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轻徭薄赋”，西汉为何没有“二世而亡”？

前面三篇文章（田租、徭役、赋税），三解用长达4万字的篇幅，对秦汉之交的赋税、力役负担进行了结构性还原，三解惊讶地发现，过往的秦亡汉兴故事逻辑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那就是在西汉王朝平定天下后“最危险”的20多年间，经典叙事中的“休养生息”政策并未推行。

事实上，这些集中发生在汉文帝朝的政策，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恢复生产”，而是在惠帝、吕后时代已经复苏甚至“繁荣”的国民经济基础上，进行符合国家需求的资源调配，即“改革”。

如果“休养生息”是一个“伪命题”，那么问题来了：

汉承秦制却没有重蹈二世而亡覆辙的原因到底何在？

一

有的时候，算数最见真相，比如秦始皇和汉高帝其实只差3岁，看纪传体史书，却总有这是两代人的错觉，同样，秦末大乱的故事浓度高，也会给人时间很长的错觉。

咱们先来看看数字。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秦二世时代），其中自公元前209年爆发大泽乡起义开始，秦的统治已摇摇欲坠。

即秦始皇共维持天下统一11年，秦二世则不过1年左右，加起来就是12年的安生日子。

汉初：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95年（汉高帝时代）、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汉惠帝时代）、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80年（吕后时代）、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时代）。

这之中，汉高帝一直到死都在屠戮异姓诸侯王的战争和阴谋中，姑且不算天下一统，汉惠帝和吕后时代算是真正的太平年景，母子二人也覆盖了15年。

如果以秦朝作为镜鉴，15年的惠帝、吕后时代才是政权的“最危险时期”，然而，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记载这一时期有“民变”或是“官变”的发生。

与之相对的秦朝，大部分的安生日子都在秦始皇治下，而二世皇帝刚刚登基的元年七月（农历），就爆发了大泽乡起义，当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已经和前朝余孽项梁密谋：

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史记·项羽本纪》）

此处江西可不是今天的江西省，而是因为会稽郡在长江以东，由其望去，已经是天下“皆反”，秦朝的二千石大员也要跟着一起下手了，注意时间，仅仅2个月后。

如果像某些《大秦帝国》粉丝所说的，秦朝的灭亡主因是秦二世的“乱政”，他乱政的效率真够高的，远远超过了他父亲之前11年建构帝国的一切“善政”的总和？

其实说秦始皇时代是“善政”的，还真不是自《大秦帝国》开始，《史记·李斯列传》就记录了一段李斯在狱中的功勋自夸：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这是李斯自述的“第七宗罪”，列在辅佐秦始皇平灭六国、开疆扩土、修驰道、兴游观的后面，以认罪的形式向秦二世夸功，也算不同凡响。

在他这个执政者的眼中，自己曾经主持了“缓刑罚、薄赋敛”，使得老百姓无比爱戴始皇帝，身前身后都牢记始皇帝的大恩大德……

换句话说，李斯告诉我们，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即已经实行“轻刑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 辣眼睛不？颠覆不？

偏偏，文献、简牍里隐约可见的制度变化表明，李斯没撒谎……

其一，允许土地私有。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条下《集解》注释：

徐广曰：使黔首自实田也。

翻译一下，即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天下黔首自行申报所有土地。

这是一条曾引起广泛争议的记录，有人认为“自实”是自行申报，有人则认为“实”是“自由占有”，不过随着秦简、汉简的陆续出土，基本可以确认为前者，一般认为这是秦朝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发端，战国时代国家普遍授田制的终结。

从《里耶秦简》所记录的迁陵县占田来看，确实不再是“百亩授田制”，户均耕地面积连最低爵位的标准都达不到。详见《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

其二，减少田租税率。

秦朝的田租征收采取“税田制”，即从应税土地中根据“取程之制”，划定税田，以税田的全部收成作为田租征收，这个针对“谷”，也就是粮田的划分比例，在秦汉简牍中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岳麓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的十税一，即总舆田数中的10%；另一种是北大秦简《田书》中的十二税一，即8.33%。

《里耶秦简》所见秦朝迁陵县总舆田数为5295亩，除以总税田数451亩，为11.73倍，若总税田数为441亩，则为12.00倍。这两个数据都可以作为秦始皇三十五年迁陵县的实际田租税率为“十二税一”的佐证。

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则为“十税一”，应为惠帝改“十五税一”前的旧制，即比秦始皇时田租税率要高。详见《2000年的轻税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

其三，落实减少刑期。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中有规定：

毋令居赀赎债将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居赀赎债当与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将。司寇不，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爲城旦司寇。

这里说的是20个城旦、舂这种刑徒应由1个城旦司寇统带，如果司寇不足，即免城旦劳作满3年以上的，升为城旦司寇。

这个刑徒的“出路”，突破了立功授爵赎人的框架，自成一体，过往缺少实际的例子，且有明确的限定前提，多认为属于具文。

然而，在《里耶秦简》中迁陵县的“徒作簿”，也就是奴隶、刑徒的工作统计簿中，反复出现“司寇守囚”和“牢司寇守囚”，并明确记录着隶徒、城旦向司寇身份的转化，虽然这两者应均为终身身份，但法律待遇高下有别，依据上述律文规定，已经有了走向“刑期制”的苗头。（详见何有祖：《里耶秦簡“(牢)司寇守囚”及相關問題研究》，《简帛学研究》2015年）

当然，这个变化跨越了秦国和秦朝两个阶段，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秦始皇的“轻刑”，但其实际执行，多见于编年为秦始皇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的简牍，约可以大胆推测为秦始皇三十一年之后的一系列“善政”之中。

以上三条，其实只是目前简牍可印证的一些变化，更多的真实历史可能还在某处的地下继续沉睡，不过这些已经可以验证李斯没有信口开河。

不过，论述这些，三解并不是为那些“大秦粉”提供他们臆想的“大秦德政”炮弹，必须提醒所有读者，哪怕秦朝统一之后，“也”搞了“轻刑薄赋”，几年之后，它还是完蛋了啊！

二

“大秦粉”一直有一个“神逻辑”，就是商鞅的好经，被秦二世念歪了，完全没有考虑秦二世真正执政的太平日子连2年都不到。

而秦二世的“歪经”，请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外抚四夷，如始皇计。

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

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件“大事”：

1，建郦山陵，从秦始皇时开始；

2，修阿房宫，从秦始皇时开始；

3，南北远戍，从秦始皇时开始；

4，征五万射士屯卫咸阳，秦二世首创；

5，命转输粮食刍（干草）藁（秸秆）的服役者命自备粮食，秦二世首创；

6，咸阳三百里内农民不得把出产作为口粮，秦二世首创。

可见，这二世自创的，也就后面仨，当然确实足够缺德，可对于天下人而言，他的这点创新，可能传导的速度还不够快。

事实的真相很清楚，秦帝国崩溃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秦始皇时代凑齐的，甚至连反叛的举措，也早已经在祖龙在世时，即已发生：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实这种手法，与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编造“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如出一辙，只是秦始皇反应迅速，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残酷屠杀，堵上这个火山口，也不过就是压住了2年罢了。

这么看来，李斯所谓的“善政”，还真没人领情，更不存在什么“万民戴主，死而不忘”，或许改个字，“万民恨主，死而不忘”才是真的。

具体看看当时人的造反动员，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恨的是谁：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

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馀皆城守，莫肯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这段话很长，却是当时人有代表性的言论，三解就全引了，不喜欢文言文的可以不看，直接看下面的干货，也就是这段记载的几个要点：

1，秦朝有多差：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几十年了，举例说明就是，北戍长城，南守百越，都是离乡背井的远戍，百姓疲惫不堪，同时还搞“头会箕敛”，也就是人头税供应军费，民穷财尽，还用严刑苛法，让父子不相安，这里应该说的就是连坐和告奸，父子互相监视；

2，革命形势好：陈胜称王振臂一呼，楚国2000里地的豪杰百姓都来响应，县杀县令、丞，郡杀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光复楚国，派吴广、周文百万大军攻秦，你们的风险已经不大了；

3，官爵诱惑之：这好时机还不赶紧建立封侯的功业，还算是豪杰之士吗？赶紧上啊，反秦大形势这么好，又能报仇雪恨，还能建立封侯的功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武臣是带着3000人北渡黄河，这段忽悠的效果非常好，豪杰都觉得他说的对，就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要说他这一大段靠着胡说八道的抹黑引来几万人一起提着脑袋造反，实在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叙述的秦朝“残贼”的具体内容，全是秦始皇时候就开始的，二世独创的那些，一点没提。

不过相对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腹心地带，应该被秦二世的高招儿搞得很受伤。

根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

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所谓中都官，就是首都的朝廷了，哪怕是司马迁赞赏的“清静”的吕后、惠帝朝，一年也要转运几十万石的关东粮食到长安，那么，脱产人口远超长安的秦朝咸阳，又有多大的粮食缺口呢？

司马迁在记录秦二世登基后的这段“大折腾”时，把粮食问题放在了征五万材官屯咸阳之后，似乎关中缺粮与这个制度安排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其实如果我们粗略考量咸阳的人口，就能发现，最多也就是雪上加霜。

只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鳞半爪：

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複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美人的数目，见《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

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後宫列女万馀人，气上冲于天。

仅以上部分，咸阳周边脱产人口就已经近100万了，再加上骊山的70万刑徒，约200万人要吃饭，关中地区粮食供应绝不轻松，一个典型案例是：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而秦国官府的官价，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

（繫）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

也就是说，1石米官定价格为30钱，而“关中大索”，也就是戒严搜捕20天，米价即跃升到了1石1600钱的高位，可见在“商品粮”受限的情况下，咸阳这个消费城市的物价平衡何其脆弱。

在这样的消费背景下，所谓“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就不能视为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而是为了养活咸阳周边人口的必然之举，而“郡县”转输，也就意味着是“都”外，即“内史”辖地之外的设郡之县。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国家督导的“首都菜篮子工程”，把消耗甩到“内史”辖地之外。

而“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如果理解为政令就太不可思议，不吃“其谷”吃什么？吃草能活吗？而且租税再重，总有个数，不能直接搞余粮收集制抢光全部收成吧？

司马迁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现象描述，“不得”不是“禁止”的意思，而是“捞不着”的意思，正因为咸阳是超大规模消费城市，咸阳三百里内，大体相当于内史辖地的范围，即汉代的“三辅”地区，完全被拉进了咸阳消费圈，所有农业产出全部投入咸阳市场供应，还是不够，而他们卷入商业化系统，更会加剧区域市场对输入粮食的需求。

三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为秦二世“翻案”，而是对“末世昏君”的“固有想象”中了解其行为的合理性，不能说一个君主亡国了，他的智商就必定低于70以下，所有决策都是脚趾头做出的。

我们可以说秦二世没有及时纠正和解决秦始皇留下的种种隐患，却不能一股脑地将这些延续性的“乱政”脏水都泼给秦二世，仅从粮食供应问题来看，他可能真的只是一个“背锅侠”。

事实上，他聚集的5万材官射士，起码维持了咸阳的局势，镇压住了近在咫尺的12万户的“天下豪富”，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应该算得上反秦起义的“豪杰”或是“诸侯子”。

问题并不出在关中，而是在关东地区。

问题甚至不出在上面，而是出在下面。

正如三解在《一个流传2000年的谎言：从陈胜的出身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和《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文章中费力考证的那样，拥有姓氏和表字的陈胜，本身是秦朝二十等爵制约束下的“政权基本盘”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应有“不更”以上爵位的体制受益者，他的生活再苦，也不会比秦朝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刑徒、债务奴更凄惨。

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他为“农民起义”还真不为过，在秦朝社会之中，没有吏职，又非贾籍、奴隶、刑徒、居赀的有爵者，才有资格称为“农民”，在他之下，连人都不算，只能算是“财产”，无非是分“国家财产”还是“私人财产”罢了。

促成陈胜走向反体制道路的原因，当然不是什么“苟富贵勿相忘”的所谓性格分析，但凡好好读读《史记》就能发现，战国、秦、汉的世风一直如此，毫不讳言对富贵的渴求，希望获得现世的显达，只有卖鸡汤的才会把这点事儿翻过来调过去地吹。

真正的关窍有两条：

其一，秦制自身固有的包含自我毁灭的源代码；

其二，秦朝基层官吏不堪重负导致的全面离心。

秦制的自我毁灭倾向，三解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已有论述，其根本症结即在于秦法体系下，只有两个元素是不变的，而其余的元素均是资源化的。

两个不变的元素是“纸上的君主”和“纸上的官僚组织”。

严格来说，法家理想状态下的社会中，君主是虚化的，这一点与儒家的“圣王垂拱而治”的理想状态无限近似，即君主只是一个“岗位”，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人格化的“人”，唯其如此，君主的人欲才能对整个制度运行影响最小。

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组织”，则依据纸上的律令程序来进行公文的上传下达，形成完美的自体循环，最完美的状态即所有人都是螺丝钉，可以随意替换，不受成员贤愚的影响，哪怕是丞相，也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机器。

两者之间形成的合作联盟，就是秦法体系下的“核心利益”和“系统核心”。

在“系统核心”之下，是“资源供体”，即包括二十等爵制结构下的编户齐民，贾籍、百工、七科谪，以及各种官奴隶、刑徒、债务奴隶的所有“被统治者”。

简言之，秦国、秦朝社会是一个完美的“官—民二元”结构。

正如三解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功臣名将的下场如何？》一文中早已讨论过的，秦制下的列侯封君本质上与一个“公卒”并无不同，都是“官”统治下的“资源”，只是资源化的方式和程度依据法律规定有所区别，“出钱”、“出粮”的同时还要“出命”。

而无论秦、汉，制度概念下的“吏”都是尽量避免“出命”的，而且逐步走向不用“出钱”、“出粮”。

这不仅仅是分工不同，更是“权力”的区别，注意，不是“权利”，在秦、汉体制下，只有君主拥有“权利”，其他人作为人都是残缺的，所以哪怕尊如丞相、列侯，上书时一样自称“昧死”、“待罪”。

权力，恰是标识两个阶层的基本元素，一个是管人的，一个是被管的。

而在被管的人里，又人为地进行区分，区分的标准就是需要“无偿贡献”的多少，在二十等爵制下的编户民中间，不同的爵位划分着赋税、徭戍、徭使的义务的多少；在奴隶、刑徒、债务奴内部的分级下，决定着无偿奉献劳力的多与少，有的活重，有的活轻。

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军功爵、犯法互相转化，编户民可以坠落为贱民，贱民也可以爬成编户民，只不过难度完全不同，犯法易，得爵难，反而变成了一层阶层坠落的“单向膜”。

在现实中，“君主”当然是稳定的、超脱的，犯法也不会下台，可“官僚组织”却必然与社会产生关系，也就是说，“系统核心”外的“人格化”的角色会出入这个系统，以他人格化（个体编户民）的身份完成阶层坠落。

也就是俗话说的，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

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假设其所有的环节全部一丝不苟地无限期运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在真正的长时段观察里，它就可以简化为一个踢人下车的过程：

最先被踢下车的是官奴隶、刑徒和债务奴等“贱民”；

紧跟着被踢下车的是低爵者，因为他们的有限收入没法支付巨额的“赎刑”成本，只能沦落为“贱民”；

再接着被踢下车的是“富户”、“商贾”，他们虽然有钱“赎刑”，却要承担之前跌落的低爵者留下来的“血税”，人力资源的匮乏让他们必须填补空白；

再接着被踢下车的是高爵者，他们虽然传承着军事知识，是高级军官的温床，却不可能在缺少士兵的情况下打胜仗，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又会在几代后沦为低爵者；

最后被踢下车的是官吏们，整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他们已经没有人可以“管理”。

所以，秦制本身就是“饕餮”，它的血盆大口在吞噬一切资源之后，还会吞噬自己的身体。

这种自我毁灭的逻辑，又会因为不同阶层的“互相交叉”而加速进程。

四

以刘邦为例。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原从者十馀人。

刘邦为亭长仍需“常徭”咸阳，最后一次的名目是“为县送徒骊山”，所谓“徒”，就是徒隶、刑徒，并不是说他本人要去“徭使”干活，而是他以吏的身份去“送”。

类似的情况，在文献中不多见，在《里耶秦简》却不少见：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这是一份秦朝洞庭郡迁陵县的官吏统计表，总编制为103人，其中令史28人（徭使10人、在岗18人），官啬夫10人（缺编2人、徭使3人、在岗5人），校长6人（缺编4人、在岗2人），官佐53人（缺编7人、徭使22人、在岗24人），牢监1人（在岗1人），长吏3人（缺编2人，在岗1人），合计缺编15人、徭使35人、在岗总数为51人（实际数据总和为101人，不知为何有此矛盾）。

另一简文显示：

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见五十人。

总编制104人，缺编35人，在岗50人，也就意味着徭使为19人。

类似的记录，有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簿》为我们展示的西汉中后期的郡县吏员设置，其中海西县的记录如下：

海西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一人；乡有秩四人；令史四人；狱史三人；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十一人；游徼四人；牢监一人；尉史三人；官佐七人；乡佐九人；亭长五十四人。凡百七人。

西汉制度为万户以上的县称“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不足万户称“长”，海西县是千石长官的“大县”，户数远超1万，而吏员总数不过107人，秦代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有152户，却有104人的吏员编制。

可见，秦朝的县吏定员要远远超过西汉中后期，问题是，哪怕如此，迁陵这个小县的官吏仍旧不够用，见《里耶秦简》：

丗四年正月丁卯朔辛未，迁陵守丞巸敢言之：迁陵黔首□佐均、史佐日有泰（大）抵已备归，居吏柀䌛（徭）使及□前后书，至今未得其代，居吏少，不足以给事□吏。谒报，署主吏发。敢言之。□

大意是，秦始皇三十年正月初一，迁陵县丞（代理）申请，迁陵县的官府佐史等小吏已经完成原定工作量，但一直没有人来替休，县里事情多，办事的人，日常业务已经快进行不下去了。

这当然是篇叫苦的公文，但是结合刘邦这个亭长“常徭咸阳”中的“常”字，以及上文中的徭使19人、35人，说明当时的县以下吏，长期为了各种“给徭”在路上跑。

事实上，《里耶秦简》中的迁陵县“校长”，即有军中职位，比如“将奔命校长”，是屯长之上的军职，也是“亭”的长官名称，还有带领“壮卒”搜捕逃亡的职责，和刘邦属于同行干部。

官员达到定编50%的缺编、徭使，最大的问题就是给秦朝严密的文书上下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漏洞，原本通过这种复杂的文牍系统，秦朝的郡守、尉，县令、尉等系统形成了严格的互相牵制关系，而今，这个关系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一个县的令、尉、丞三个长吏，竟然只有一个在岗，牵制谁去？

而《史记》中记载的赵佗的反秦经历，更说明了这一点：

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

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基本上，南海郡有尉无守，可以确知，否则在任嚣与赵佗私相授受郡尉之职后，没那么容易命令封关自守，也没有办法以法诛杀长吏。这个例子说明，在郡一级，同样存在迁陵县那种“缺吏”的情况，并导致了无从牵制而反叛的后果。

至于会稽郡守殷通、沛县县令等人，属于常用例子，就不多说了，而他们的经历说明，秦制“系统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皇帝唯一的同盟——官僚组织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开始快速崩解。

而这群人，根本不是“大秦粉”最常归咎的“六国旧贵族”，恰恰相反，由于秦朝的迁民政策和管理，“六国后”也就像陈馀、张耳一样改换名姓，担任里监门这样的底层角色，或者像张良一样“居下邳，为任侠”，再或者像魏王咎一样，“秦灭魏，迁咎为家人。”也就是沦为平民百姓，根本没能混到新朝的“体制内”。

也可能有人反问，你凭啥这么说？

因为《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写得很清楚啊，武臣带着3000兵渡过黄河，进入邯郸郡，也就是旧赵地，一通忽悠之后，勾引了数万豪杰，结果只攻下了10座城池。

此时一般的说法是，赵地有50余城，齐地有70余城，武臣的成果只有1/5不到，然而，在他采纳了范阳人蒯通的劝谏之后，接纳了秦朝的范阳令投降，赐其侯印，结果是：

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这些看到范阳令的境遇而举城投降的是什么人？只能是秦吏嘛。

我们反过来看，这些秦吏如果能够用秦制把自己的属县建设得铁桶一般，武臣这个外来户，就算是有几万乌合之众，又能有多大作为？

要知道，光是赵国故地的几个郡，拉出来10万大军就跟玩儿一样，毕竟邯郸城一直到西汉， 还是拥有7万户的天下大都会，可偏偏这些秦吏就是降了，这是“六国后”们太强大吗？

当然不是，只是秦吏们用不作为和背叛还了大秦帝国一个狠狠的耳光罢了。

理由很简单，“饕餮”的大口，哪怕暂时不会吃掉官僚们，他们的家人、亲族却不会免于荼毒，这正是晁错所说的：

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

毕竟，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五

唯有搞清楚秦朝灭亡的主因，才能了解西汉王朝究竟做了哪些关键性的调整，方才熬过了“最危险”的20年。

在《2000年的轻税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一文中，三解早已解释过，汉高帝刘邦建立帝国之后，从未有过主动减轻百姓负担的努力，他的所有政策，都致力于恢复秦朝的统治和编织一张由“老兄弟们”组成的大网。

这张网的上层部分，军功列侯集团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它的下层部分，却绝少被触及，感谢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其中的《奏谳书》记载一个案件，无疑将为我们打开一个缺口。

这个案件，一般称为“新郪信案”，其中的新郪，是一个县名，地方在今天安徽省太和县，在汉初属于淮阳郡，当然，这个地方最出名的，还是因为一枚秦虎符，也称“新郪虎符”，现藏于法国巴黎。

这个“信”则是人名，他在犯案时，是新郪的县令，秦汉公文只写“名”，不书姓氏，所以只能称他为“新郪令信”。

整个案件并不复杂，新郪令信与狱史武因为小事起了冲突，新郪令信因为狱史武对答无礼，而握剑大骂威胁了对方，十几天后，县令的舍人告密说，狱史武要向丞相、太守告发新郪令信，畏惧之下，新郪令信指使髳长苍杀死狱史武。

髳长是个具体职责不确定的官职，《里耶秦简》中将其与校长、发弩并列，在《二年律令·秩律》中规定， 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等官职秩都为百二十石，有学者推测，髳长或为主管县中“骑驿”的官员，到《居延汉简》记录的汉武帝定制之后，演变为驿令。

髳长苍原为新郪令信之舍人，属于他的亲信，因此髳长苍就和求盗大夫布、舍人簪褭余共贼杀武于校长丙部中，求盗、舍人都算是吏职，大夫和簪褭是爵位名，后面跟着的字，是他们的名字，贼杀，就是谋杀，“校长丙部中”的意思是在名为“丙”的校长辖区内。

而“校长丙”和发弩赘在抓捕髳长苍的时候得知是县令指使杀人，就纵放了杀人者，并把案子压了下来，结果跟随狱史武的求盗甲坚持上告，并在淮阳郡守偃行县，也就是例行下乡检查工作的时候揭发了狱史武失踪后，县里不寻人、不立案的冤情。

在案件审理中，新郪令信和髳长苍对杀人供认不讳，校长丙、发弩赘纵放杀人犯，也承认犯罪事实，同案犯求盗布已死，舍人余在逃，最终，信、苍、丙、赘四人全部判处弃市，即死刑。

这个案子一点都不复杂，复杂的是案卷中涉及到的几个人却出现了三种“爵位”，即审决时，四人全部都是“关内侯”，而在杀人时，则都是“大庶长”，再往前追溯则不同：

（信）以坚守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苍，壮平君……赘，威昌君……丙，五大夫……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

也就是这四个人都是刘邦军中老兵，不是诸侯子，因为军功被封为如上的“楚爵”，也就是楚国爵位系统的爵位，而刘邦军中改“楚爵”为“秦爵”之后，对应变为了“大庶长”，也就是第十八等爵。

杀人时（汉高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正好赶上刘邦下达“高帝五年诏”，要给军中功臣们升爵一级，所以到审决时，他们已经升为第十九等军功爵——关内侯。

问题是看看他们的官职，信——新郪县令（秩六百石），苍——髳长（秩一百二十石），丙——校长（秩一百二十石），赘——发弩（秩一百二十石），在上文中引述的迁陵吏志里，校长定编6人，官啬夫（发弩、髳长应在内）10人，真不是什么大官儿，哪怕就算刘邦手中直辖的15个汉郡，同级职位也有上千个了。

偏偏这样的小官已经由“关内侯”担任了，刘邦的军中得批量生产了多少“关内侯”？

假设，类似的关内侯有1000人以上，其按照《二年律令》规定授田的标准为95顷，即9500亩，即应授田9,500,000亩，在《暴虐的西汉为什么没有像秦朝一样二世而亡？》一文中，三解已经粗算过军功阶层的占田，60万士兵按照大夫爵授田5顷，就是300万顷，即30,000万亩，加上这950万亩，也就是30,950万亩，占西汉末年（汉平帝时）全国总耕地（82705.3万亩）的37.42%。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的计算，西汉初年人口约为1500万—1800万，而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了5900万左右，占比约为25.42%—30.50%。

假设人口与土地增长为基本同步，则理论上，汉高帝所部的军队所应授土地，绝对会占据全国耕地的绝大部分，当然，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人口集中地区无法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情况，但，汉初军功授爵阶层在经济上占据整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当属无误。

而这应该也是刘邦的本心期望，事实上，在《二年律令》中还有更“贴心”的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

即五大夫爵以下的百姓要5家为伍，互相监督，以上的军功贵族则可以自行安排，这个规定，与秦朝的普遍编伍原则大不相同，不过在刘邦活着的时代，他的老兵们还享受不到，因为年资最浅的还只是大夫爵。

不过，此后的10年功夫，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后元年，大汉朝4次赐爵“户一级”，刘邦的60万大军，哪怕是普通士兵的爵位也已是“五大夫”了，完全可以享受“大宅别居”的待遇。

想象一下，在全天下的“里、邑”之中，一面是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被统治者”，一面是孤零零地一栋“统治者”的大宅，要知道，60万户说少点也是300万口，占全天下人口的1/6—1/5，等于是1个老兵盯防4-5户人家，很难吗？

而正如“新郪信案”中透露出的信息，哪怕是“发弩”、“校长”、“髳长”这样的一百二十石的“部”级别主官（有点类似于今天县下设乡、镇和各科级局的主官），都由久经考验的“关内侯”级别的汉军老兵担任。

从“大夫”到“关内侯”之间还有13级爵位都分别授予了这些人，也就意味着，半个汉高帝时代，整个惠帝、吕后时代加起来的21年间，正好是“老兵一代”活跃的年龄段（不死则爵位不会减等继承），他们正好可以完全占据西汉王朝的上下官僚组织。

六

一直到汉文帝元年三月，也就是前21年截止时，《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

另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

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

仅仅是没封列侯的“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的将吏，在21年后至少还有24个人。

其中申屠嘉的经历绝对典型，灭项羽时，他只是个队率，封爵也有限，到了跟随刘邦征英布时，才担任二千石的都尉，到了惠帝时，已经担任了郡守，到了文帝朝，才封了关内侯。

而与他经历类似的，至少有颍川守尊、卫尉定，一个二千石、一个九卿高官，恰恰展示了刘邦军中中层将吏在21年后的成长，覆盖了二千石的高官，而申屠嘉在景帝朝的最终为丞相，其人生轨迹，正好折射出汉帝国治下，一个以小兵投身刘邦军中的典型“老兄弟”的进步过程，毕竟他与丰沛元从不同，与汉高帝、汉文帝都没有任何旧交可言，完全是靠自身的“老兄弟”身份和能力爬到这一步。

说到这里，再看看“不求上进”的“老兄弟”的待遇，见《二年律令·行书律》：

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稾。

令邮人行制书、急书，复，勿令为它事。

巴蜀、汉中是刘邦的龙兴之地，邮人曾经给他的战争极大的帮助，所以在律令的优待，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一无徭戍，二无徭使（事），三不收一顷田的田租和刍藁，而邮人又普遍地享受“复”，也就意味着“复”并不包含这三点优待。

《汉书·高帝纪》记载：

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

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复，实际上是“免徭戍”，“勿事”则干脆免了“徭使”和“事算”，而自己阵营的不同群体，刘邦也采取了不同的待遇，最高级的是跟随他入蜀、汉还定三秦的老兵，这个是自此之后，子孙后代均享受“复”的待遇，这部分人当时有几万人，战争结束时肯定淘汰了不少。直到汉文帝元年，仍有68个列侯曾经跟随刘邦进入巴蜀、汉中，不过他们的存活率肯定比小兵要高。

次一等的待遇是，七大夫（不含）以下的爵位，“复”的待遇只限终生和同户家人，也就意味着分家出去的儿子是占不到便宜了，也无法继承，不过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因为七大夫以下就是官大夫和大夫，也就是说，60万汉军，全部享受终生和全家“复”的待遇。

最一般的待遇是对“诸侯子”，本身是出于恢复统治秩序，争夺人口的目的，而不是“自己人”的概念，所以，只是有期限的“复”，从高帝五年算起，六年后就是高帝十一年，十二年后就是惠帝五年，接下来就要履行“国民义务”了。

综上所述，也就是至少300万的“自己人”在21年间是完全不服任何力役的，他们的“优待”结束，应该正好是在汉文帝中期，也就是汉文帝十三年废除《戍卒令》、《田租税律》的前后，因为21+13=34年，当年跟随刘邦征战的老兵们哪怕只有20岁，也已经54岁了，应该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平均寿命。

也恰恰是在这几年间，汉文帝连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对当时繁荣的经济和物资存量进行引导。

而这些政策，往往被误以为是“休养生息”政策的一部分，事实却相去甚远，因为在真正民生凋敝的高帝、惠帝、吕后时代，已经通过“国家授田制”将老兵们推上了最有利的经济地位，又通过“复”的方式，将最沉重的力役负担从他们身上移除，更何况还有吕后所主导的“弛商贾之律”。

这些有土地、有余力、有闲钱的“老兄弟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汉帝国商品经济的主力军，“大家发财”，实质上就是“自己人发财”，最终与擅长经营的诸侯子一道，成为新时代的富裕中产阶级主力。

最关键的是，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特权的同时，还倚仗特殊的身份，把持着基层政权，而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特权身份，让他们逐步演化成远远不同于秦朝同类的社会阶层，即地方豪强。

对此，一个出身背景最清楚的案例就是灌夫家族，其父张孟最初只是颍阴侯的舍人，靠着抱大腿，竟然成为二千石大吏，而其家族，竟然能够“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於颍川。”

这个“横”字，已经是汉武帝时候的事，但其诞生的根苗，却是在惠帝、吕后、文帝时代，当权力和财富产生化学作用之后，秦朝的“守法循吏”彻底消失不见，而呈现出贾谊在《治安策》中描述的情景：

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可以说，世风的崩坏，更甚于秦朝，为什么反倒搞出了千古传颂的“治世”？

要点就在“自己人”三个字上，当秦制下帝王的天然同盟者——官吏与军功受益阶层融为一体，权力和财富集于一身，他们拥有的就不再是依赖于帝王转授权的“权力”，而是可以自行其是的“权利”，他们终于活得“像个人”了，自然会竭尽全力地反对一切对体制的破坏，当秦制下的官吏们不再三心二意，反抗的苗头自然被扼杀在摇篮里。

更有趣味的是，正如颍川郡的儿歌唱的：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贫民百姓的仇恨目光有了具体的“责任人”承担，而不再是几十年前抽象的“秦吏”，乃至于秦朝，大汉朝的君王们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七

当然，得益于长期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或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造反定律”，很多人仍会质疑，如果汉初的大部分百姓活得比秦朝差，为什么不造反？

事实上，对于主要承受赋役的另外80%的民众来说，由于他们在秦末大乱的环境下都没有跟从造反，属于典型的“不好事者”，自然在天下归一之后更不会。

至于押错了宝，投靠了项羽、田横之类势力的人物，其中知名的，自然处于被追捕、拉拢的对象，比如钟离眛、季布，至于普通的将吏，则扔回田间，由分封的刘姓诸侯王们去摆弄，分散之后，也翻不了天。

等到了惠帝、吕后时代，三解在《汉高祖刘邦的货币战争》一文中写到的“通货膨胀”故事就成为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