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封神”：被日本名导尊为父亲，他用一生只做一件事

　　娱乐圈都玩“跨界”的今天，他用一件事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作者：麦格格

　　最近，“跨界”一词很火，起因是跨年晚会中，各大演员纷纷拿起话筒献歌。这本无不对，但是许多人“假唱”被抓现行，观众们表示买票就给我看这？

　　不仅如此，靠打榜投票出道的“爱豆们”，摇身一变加入演技比拼节目中，表示自己有个“演员梦”，想成为好演员，却用尴尬的演技刺激了评委，并发出“为什么人人都要当演员，演员难道是个最低级的职业”这种感叹。

　　于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从一种客观事实变成一种讨论现象，那些一生只专注一件事的人被相继提起。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热爱电影，专注电影，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老人，他叫侯孝贤。

　　侯孝贤已鲜少出现在观众面前，近乎以一种侠隐的方式隐没在人群外。

　　关于他最近的消息则是一个多月前，台湾第57届金马奖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为他颁奖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这个获得过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男人，为了给心中的“偶像”颁奖，不惜千里迢迢奔波来到中国，隔离14天。

　　颁奖典礼上，是枝裕和更是深情告白：“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其中的一位儿子。”

　　▲ 是枝裕和与侯孝贤

　　像是枝裕和一样，许多知名导演的电影启蒙来自“侯孝贤式电影”，平淡深邃，意蕴悠长。有着强烈的美感和艺术属性。

　　这位老人的致辞很平淡：“感动别人先感动自己。”

　　他没有过多阐述电影与他是生命中多么不可承受之重，一切就像他的电影风格，不煽情却深情。

　　他与电影的结缘，还要从幼时讲起，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人生轨迹的改变与一场迁移有关。

　　1947年，时任广东梅县教育局长的父亲，去参加省运会，遇见了大学同学李块，李块在台中当市长，强烈邀请他来做主任秘书。

　　那时台湾刚光复，父亲一封家信，将全家接了过来，被接来的，还有刚满4个月的侯孝贤。

　　父亲原打算做两三年事情，就回广东，所以家居装饰一律简陋。大多是竹制品，便宜好丢。结果1949年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母亲原是广东梅县的老师，一生等于被拦腰斩断切成两截儿，她前半生的社会关系永远消失了，几度抑郁，曾尝试自杀。

　　父亲早年办报纸，熬夜染上肺病，台北气候潮湿，引发了强烈的气喘，全家不得不移到南部的凤山。

　　祖母爱叠金元宝，嘴里常念叨要带给阎王爷。无数个白天黑夜，颤颤巍巍地徘徊在梅江桥边，弓着身子想回大陆。

　　情绪就像传染的瘟疫，缠绕心头再发酵扩散。逐渐长大的侯孝贤，背负不过这种压抑气氛，不喜回家，常和小伙伴玩到不知疲倦，人群渐散。

　　他们住在城隍庙附近的县衙里，这是个很老的小镇。

　　那时，台湾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都在城隍庙举行，比赛周期持续一两个月。

　　童年侯孝贤最大的乐趣，就是同玩伴一起跑到榕树下，挤在人堆的缝隙里，看台上演戏。

　　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戏台前人头攒动，老师傅们正襟危坐，亮得一手好绝活，看得人眼花缭乱。

　　戏曲看多了，他开始看电影，没钱买票，他就瞅准带着票根的大人，拉扯人家衣袖，讨巧地喊：叔叔，叔叔，带我进去吧。

　　如果被拒绝，就找下一个大人，靠软磨硬泡，三个大人里总会有人心软，愿意带他进门。

　　初中时候，他开始告别这种小把戏，靠剪破铁丝网，爬墙混入观影人群里。

　　凤山总共有三家戏院，只要换新片子，他总能想办法进去，硬闯不行时，他开始造假票。

　　检票口一堆破烂的票纸，没人会在意，他抓一大把揣进兜里，回家小心校对。

　　认真程度像极了研究生物实验的科学家，研究怎样将票根匹配得更严丝合缝。

　　他造的假票结实，由于舍得用胶水，比真票还显真。检票员阿姨撕不断时，看他是小孩子，就不耐烦地清道让他赶紧进去。

　　侯孝贤自幼生猛，练就了一身打架的本领，和同龄伙伴对打，内部打完再跟外部打。

　　初三时，他和十几个烈性子的伙伴，拿着砍刀，和别人约架。公园四下无人，夜色黑沉，他凭借一股子狂热，手拿短刀先行探路，猛然遇到伏击时，抓起石头就开砸。

　　当他再一次砸烂士官俱乐部时，同龄伙伴眼里开始流露出一种尊敬。少年胸腔迸发出一种极度膨胀的骄傲。

　　凭借这股子野蛮彪悍，天不怕地不怕的风火，打到最后小有名号。

　　高二时，他也曾遇见过寻到教室挑衅的，侯氏团员一窝蜂围了上来。他不以人多欺人少，让伙伴们都散去，对方深受触动，也悄悄丢了藏好的尖刀，最后两人赤手空拳厮打在一起。

　　一扇家门隔绝了两个世界。

　　当然也有交集，比如聚众打架，遇见从天而降的警察突袭时，家就是最好的避难所，他只需要躲避警察的追击，轻车熟路地穿过小巷，余魂未定地躲进家中。

　　父亲去世后，重担愈发挤压着母亲脆弱的神经，她被很多无可奈何包裹着，一点小事也能激怒她。

　　有一次，母亲在厨房忙碌，少年的侯孝贤听见母亲在吵嚷，糊里糊涂中，一把刀飞了过来，把他小腿肚割伤。

　　母亲惊慌失措地跑来，声音颤抖地给他包扎，那一刀白口子长在侯孝贤腿上，也成了母亲心里的痛。

　　此时，偷家里存折，玩赌博，变卖家当，拿着砍刀大摇大摆地巡街已成为他生活的主流。

　　这种放浪形骸的日子，戛然而止在1966年，接到入伍通知单的那一刻。

　　由于他打砸陆军、士官俱乐部，被抓后留有档案记录，大学之路堵得严丝合缝。

　　当接到入伍通知单那一刻，他深刻预感将要和过去的生活挥别。将兜里的当票撕得粉碎，一脚踏进了军营。

　　当兵的日子繁杂规律，除了特有的训练外，闲暇日子，他照旧看电影。

　　当时市场正在大规模引进国外电影，一部英国爱情片《十字路口》，社会主义写实风格，意外深受青睐。

　　当时侯孝贤深受触动，他没想到电影还能这样拍，或许这算他拍电影的启蒙。受这部影片感召，一无所有的侯孝贤给自己立下目标：花十年时间，进入电影圈。

　　那种环境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算天方夜谭，但侯孝贤很坚定内心的选择，退伍后，侯孝贤随后考入了国立艺专电影科。

　　学校的日子，像点亮以后生活的灯，在他以为终于可以学点东西时，已经仓促毕业了。

　　“没学什么东西”给这一段学业之旅画下了句号。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毕业以后，为了生存，侯孝贤开始了推销员生活。

　　每天打着领带，骑着摩托周转在人流拥挤的台北街头，四处派发名片。

　　街道拥挤闹哄哄，在一片片嘈杂声中，接过名片的人转身丢弃，他再轻轻捡起来，重擦干净。

　　这种日子持续了8个月，直到他接到一个电话。

　　当时台湾电影正处于萌芽时期，由于同学毕业后大多奔赴当兵，学校老师推荐他去做场记。

　　1973年开始，侯孝贤正式迈进电影圈，师从李行导演。

　　李行导演是60年代初期，台湾极有才气的导演。可以说，天生的天赋再加上良好的氛围，侯孝贤改变很大。在做了两部戏的场记后，他当起了副导演。

　　副导演一当，他这辈子和电影结缘的“导演路”就再没卸下来过。

　　此时，台湾新电影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盛行的以传统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正式退出舞台。观众们渴望一切新鲜的事物，渴望喜剧。

　　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侯孝贤身兼编剧、副导等插手了十几部电影，电影拍得好看，均叫好叫座。

　　多年的沉淀和副导的经历，使他能轻易踩中市场挑剔的观影眼光，操刀的十几部电影大卖后，他决定做一些事情。

　　▲ 从左至右：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当时台湾电影没有独立的影视产业链。演员、导演、制作团队等全和香港共享。没有自成一家，片子一直掺杂着香港制作标识。

　　侯孝贤、杨德昌等一众志同道合的作家、电影人，团结一致，开始了推动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行动。

　　▲ 杨德昌（左）与侯孝贤

　　他们将视线聚焦在本土，用方言演绎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不再以传统

　　叙事结构为主，并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

　　社会转型期下的普通人对生活的思考和感动透过镜头缓缓演绎出来。

　　他的第一部戏叫《就是溜溜的她》，由钟镇涛和凤飞飞主演的爱情轻喜剧。

　　▲ 《就是溜溜的她》

　　电影上映后成功卖座，新锐导演首战告捷，创作欲旺盛的他随后又接连推出了几部片子，片子质感保持了以往水准，市场反响却很平淡。

　　直到拍《风柜来的人》时，一切才有转机。

　　当时他正和国外求学回来的新导演共事，那些人全部学富五车，讲起理论热情洋溢，这和侯孝贤以往习惯不同。

　　他写剧本时，凭感觉将画面帧格大概想象了一遍，摄影机无非是重现。突然有人灌输西方理论，并且以高大上的外壳迷惑着他，这让他内心摇摆不安。

　　此时编剧朱天文丢给他一本《从文自传》，世间艺术本就是想通的，只有敏锐的人才能察觉出来，他读完文字后仿佛醍醐灌顶。

　　书中的写作风格，那种阳光下冰冷的俯视，给他的创作思路打开了新大门。

　　《风柜来的人》可谓是他的转机，虽然依然逃不过不卖座，小众电影的命运。却为他捧回了法国南特三大洲最佳影片奖。

　　▲ 《风柜来的人》

　　这部电影讲述有关于青春的叛逆，个人生命观的审视，侯式风格初现端倪。

　　后来，他想拍点更具备人文思考的，就将视线对焦了台湾历史。

　　那时的“二二八台湾”因为涉及“国民政府”时代，这在当时是个禁忌，没人愿意碰，也不可能触碰。

　　就在1987年底，各地开始解除戒严，他在夹缝里拍到了这段题材。

　　这部电影命名为《悲情城市》，他的拍摄镜头很原始，尽量捕捉演员最生动真实的一面。

　　▲ 《悲情城市》

　　有多真实呢？比如剧中有一个送葬镜头，开拍时旁边正好有一排送葬队伍，那是职业送灵人，他跑过去问能不能再哭一场，对方答应得很痛快，只要付钱就好了。

　　于是，电影里的镜头就这么来了。

　　这部电影捧回了华人影史第一个重要的国际电影奖项金狮奖。

　　▲ 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与杨德昌》

　　如果说1989年最卖座的电影，莫过于《悲情城市》了，电影很成功，理所当然获得相应的分红。

　　侯导处理钱的态度让人出乎意料，他没改善自己生活，而是叫来录音师杜昇之，剪辑师廖庆松，让他们去换新设备，有足够底气可以自立门户，胸怀和态度不是一般的大气。

　　他对工作人员好，保护演员也到了偏执的地步。有一场戏，由于总是达不到效果，他火气一急，把自己手打断了。拍《悲情城市》时更严重，把脚踢裂了，但是对演员，他舍不得说一句重话。

　　他保护演员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一个小演员站在镜头前，本来该按照台本，完成一系列动作。可是设备调试完，灯光配好，他一开演就忘了，随机发挥地演下去。

　　对于高要求的侯孝贤，这是大事情，他等到镜头拍完，对着剧组灯光噼里啪啦强调了一通，转身对着小男孩竖了个大拇指，意思是他很好。

　　没有责备，待到重新开拍，小男孩表演水到渠成，留下了可遇不可求的影视瞬间。

　　合作演员风格迥异，性格也不尽相同，侯孝贤关照每个人的特质，默默维护演员。

　　舒淇拍《千禧曼波》，由于戏剧张力性大，对演员体能要求很高，压力巨大。侯孝贤将拍摄调到了下午，保证她睡眠充足，有时间健身，可以精力充沛来到剧组。

　　▲ 《千禧曼波》

　　梁朝伟爱看书，拍《海上花》时，侯孝贤一本本书丢给他看，梁朝伟看到兴起处，还激动给侯孝贤推荐，书太多，他完全记不清书本来就是侯孝贤的。

　　▲ 《海上花》

　　伊能静拍摄《好男好女》，正逢事业瓶颈，在日本学习完表演，心里有一股子证明自己的冲劲，定妆时拍摄戏太投入，哭戏一度昏厥。

　　▲ 《好男好女》

　　许多工作人员觉得太过了，侯孝贤还是决定将机会给她。

　　他认为：演员是辅助导演完成故事讲述的功臣，极度善待他们。

　　他拍戏，极度还原韵味，最爱捕捉原始生动自然美。方言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有着独特的戏剧优势，对演员也是极大的挑战。

　　梁朝伟有个买办的角色，讲一口贼溜的上海话。为了帮助他更好地进入角色，侯孝贤操刀将角色背景改为广东。

　　▲ 《海上花》

　　《悲情城市》加冕后，他的电影又开始沦为小众，比如《南国再见，南国》，没掀起太大水花。但一些专业玩电影的圈内人，比如日本、法国都爱惨了这部片子，包括戛纳评审团主席科波拉。

　　这部影片在戛纳被投票得奖。但是影评界和观众依然直呼看不懂。

　　后来，他想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武侠片，题材选定了《刺客聂隐娘》，为了再现大唐风土人情，他抱着《资治通鉴》几个月不撒手。

　　▲ 《刺客聂隐娘》

　　他说：“想重新界定武侠，因为这对华人电影很重要，这也是外国人唯一拍不了的。”

　　▲ 《刺客聂隐娘》

　　正是因为对电影的执拗，一出手的聂隐娘为他捧回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 《刺客聂隐娘》

　　在电影里许多人称他为大师、前辈，以为他高高在上，但是私下的侯孝贤对待工作人员没有架子，就像一个长辈。

　　比如工作人员、演员一堆人喝酒、唱卡拉OK时。他很关心大家的状态，他的眼光敏锐，在场谁有心事，谁不开心，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聚会散场，他永远收尾，检查有没有谁掉落东西。将人安排好送回家后，才赶回家中。有时太累了，就躺在浴缸睡着了，水哗哗淌着，直到被太太叫醒。

　　他的团队很多人跟随他多年，好多不是科班出身，也被他留在身边。他对钱财不吝啬，常说工作人员都有家庭，公司支付固定薪水外，每每拍戏的钱再另付。

　　他不限制捆绑工作人员的自由，大家可以随意在外接活。遇见不懂的，跑来问他，他倾囊相传，并且鼓励大家接拍广告，因为市场价钱不错，能改善生活。

　　60岁大寿时，有些年轻摄影师跑来祝贺，只说了四个字——“奉陪到底”。

　　台湾新电影从80年代以来，侯孝贤跟随时代沉浮，用自己的视角完成了一部部讲述，他更像新电影浪潮里的旗手，有着屹立不倒的见证和热情。

　　▲ 1998年，侯孝贤在南特为贾樟柯与是枝裕和颁奖

　　中间有人不拍了，有人去世了，有人转行拍电视剧了，他这面旗帜撑了十几年。

　　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考量他的影响和成就，颁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自 1983年开始，侯孝贤拍的每一部电影都获奖，11部电影共获得20多个国际奖项。

　　他对电影的偏执高标准塑造了他今天的成就，也用毫无转圜的决心用一生实现了自己的热爱。

　　在今天大谈跨界的年代里，一心只专注一件事的人不多了。人们争着给自己贴更多的标签，“跨界王”像成为了一张能力者名片。

　　但事实却是实力不足，被群嘲，暴露了各种对名和利的贪婪。或许我们都该静下来，在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倾听内心。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侯孝贤，始终坚守在自己的节奏里，外界的喧嚣与变迁与他何干。

　　告别监视器，他只是一个寻常的老人，最终肆意洒脱地隐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