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好几次大发雷霆： 如何让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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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在战争中饱受磨难的老百姓们终于盼来了和平的日子，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却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电视剧《亮剑》的一些细节里得到了体现。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亮剑》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场面，相对来说和平日子里的一些场面比较平淡。其实不然，那些看似平淡、幽默的镜头，其中蕴含了深层的意味。
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镜头：解放后，李云龙到北京来开会，正好赵刚在总参谋部工作。所以两个人作为老战友，自然是要聚一聚的。李云龙和赵刚利用空闲的时间，就带着小孩子去看电影。
一路上，赵刚向李云龙诉说了自己看不惯的一些事情——全国解放了，过去一些在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将军们却摇身一变，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公车私用、孩子们之间互相攀比谁的爸爸官大......
赵刚内心非常难受：为什么当初那么多人参加革命？不就是因为社会不公、阶层固化吗？好了，现在历经千辛万苦让全国解放了，把过去的特权阶层赶下去了，可一些同志怎么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
我们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搞特权？这么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么搞下去，老百姓到底会拥护我们，还是会反抗我们？这与过去旧社会的社会结构有什么区别呢？
旧社会里老百姓因为不公的社会结构而奋起反抗，谁能保证新社会里不会这样？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江山，是否能长期坐得稳？
显然，对于这些话，李云龙听是听了，但没有听懂。
这与二人的出身及思维方式有关，李云龙本是一个大别山里的篾匠，只是因为“吃不饱饭”而参加了革命，他的关注点只是打仗本身；赵刚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他的心中充满了理想和信仰，想推翻“旧秩序”，建立一种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新秩序”。
赵刚的困惑在于“社会秩序”的层面，怎么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事，甚至完成了改朝换代的事，却依然是过去旧社会的那种社会秩序？
历史仿佛陷入了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怪圈”里，既然起点和终点都一样，那么花那么大的代价，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到底是为个啥？
赵刚的困惑，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李云龙的思维范围，他只能劝说赵刚别想那么多，放轻松一些，抱着俩孩子去看电影吧。
到了电影院，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二人碰到三个市民在买票窗口吵架，李云龙就批评吵架的双方，应该做自我批评，双方互让一步。
结果这些北京的市民根本就看不上李云龙这些外来的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就联合起来向李云龙发起了攻击，李云龙和赵刚就被迫卷入了一场打架斗殴，被请去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一个小民警也没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不容分说就对着李云龙、赵刚等人一顿猛训。
李云龙哪能受得了这气？直接说起了脏话，还把自己和赵刚的军官证亮了出来，民警翻开一看吓了一大跳，此二人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军政委！
于是，民警立马改变了态度，说话也吞吞吐吐，连忙道歉......
这时，李云龙再对着民警以及刚刚打架斗殴的三个群众做起了“思想教育”工作，三个人也立即改变了态度，没有再辩驳，跟个小学生一样直愣愣的站在那里，连连说“是”......
李云龙非常得意，回家后还跟岳父等人说了此事，颇有炫耀的意味，没想到他的岳父田墨轩却有另一番见解......
田墨轩老爷子认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管打架斗殴的双方是谁，理应受到惩处。当违法者亮出自己身份时，就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连声向违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田墨轩进一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制健全，如果法律失去了公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
显然，这个细节里，派出所里的民警已经摆起了“官老爷”的架子，人民群众逐渐失去了与政府部门平等沟通的渠道；
李云龙能解决此事，靠的也不是法律，而是他军长的头衔，他无意间也使用了特权，这正是赵刚之前所担心的事。
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难，战争时期党能紧密联系群众，那和平时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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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其个人，更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党的态度。无论他带头做了什么行为，党内上下都会纷纷效仿。
可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些乡亲们的思维里，则是另一种想法：沛县出了个刘邦，由此沛县驰名了两千多年；凤阳出了个朱元璋，由此凤阳出名了六百多年；如今，韶山出了个毛泽东，那整个韶山冲还不赶紧歌功颂德？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旧社会里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都能让身边人沾光，更何况来自韶山的毛泽东已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身边的人还不赶紧沾光？
就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收到了很多来自老家亲戚的信件，其中包括韶山毛家（毛泽东父亲一脉）、湘乡文家（毛泽东母亲一脉）、长沙杨家（杨开慧父亲一脉）、长沙向家（杨开慧母亲一脉）......
亲戚们在信中都是一个意思，想借助毛泽东的影响力，托人安排工作，保送子女上大学。
其中有两个亲戚关系最近的人：
一个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也是毛泽东的启蒙人，正是他当年启发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去求学，若是没有他，毛泽东恐怕一辈子都要窝在韶山冲里当一个普通农民。
文运昌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想让毛泽东“照顾一下”，毛泽东写信回复：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另一个是杨开慧的亲哥哥、毛岸英的亲舅舅杨开智，他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就不用多说了吧？
杨开智不好意思自己开口，就通过毛岸英的表舅向三立写信，想谋得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
在杨家人看来，毛泽东做这些事还不是小菜一碟？连天安门上都挂着他的巨幅照片，只要他金口一开，别说是厅长，当个省长、部长都轻而易举！
可在毛泽东看来，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一旦自己带头开了这个先例，那共产党上下不就纷纷效仿了吗？共产党不就成了“特权阶层”了吗？
这是要绝对禁止的！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信：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1950年5月11日，毛主席正在筹划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秘书田家英却交给他一份来自沈阳市政府的文件。文中写道：
“本市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伟大意义，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决在本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一座，其上铸毛主席铜像。维以此间现无主席全身照片可资楷模，故特函请贵局代摄主席全身八寸站像四幅，分前后左右四向寄沈，俾便早日兴工修建为荷！”
听到要为自己铸造铜像的消息，毛主席不喜反怒，他严肃的向田家英说：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然后，毛主席在报告上做了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1950年9月20日，当毛主席听说湖南省要在韶山修路建房时，亲笔给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电报，文中写道：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在他看来，自己和所有共产党员一样，都没有什么特权，自己只是一个教员而已：
“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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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让党内反复学习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深刻分析了“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
毛泽东告诫全党：共产党人绝不能做第二个李自成，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内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
在1949年3月5日--13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即“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告别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程，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
......
一切行为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宗旨：共产党人不能搞特权，必须保持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这样才能执政持久！
可刚解放后不久，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搞特权、搞腐化的现象。这也正是《亮剑》中赵刚所担心的情况，而李云龙在无意之间也利用特权来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一些现象的缩影，也恰恰是毛主席所忌讳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一些小事，至于那么较真吗？
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那些将领们在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现在享受一些“好处”也是应该的嘛！
可在毛主席看来，重要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大小，而是原则的问题、事情性质的问题。
尤其在建国初期，党内就出现了一些“小特权”、“小应该”、“小好处”，如果放任这些事情不加以控制，那么“小特权”就会变成“大特权”，“小应该”就会变成“大应该”，“小好处”就会变成“大好处”......
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质变”，一切都会积重难返，老百姓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就会从拥护变成反对，最终的结果就是共产党执政根基动摇，甚至亡党亡国。
对于腐败在积重难返时造成的严重危害，国民党也是深有感受。
1948年夏秋之际，那时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内出现了经济危机，为控制通货膨胀，推行金圆券改革，由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在上海推行了“打虎”的反腐运动。
可蒋经国顺藤摸瓜，一路捋下去的时候，发现背后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大老虎”里有太多党内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其中一只“老虎”是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另一只“老虎”是自己的表弟，原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
如果继续往下查，那国民党内部的高官几乎全部逃脱不了干系，甚至连孔祥熙、宋霭龄、宋子文、陈立夫等人都要牵扯其中......
如果把这些“大老虎”全打了，那整个党内的根基就全部被架空了，整个国民党不就成了空壳子了？
当蒋经国将反腐失败的困惑告知父亲时，蒋介石告诉他：“反，亡党！不反，亡国！难啊！”
最终这次“打虎行动”只能不了了之，也为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4
要想避免一场火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让小火苗出现，或者把火势消灭在萌芽阶段。一旦不在早期介入，让“小火苗”蔓延成“通天大火”，那是谁都救不了的。
显然，毛主席深谙此理。
毛主席总是向人提起延安时期发生的一件事，1940年秋季的一天，他到延安中央医院看望老战士、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的肖玉壁。
此时的肖玉璧身上密布着伤疤，总计87处枪伤、刀伤，躺在床上非常虚弱，毛泽东很是心疼，将自己的取奶证送给肖玉璧，让他每天喝半斤牛奶补充营养。
肖玉壁痊愈之后，中央为了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就安排他到了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担任所长，没想到却成了他腐化堕落的开始。
肖玉璧在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工作期间，共贪污公款达3050块大洋；肖玉璧逃跑时，携公款250元、税票18张等。
当时，陕甘宁边区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津贴为1元到15元，肖玉璧贪污3050元就相当于一般工作人员2000多月、160多年的津贴收入。
“肖玉璧案”成为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一起大贪污案，以前的战争英雄居然变成了腐败分子？
此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也是抗战极其艰苦的时期，全党上下对于腐败行为的态度是“零容忍”！
尽管肖玉璧给毛主席写信，说希望能将功赎罪，带兵上前线，死在战场上。但毛主席收到肖玉璧的信后，狠狠地拍了桌子，对负责此案的林伯渠说：“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1941年1月延安出版的一份《解放日报》上有这样一则时评，其中说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这在解放区内外引起更大反响。
广大群众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保障人民民主，厉行法制的先进地区”。
5
建国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盯着这个新生政权，看看这个新的执政党是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治理国家。就在这个敏感时期，党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又让毛主席大发雷霆：
1951年11月，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市地委书记张子善被揭发有贪污罪行。
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旧人民币，10000元等于现在的人民币1元）……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过去对党和国家是有功劳的，可建国刚刚2年，怎么就迅速腐化，摇身变成了“特权阶层”了呢？
毛主席痛心疾首，但惩治这种歪风邪气的决心不变，他要求按照党风国法从重惩处，凡是为二人求情的人一律不见。
1952年2月10日，刘、张二人被执行枪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事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全国范围内，难道只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腐败分子吗？智慧如毛主席，肯定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
1952年元旦过后，毛泽东同志再次发出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能发动群众，也可以杀几个。
1951年底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
就在“三反运动”开展之时，又有一件事情让毛主席大发雷霆。
此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前线却传来一条让人愤怒的消息：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使用了劣质的药品来救治伤员，不但没有起到救治作用，反而耽误了救治时间，加速了伤口感染，导致很多伤员截肢甚至死亡......
消息传到中南海时，毛主席拍案而起，极其震怒的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为祖国出生入死，可居然有黑心商人以劣质药品来牟取非法利益？”
毛主席下令立刻彻查，对于这些不法奸商给予严惩，杀一儆百!
经查，这些劣质药品来源于上海私人资本家王康年的“大康药房”，王康年不但以次充好，还贿赂、腐蚀国家干部，偷漏国家税收，骗取、拖欠国家银行大量贷款......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这件事让毛主席意识到，面向国家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三反运动”还不足够，必须对私营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整治。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拉开了“五反”斗争的序幕：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它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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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这么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
“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处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
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
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过去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又被现在的“屠龙少年”杀掉；现在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又被未来的“屠龙少年”杀掉；然后，未来的“屠龙少年”将再次变成恶龙......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规律：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之后，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先后在历史上亮相，并持续了数十年或数百年，无论它们在巅峰时期多么强大，却最终都被新的朝代所取代......
新朝代在取代旧朝代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若干年后又被其他朝代取代......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仿佛陷入到了一种荒诞的“循环”之中，怎么都逃不脱这种轮回......
1945年，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委的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问了毛泽东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晚餐后向各党派征求意见，黄炎培表示：
“‘三反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
如今，离“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过去将近70年了，但毛主席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探讨却永远不会过时。
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之后，中国人民更加意识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要跳出历史周期律，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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