注的场面:特种兵冷锋踢死了非法强拆、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头子。
这种行为当然是违法的,然而这个场面的出现,却代表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一个传统。
它让我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部小说《秋雪湖之恋》里讲过的一个类似的故事:
文革期间的一年隆冬时节,秋雪湖畔的解放军某部饲养班的班长严樟明,抓住了一个经常来驻地偷稻草的“小男孩”,仔细一看却吓了一跳:
我把电筒照去,只见一个苍白消瘦的姑娘跪跌在地,圆睁着一双惊恐敌对的大眼睛,呲着牙,右手举起一根准备背稻草的树棍。这神情,活像我们的小黑猫。当它还养在连部伙房里的时候,遇到不文明的战士欺侮它,它就缩到水缸后面,睁圆猫眼,举起一只右爪。
然后战士们了解到,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叫芦花,是附近陈庄大队的社员。她的妈妈得了不治之症,哥哥被叫到公社参加“学习班”一直没回来,家里冷,又没有柴烧,她不得不出来偷部队的稻草。她知道部队是养猪的,所以每偷一次,就留下一小篮她自己割的喂猪的野菜,算是交换。
严班长和战士们非常同情芦花,此后每次都把部队不用的刨花、树枝、木片等送给她。然而有一天姑娘告诉大家,自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公社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高天禄看上了她,把她关起来要占为己有,她好不容易在墙上挖洞,泅水逃了出来,但又无处可去。
“无法无天!”严班长的拳头攥得格格响,“你到公社去找你哥哥,到革委会告他!”
“告高天禄?”芦花大吃一惊,“公社的领导就是听信他呢!”
“那就告到县里,告到省里!”严班长气昂昂地,“我们也报告连部、团部。我们解放军决不会眼看着人民群众受祸害!”
多热忱的话啊!我们解放军,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工农红军!有我们人民子弟兵出头救助,几十年来什么坏人能怙恶顽抗呢?
然而,芦花却不停地摇头、流泪。
“芦花,”我觉得有些蹊跷,“你到底有什么难处,你说吧。”
芦花的嘴唇动了几动,才连着哭声迸发出来:“我哥哥是打成‘五一六’给抓走的!”
全班都愣住了:“反革命家属”啊!
整整三分钟没有人说一个字。芦花也没有想到她的这句话会把六个解放军震得目瞪口呆,她反而吓得不哭了。
严班长召集战士们开会讨论对策,决定一方面把芦花剪短头发,穿上军装打扮成战士藏在牛棚里,一边秘密给芦花的妈妈送吃的;另一方面,匿名寄信给县里革委会领导,揭露高天禄的恶行。
但这一来,反而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追查。严班长感到芦花在班里要藏不住了,于是秘密地将被关押的芦花哥哥(实际上是与芦花兄妹相称的未婚夫,名叫张犁)救了出来,和芦花一起秘密送到了班里一个战士千里之外的老家,由那位战士的姐姐姐夫负责照料,而他则亲自到县革委会去公开揭露高天禄,并承担此事的一切后果。
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小说中对严班长这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怎样下定决心查清实际情况,并顶住一切压力保护芦花这个“反革命家属”的描写: 严班长不停地转着圈,不停地自言自语。
当他走近时,我听见了,他在背诵毛主席语录。是在一条一条地对照吧!皓月当空,人影如画,可是从他紧锁的眉头看来,他的“带着问题学”,并没有发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终于在我身边的树根上坐下来。柳枝在我们面前微微拂动。在秋天的满月光下,青的柳叶是银色的,黄的柳叶是金色的,但它们都是迷离朦胧的。
严班长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应该通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不要奴隶主义呢,还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是不向党支部汇报,还有什么加强纪律性?要是汇报了,把芦花往死里送,叫陈庄的乡亲们都垂头丧气,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没有回答。不远的什么地方,一只蟋蟀在低声叫唤。牛棚里,老母牛“哞”了一声。
“老何。”
“呣?”
“到底什么才是毛泽东思想呢?”
谁能想到,当“班部”的小草房里躺着一个被追捕的姑娘,她正在板床上辗转反侧,流着热泪等待班长决定她命运的时候,这位班长提出的却是这么抽象的理论问题。
然而我理解七十年代先进战士的心。
“班长,你想,既然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为什么还要有毛泽东思想呢?”
不愧是学习积极分子,他想了想,便非常认真地作出了回答:
“这,我前不久填过入党志愿表。指导员也找我谈过。马列主义,不能像王明那样背教条,哪一本哪一页,倒数第几行,照搬照套。呣……毛主席他们亲自调查,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运用马列主义,才对路了,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是吧?”
有点吃力,可是“对路”。一个合格的新党员。
我照他的口气说:“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死背书,要亲自作调查,根据调查到的真实全面的情况,用马列主义的道理来分析,才能对路,是吧?”
严班长猛一拍大腿:“老何,真有你的!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嘛!”
严班长其实悄悄地爱上了芦花,他坦率地向“我”(下放到饲养班的军医老何)吐露了这一切,然而小说写道: 像严班长那样的人,自然萌发的爱情一生很可能只会有一次。这一次是那么诚挚,却又是那么短暂!当他拼上全力撑船挽救张犁生命的时候,每一篙都在把这爱情深深地埋到秋雪湖的底里。
(1984年电视剧《秋雪湖之恋》的拍摄地)
当然,有人会说:《秋雪湖之恋》的战士们是帮助文革中受迫害的一家人,这岂不是告诉我们那个年代乃至整个毛泽东时代是多么荒唐,多么糟糕吗?
那么,我们要问:《战狼2》里的冷锋踢死的是改革开放年代里的开发商的狗腿子,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开发商和狗腿子,曾经比比皆是,难道这就是在告诉我们reform and open很荒唐,很糟糕吗?
而且如果细论起来,冷锋只是靠个人拳脚解决问题;严班长他们却在保护芦花人身安全的同时,始终坚持替她向上级党和政府反映和申诉,而且最后获得了胜利——这是不是说明:在严班长和芦花的年代里,我们的士兵和人民对党有着更加坚强的信任呢?
其实,在这两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士兵们,在某些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在恶势力猖獗的时候,所进行的的无私无畏的抗争。
当然,《秋雪湖之恋》所讲的故事,更为细腻,也更为可信,因为它直接点明了战士们这样做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许许多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同志(比如我在《激流·浪花(插入语)》中引用的那位帮助要自杀的女教师澄清问题的解放军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在文革年代里救助无辜,抵制某些极“左”的、过火的甚至别有用心的做法,后来又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揭露和反对某些人浑水摸鱼,谋取私利,都是出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凭的也都是同一种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
而《战狼2》因为种种我们可以理解的限制,没有能作进一步的开掘。
《秋雪湖之恋》的结尾,描写了当了幼儿园老师的芦花十二年后和饲养班的战士们故地重逢时的秋雪湖:
北窗外,秋雪湖的面貌大变了。十二年前显得空旷的湖面上,现在整片整片地铺着白茸茸的芦花。今天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正是看秋雪的好时光。阵风起处,芦花旋舞,蓝天之下,碧水之上,无数朵秋雪在秋阳下闪着白光,无声地、浩瀚地向东飘去。
这也是山河,是纯洁的山河、神圣的山河。——我们又将它称为“江山”。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士兵们,不但要守护这片山河的完整无缺,也要守护它的本色、它的纯洁、它的神圣。
因为,这才是士兵的山河;
这才是我们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