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张慧慧|“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加及应对|重识中国与世界

19世纪下半叶，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晚清时期中国的形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变局指变动的局势、非常的局面，需要以非常的思路和措施加以应对。为什么是“三千年”，为什么是“百年”？“三千年未有”的是什么，“百年未有”的又是什么？面对“未有之大变局”又如何应对？这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本文将从世界－历史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提供一个认识和分析框架，并不提出具体对策，那已超出本文范围。

李鸿章

关系中的国家：一个分析视角

“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一个国家存在其中的局势的重大变化。认识这一变化，是为了寻求应对这一变化的思路与对策。前者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后者指人面对客观形势如何应对。客观形势意味着人们面对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应对意味着处于不同关系中的人面临客观形势的行为活动。“关系中的国家”是本文的分析视角。

之所以将“关系中的国家”作为分析视角，原因在于人是国家的核心要素。国家是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延续和演化。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结成不同的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地存在。

关系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社会关系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人由于某一纽带进行联结并发生的联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个人通过各种联结和关系形成社会。“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任何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种联结和关系之中，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扩展性与叠加性的特点。社会关系的扩展性是指社会关系从产生到发展的不断丰富的过程。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十分简单。“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的联结，社会关系逐渐丰富起来。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准。社会关系的叠加性是指社会关系的扩展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多种关系的重合。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对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意义，并构成国家演进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正是在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存续和演进的。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透过复杂的现象发现内在的根据。他认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未有之大变局” 意味着一个国家所处于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家受制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国家不是自然物体，而是人的结合，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国家一旦产生，除了受制于客观性的关系之外，还会再生产新的关系。国家是通过政治权力体系将一定地域上的人口联结起来并加以治理的政治共同体，其本身包含着联结和关系。结合为国家的人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并会在面临不同关系格局时作出不同的反应。孙中山先生从人的能动性的角度，将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这三类人既存在于客观关系之中，又会对客观形势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作为政治行为集合体的国家，由于人的行为选择，会创造一种新的关系格局。这就意味着面对“未有之大变局”的反应及结果。

总之，“关系中的国家”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关系决定国家，二是国家创造关系。

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在中国的文明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表现为有着数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遭遇了非常的局面。这种局面可以通过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变化来界定，即中国处于全新的关系格局中，从而塑造出世界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双重叠加关系。　

人与他人的联系需要通过一定的纽带，借助一定的方式将人们联结起来，并形成社会。因此，人的关系是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是血缘和地域关系，人是“地域性的个人”，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这种地域性的存在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其一，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最初的人们生活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只是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生活的地域范围才逐步扩大。早期中国人以“天下”来界定地域范围。最初的“天下”实体范围很有限，更为广阔的“天下”只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想象。由于人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域，人与人的联结只能是地域性的联结，所形成的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关系。尽管其他地域有人的存在，但彼此间并没有联结起来。有世界，但没有产生世界关系，即人与世界的联结。　

其二，人们的生活缺乏彼此间的依赖和影响。地域性存在不仅仅指特定的地域限制范围，更包括地域上的人的相互交往及其彼此间的依赖和影响。人们的活动领域可以达到一定的地域范围，但在这一范围内的众多人彼此间并不发生联系，特别是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日复一日重复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外部世界并不发生相互依赖的联系。有世界，但这个世界与人的日常生活无关。

进入15世纪，人类历史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这就是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一些沿海国家的人们纷纷通过远航跨越海洋，发现了大量欧洲之外的地区。人们的活动范围从此超越了地域性限制，而扩展到整个世界。过去生活在分散孤立地域范围内的人有了交往的可能，人与人的联结和关系大大扩展和丰富了。

地理大发现只是为人们的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并不意味着不同地域空间的人必然与其他地域空间的人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只有当航海与商业利益合为一体时，其结果才会对全世界的人类产生深刻的影响。

Waldseemüller’s 1507 map（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世界地图）

与自然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一种社会交换。商品是一种中介、一种纽带，它将不同的人联结起来，形成社会联系。原来互不相关的人由于商品交换而建立起联结。但是，并不是有了商品经济，就一定会将所有的人联结起来。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交换及由交换建立的社会联系仍然是有限的。人们仍然处于“地域性的存在”状态。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的大工业，才最终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原有的自然经济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其生产成果受到大自然的严重限制。而机器大工业突破了自然的限制，可以进行反复生产，并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工业生产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种生产方式对过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颠覆性的变革，并突破了过往的地域性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在扩大人们之间联结的同时，改变了人的存在和命运，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由过往分散孤立的地域存在状态走向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在“世界历史”中，人们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们之间的联系，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地域性联系，而是世界性联系。人们建立起世界关系，人们的生存和命运都与世界息息相关。此时，有世界，更有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中国并非没有走向世界，只是自然经济对土地的依赖和束缚使得中国缺乏走向世界的足够动力。中国人没有能够迈出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一直属于地域性的存在，是地域性的中国。其自给自足性和文明优越性使得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中国的重心始终在赖以生存的陆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随着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西方人走向中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多人口的国家及市场。对于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而言，没有中国，很难说是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的冲动，必然驱使他们走向中国。但即使如此，西方人进入中国的难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西方人将各种经济手段使用到极致，也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只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西方人拥有了远远超越刀剑的武器，才凭借暴力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为标志，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这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⑤不平等的条约体系使得中国成为半殖民地。中国从此作为依附性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由一个地域性国家转变为世界性的存在，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发生的事情不再与中国无关，相反是息息相关。中国也不能再像过往置身于世界之外，否则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世界关系成为支配中国的主导性关系。这便是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容的中国局势。

签订《南京条约》

与印度不同，中国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结，形成世界关系，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且始终没有成为印度那样的完全的殖民地。这除了与作为印度宗主国的英国在世界上不再是一国独大的地位有关外，更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国并没有因为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失去历史积累的内在基础。中国人在建立世界关系时，与历史结成的关系并没有割裂，反而深深地支配和影响着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后的进程。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国，同时也是历史的中国。

黑格尔认为，地理环境是形成历史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界里区别分明的这些地形特质，形成了一种主要的历史关系”。位于东方的中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一环境提供了作为古代决定性生产部门——农业的良好条件，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黑格尔通过对世界文明的比较，表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美国的全球史权威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因日耳曼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终，印度芨多王朝古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断，对比之下，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本来，在黑格尔看来，印度的古文明也保存下来了，但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国家。“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与印度不同，“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中国是以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完整的持续性的国家形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这种历史关系不会轻易为世界所改变，反而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作用。毕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体单位，人们都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存在的，且国家的边界更为明晰和确定。在这一条件下，人们的存在条件和命运受制于世界，也会受制于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历史的关系显得格外突出，由此形成世界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双重叠加。

世界－历史关系叠加以及由这种叠加塑造的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交汇，成为我们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框架。

单向全球化与世界竞争体系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19世纪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发出的警告。其重要特点便是中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处于世界竞争体系的格局下。这是过往的中国从未遭遇过的客观局势。

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意味着人类从分散孤立的状态联结为一个世界整体。人类社会日益深刻地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彼此形成一个世界整体。任何人和民族都属于这一世界整体中的一部分，并受到世界整体的支配。“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世界整体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过程，便构成了全球化。

但是，起初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而是由某一部分人发动并作为主导者影响另一部分人。从地域上看，“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从社会力量看，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全球化具有单向性特点，即由支配者塑造出一个受支配者支配的世界。

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是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的。地理大发现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最初也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率先生长出来。地理大发现则将这一生产方式带到了全世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具有强制性。由于发达的生产力，资产阶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强制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经济上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以经济强制力量为基础，并随着国家力量的增长，以国家力量加以护卫，将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全世界，改变着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谁掌握了这种超级物质力量，谁就有了支配他人命运的手段。

以蒸汽机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往难以突破的地理空间限制被突破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过往近乎停滞的时间被改变了，人类世界日新月异，瞬息万变，形成了所谓的“世界时间”。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棉纺织工厂

迅速变化的世界充满着竞争。“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过往生活在各自地域上自给自足的人们进入到一个通过竞争获得优势地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普遍的法则。“世界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历程。这种竞争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激烈。“一旦民族国家⋯⋯成其为自觉的政治单位后，它们之间的争雄和交战就激发了经济的扩展和技术的革新。”“伴随着欧洲从16世纪开始经历的经济突破，欧洲国家体系的竞争性机制还推动了欧洲‘文明’在全球的扩展。最初，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促使和推动伊比利亚人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的一个条件。后来，英国在与法国展开全球竞争的刺激下，不断进行斗争，最终实现了对整个欧洲新开辟的殖民地的正式控制，树立了事实上的霸权地位，并取得了先前的新世界的所有权。至19世纪后期，几乎是更加势均力敌的欧洲工业强国之间的竞争，推动着对非洲的瓜分，并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从16世纪到20世纪，整个世界便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并将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卷入这一体系之中，要么成为战胜国，要么成为被占领地。

世界竞争体系中的被动反应

当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容19世纪中国局势时，已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激烈的世界竞争体系之中。只是由于历史中国的既有运行轨迹，使得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被动应对的格局之中。这也是由历史关系与世界关系双重叠加造成的。

中国首先是历史的中国，在一定地域上长期存在和延续，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制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帝制是以王朝更替的方式演进的。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便会发生王朝更替，原先归属于某一家族的皇权，改由另一家族执掌，由此形成一种周期性的政治变动。而每一次周期性的变动之前，都发生了相应的危机。变动正是由于危机产生。“从十八世纪末起，在位达150年之久的满人已开始感受到促使过去各朝代覆亡的种种困境。”到清朝后期的19世纪，历史中国的周期性危机开始出现。

总体上看，清朝后期遭遇的危机与过往的一些朝代相比，并不是最严重的。即使这些危机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清朝的灭亡，也不过是又一次王朝的更替。只是清朝所处的时代与过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这就是进入到世界竞争体系之中，由此使得清朝不仅仅面临着王朝更替的危机，更面临着世界竞争体系的挑战。

世界竞争体系是以独立的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在激烈的竞争体系下，无论什么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竞争，才能获得独立和取得优势地位。正是在这一格局下，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进行变革，包括对君主制的废除。

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世界竞争体系，帝制中国是以被动的状态应对的。一是19世纪中国正处于周期性王朝危机和世界竞争造成的危机之中。在双重性危机下，统治者极力维持和保存原有国家的完整性。它没有，更不可能像世界其他一些帝制国家那样积极向外拓展。二是在双重性危机下，统治者被动地打开国门，在接受外部事物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保守原有的制度，使之不至于动摇帝制体系的根本。三是统治者对于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及面临的危机缺乏深刻的体认，仍然在帝制体系下维持着奢侈和寄生的生活。每次变革都是由于战争的失败而不得已的被迫行为。在世界竞争体系下，这种被动性的反应不仅难以保守历史的成就，而且会使国家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

五口通商后的码头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意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作用，兴起了自强运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器物层面的大规模对外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建立起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同治一朝迄未派遣驻外公使，但派遣使团出洋，表明清廷已察知‘有来无往’‘一概茫然’的积弊，开始走出国门，步入世界了。”但是，此时的引进和开放还限于缺什么补什么的阶段，对外部世界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失之于“技不如人”，只要通过技术的引进便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只是到了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为之震撼，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反思意识，并激发起中国人对制度变革的重视。这是因为，日本过往远远落后于中国。即使是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某些方面也不亚于日本。甚至有中国“近代海军的规模，号为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国的世界第八海军”的说法，但战争结果则是中国惨败。“马关条约乃是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勒索最巨、中国割地赔款最多的一个侵略性条约。”“输了如此关键的战争，败给那个微不足道、过去鄙视的邻居，向许多人阐明了不计任何文化代价进行日式西化有绝对的必要性。”人们开始将变革的眼光投向制度，由此有了“维新变法”。只是这一变革触及“祖宗之法”，更触及“祖宗之法”背后的既得利益，仅仅持续百日便告一段落。历史中国的强大惯性支配着这一变法。“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随着外部力量日益深入中国内部，社会底层的自发反抗被激起，从而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兴起后，清朝统治者开始希望利用这一民间力量对抗列强。但在列强入侵首都之后，清朝统治者又转向更大的屈服，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它是马关条约之后又一个更加屈辱的投降书。”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更大屈辱后，清朝统治者终于有了实行“新政”的自觉。“面对残破的河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皇室要挽救清廷统治，不得不倚用曾经抗旨但拥有实力的汉人督抚，也不得不接纳变法维新的普遍要求，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为垂死的清朝再创生机。”

中国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从技术自强到制度变革，经历数十年时间，且其中遭遇了多次战争的失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才激发出全面开放和制度变革的自觉。进入20世纪，这一变革进程大大加快。

以主动变革重新塑造全球化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近代中国一百年的积极变革密切相关。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动积极变革，正在重新塑造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格局，变单向的全球化为多向的全球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临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遭遇的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单向的全球化。这一全球化的重要目的是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这一努力一直未能成功。首先便是在中国遭遇了重大挫折。

面对外部入侵，中国的民众与印度不同，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特别是当他们的家园受到侵犯时。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印度所没有的历史关系。中国人的家园和社稷是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的神圣性。它不容许外来力量的随意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中国民众面对英国入侵时的积极反抗。恩格斯为此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以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洋务运动时创办的海军

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维护数千年沿袭的帝制体系，殊不知这一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能够引起世界性革命的新因素，从而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自此，中国的变革进入一种新的变革类型，这就是对周期性变革的超越，具有了持久性变革的性质。“持久性的变革是指由于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改变了中国生活的过程。”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入机器进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随着清朝改革的失败，终于兴起了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生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革命，并最终建立起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新的国家政权。受世界－历史关系的支配，20世纪的革命具有综合性因素。从历史关系来看，它反映了占历史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的意愿。从世界关系来看，它反映了受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较大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激烈的世界竞争导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列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自我消耗，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取得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为中国进入世界竞争体系提供了根本性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开放的姿态进入世界，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并在世界竞争体系中获得一定的领先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往的落后国家主动参与世界竞争的努力和成就，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即世界不再是西方单向的全球化，而是各国相互依赖的多向的全球化；也不再只是西方要求他国开放，而是过往相对落后的国家主动对外开放。这正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才刚刚开始。

“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客观局势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人的行为的重大变革。这种历史结果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从世界－历史关系的角度看，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变革的历史合力主要表现为四种力量。

其一，世界提供了过往历史没有的要素，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是随着交往的扩大而发生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要素前所未有地增长和丰富，从而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中国正是进入到“世界历史”中才获得了过往没有过的新的条件和动力，而在主动的对外开放中才获得了主动地位。

其二，“世界历史”进程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政治单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之间存在依赖、合作、竞争、冲突和强制。“世界历史”是以非均衡状态发展的，各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力量不同。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具有被迫性，长期面临和伴随着外部压力。这种压力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三，历史是人们存在的前提。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原有的地域性存在的国家制度难以适应全新的环境，因此要被变革。当世界走向中国时，中国也必须走向世界，由此产生内在的变革动力。

其四，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世界的中国意味着中国不能再以过往的方式生存，要变；历史的中国意味着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条件，变的方式和类型不同。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历史的中国并不都是消极的存在，它会在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力。

结语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终于在“世界历史”的轨道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愈来愈深刻，相互影响愈来愈广泛；另一方面，单向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大变动。作为世界的中国，要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扮演主动开放的角色。近4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正是依靠改革开放，才使自己的世界地位不断提升，并成为全球化格局的重新塑造者。作为历史的中国，当下与过去、与未来有着直接的联系，世界的中国是在历史的中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兴利除弊，认真分析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历史方位，才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思想上、认识上和战略举措方面，都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之所以相当长时间处于被动状态，便在于缺乏对“未有之大变局”的自觉认识，难以主动应对。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尤其需要理性对待，深度讨论，提前布局，沉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