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的式微和劳动的吊诡

● 谭吉坷德  2018-04-30 

十八大以来倡导的人民性是最富中国特征的现代性。人民性是现代性的最高境界，也是现代性的正确方向。这既是认知问题，更代表着执政党的利益和立场。十八大以来的“扶贫攻坚战”和“决胜小康社会建设”实际上宣告了先富带后富的破产，中国正在恢复劳动神圣的文化并且重建属于社会主义的劳动伦理关系。

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对劳动精神这一真正的普世价值的敬仰和尊重，是对劳动权利和劳动价值的肯定，是劳动者的精神图腾。但是不得不说“五一”的文化特征消失的最为严重，很多年来“五一”已经失去了固有的文化意义。

“五一” 已经消失了劳动者节日的属性。特别对于中国将近3亿具有工人阶级意识的农民工和大量的城市底层劳动者来说，节日休息和劳动者权益对他们还是一件无法购买的奢侈品。132年前美国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八小时工作制”也和他们缺乏必然联系，“五一”和他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亲缘关系。“五一”当然更不属于那些连劳动权利都已经丧失的失业人员。在“五一”走到人们面前时，它的真正主人却离此很远。

“五一”文化的衰败，使在人类精神世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劳动价值判断也同时走入了逻辑困境。“劳动光荣”“劳动快乐”，劳动是一项为了人类的进步有荣誉感的工作和精神体验的认知早已成为笑料。今日国民的追求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最不光荣的国度。劳动是否光荣，必须由劳动者根据自身体验来回答而不能被别人代替。一个光荣只能用钞票衡量的社会，劳动光荣只能是对劳动者最无情的嘲讽。十八大前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遗产和中国劳动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有的意识形态加以修复。

今日劳动者的身份已经成为一个重大悬疑。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明确的边际，谁是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劳动形态的多元化和劳动者的多元化并没有突破工人阶级这一根本框架。但是鄙夷劳动的社会文化使这一框架内的很多群体都在努力的切割和工人阶级的联系。当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得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同。工人阶级主体的悲惨现状令他们十分忧虑。他们努力的挣扎，希望能够走入富人队伍远离工人阶级。“教师节”的设立就表明教师这一群体已经自主的脱离了工人阶级。事实上，脑力劳动者同样面临着“新三座大山”的压迫，随时会坠入无产者队伍，但这并不妨碍工人阶级内部一些群体的加速逃离。

与此不同的是，有些人却会努力挤入工人阶级，因为他们需要这一领导阶级的外衣。正是这个原因，大量身份可疑的“工人阶级”进入了那个一年一度的大会，帮助政府行使国家权利。这使人们想起了列宁的那句话：“在共产主义，厨师是国家的管理者，还有工人。可现在呢？坐在议会中的都是土匪强盗揣着美元的亿万富豪。他们应该坐在监狱里，而不是议会上。他们用改革欺骗了我们！”重拳辽宁贿选是十八大后的一大亮点，，也印证了人们对民主性和广泛代表性的质疑。工人阶级不但不能管理上层建筑，连参与的权利也已经失去。在偶尔能看到的工人代表身上，你不会感受到领导阶级的气场，看到的是占了便宜的卑微和对恩典的感激。

公务员阶层也在利用他们的便利加速脱离工人阶级，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他们可以不用通过领导阶级和人民的同意，在没有任何合法程序的前提下用加薪来奖励自己，而且幅度是GDP的两倍，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国家统计局每年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工资统计覆盖率还不到从业人员的百分15%。劳动阶层总是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这样统计的最大恶果，是误导决策者制定更不得人心的政策。工人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分化，不同经济地位群体都被冠名为工人阶级，因为无法获得基本认同而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踪。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有权、有钱、有知识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定要从阶级属性上去分野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什么是劳动居然也成了中国社会的“哥德巴赫猜想”。炒房是不是劳动？教师课下补课是不是劳动？医生让只需要一块钱的病人掏出了100块钱是不是劳动？把洋垃圾拉到中国是不是劳动？妓女是不是劳动？如果这种“劳动”也是人类第一需要的话，我们将会创造什么样的历史和文明？如果不是，那么又该如何评价和解释这种“异化劳动”。人们在潜意识中时常将这些现象排斥在劳动之外，而事实上的制度设计却为此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极好的土壤。

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保护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块最大的硬伤。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者没有自己的权利，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中都是天然的弱势群体。改革缺乏社会保障底线的弊端异常清晰。工资是劳动的价值回报，也是衡量劳动是否拥有尊严和光荣的砝码。中国是一个没有工资制度的国家。根据刘植荣的工资调查显示，中国的最低收入在世界排名一百五十八位，是倒数第二十六位。对农民工来说，最低工资收入一定是其最高的工资收入。在资本以要素的方式参与分配的今天，如果没有政府和法律的平衡，劳动的价值只会越来越低廉。资本的目的是积累而不是分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放任资本主导分配，压低工人的劳动工资到了天人共愤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1992年到2004年12年间，珠三角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一个最简单的不拖欠工资，就成了今天中国劳资关系难以逾越的高山。干活付钱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要力争到2020年才能基本解决。四川阆中法院公审违法讨薪农民工告诉整个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不仅没有光荣和尊严，反而有入狱的风险。这和当年“国企改制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一样是中国的耻辱痕迹，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经济伦理的底线。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制定一切政策法规的法理遵循。十八大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下，鼓励和保护资本对中国社会的侵蚀。正是当年盲目的经济市场化制造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政府大力提高资本家政治地位的同时，并没有赋予工人阶级应有的权利。很长时间里政府与资方牢牢的站在一起，根本无意于超越资产者和自身的利益。社会公平坍塌，丛林法则盛行。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工人成为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正像俄罗斯纪实文学中的那句话“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

这一时期工人的名字经常被置换成为“劳工”。劳动不再光荣，不再有尊严，不再有应有的回报。劳动只能是失败者苦苦谋生的生存手段。劳动的积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颠覆性错误。这也是中国社会GDP越高，人们越不幸福的原因。中国的两极分化令全世界惊诧，财富从哪里来？承担改革成本的劳动者为此做了哪些贡献，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回报，这是当今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老百姓质疑改革不满政府，就是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和分配不公平不合理，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执政根基。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新矛盾”的判断，直击了改革的弊端，为劳动伸张了正义。时间会证明这一判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官方媒体一直在用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价值判断向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解释劳动关系。这一政治悖论和自说自话最终失去了劳动者和全社会的信任。政府无法为劳动者提供保护促使工人只能以上访、罢工、群体事件和暴力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地方政府通过损害工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去争取投资和经济效益。每当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地方政府会毫不犹豫的站在资本方面，通过警察、武警和特警对此进行镇压。他们在对待工人的立场上，经常表现得比资方更为坚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资本的乐园和“血汗工厂”。欧洲资本家在面对工人罢工的时候只说一句话，“你们要罢工，我就把工厂迁到中国去。” 这就让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都没了脾气，只好降低自己的谈判门槛。

作为已经沦入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在阶层固化已经十分坚硬的今天，他们向上的通道已经基本完全封闭。一个将劳动者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已经形成。劳动者作为弱势的边缘群体早已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社会保障底线的丧失，经济改革把老百姓作为博弈的对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每一项都会把工人阶级洗劫一空，使他们一贫如洗成为最彻底的穷人。工人阶级拼命的攒钱使这个社会消失了大部分的消费动力。他们开始仇视改革，因为他们发现每一项改革的目的不过是想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那点微薄的积蓄。每一次改革“攻坚”都令他们浑身战栗，恐惧无比。他们更仇视劳动，他们把劳动看着是自己人生失败和耻辱的痕迹。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在独自和全部压力博弈的时候内心无比空虚。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及其出路，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和为全体民众提供共同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基因和本质规定。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梦”、人民性和共同富裕，“矫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这是最符合中国特征的自我完善，执政党正在通过这一方式重赢得人民的信任。“决胜小康社会建设”和“两个100年”的目标都是在打造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社会，这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无论是任志强的剥削理论已经过时，还是郑必坚的“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都说明斗争和分歧仍然存在，清除多年来的弊端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还会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正在为“五一”重新涂抹上春天的亮色，劳动也正在抹去脸上的污垢慢慢挺直身躯。劳动光荣的伦理意识正在回归，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转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