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杀马特”, 只剩一片“新穷人”|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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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威 |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导读】多年前,“杀马特”这一文化现象,曾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冲入当代中国人的眼球。它曾是中国80后、90后两代普通青年的群像之一。如今,世间再无“杀马特”,但它的影响力,却渗透在各种新的、代表年轻人的文化表达方式之中。本文回溯了“杀马特”现象的发生、演变及文化生态,解释了这一现象所折射的底层阶层困境。作者指出,在今天这个“我买,故我在”的社会中,新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不是“失业者”。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是“零容忍”,不仅通过各种物质手段将他们驱逐,也通过书写、命名、贴标签等“污名化”的文化手段,在精神上隔离他们,这是我们今天愈演愈烈的嫌贫爱富现象的根源之一。同时,新穷人也无法成功地建构起自我认同、满足个人欲望,相反,他们可能自我嫌弃,自认为“失败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作者发问,面对新穷人这样的底层群体,我们该如何反省“拯救”与“启蒙”之心,却又能重新建立起我们共同的历史主体性 ? 如何去除内在的精英主义,却又能摒弃道德自恋与悲情?

文章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2013年9月,国内最老牌最专业的民间配音团体之一“星之声中文配音组”的骨干“五色石南叶”重新填词并演唱了韩国人气组合 SHINee的热门金曲 RingDing Dong,该歌曲视频以《杀马特遇见洗剪吹》为名,上线后引发热烈讨论,很快红遍全网。紧接着,“五色石南叶”又推出了第二部《洗剪吹遇见焗染烫》,填词翻唱自朴载相(PSY)的《绅士》(Gentleman)。从此,“杀马特”男生被戏称为“洗剪吹”,女生被戏称为“焗染烫”。2013 年 11 月 5 日,新浪微博知名博主“八卦_我实在太 CJ 了”推送了一张图片,称“活捉了一只杀马特”。图片中的“杀马特”青年发型酷似海星,发色金黄,骑着电动摩托车,招摇过市。这张图片不仅引起成千上万网友围观转发,也引发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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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遇见洗剪吹》截图)

▍从时尚先锋到“卢瑟”代表

何谓“杀马特”?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如何“异军突起”的?“杀马特”其实是“SMART”的音译,在这里的意思是时尚的。网络上关于“杀马特”的溯源文章都会提到一个香港女生:Mai Rox。80后的她本来是香港一支视觉系乐队PARANOID 的成员,但从 1999 年开始她将自己的自拍照大量放上网,并将自己这种风格称为“杀马特”。而她的自拍照风格彰显的正是“视觉系摇滚”的装扮特征。但以日本摇滚乐队 X-Japan 为代表的“视觉系摇滚”仍然是相当注重音乐本身的,而 Mai Rox 则通过自拍照将造型与音乐分离,将造型与现场演出分离,使造型本身成为唯一吸引眼球之处。所以后来很多“视觉系摇滚”粉丝都很鄙视“杀马特”,原因在于“杀马特”并无摇滚的音乐精神和内核。除了“视觉系摇滚”之外,电玩/COSPLAY(比如 1997 年 上市的日本游戏《最终幻想7》、1999 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火影忍者》中的很多角色)、韩国的各种天团、日本“原宿风”等各种亚文化的造型意识与风格也都不同程度地被“杀马特”所吸收利用。一时间,“杀马特” 成为一种小众而又另类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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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视觉系摇滚被视为国内“杀马特”的前身

1999 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的“花儿乐队”,整体造型是典型的“杀马特”,在青少年中掀起效仿风潮。周迅、李宇春等都曾经是这种风尚的拥趸。但是 2011 年 4 月,“花儿乐队”原主唱大张伟在新浪微博上突然上传了一张“杀马特”造型的男生图片,并揶揄其为“农转非”—— 农村系淳朴孩儿转非主流。这一“忘本”的举动引发网络“杀马特家族”和大张伟粉丝之间的骂战。为什么十年前的时尚,十年后成为“槽点”了呢?

“杀马特”被概括出以下特征:

出身农村的90后受教育程度中等(最多读过中学、中专或技校)多数在小城小镇或大城市边缘的工业区打工谋生没有钱,但喜欢“山寨”都市时尚听口水歌爱泡网吧不用微信用 QQ网络文字使用火星文

“杀马特强子”的微博、《杀马特遇见洗剪吹》等流行文本中也都高度一致地抓住这些特征大做文章。“化肥”、“营养快线”、“本地劣质香烟”、“国产二手手机”、“地摊服饰”……都是这些文本中用来标识“杀马特”文化与经济地位的常见符号。总之,正如《杀马特青年的忧伤》中所概括的,“杀马特”就是“没文化的屌丝”,“21 世纪的新闰土”, 是“城乡结合部的时尚风向标”;而“知乎”上的一个高分回答似乎更直接:“穷丑却自我感觉良好的 loser。”这些描述,单单一条已经可以把人伤得体无完肤,但是它们却被组合集中使用在“杀马特”身上;更令人无语的是,这种恣意贬损是为了制造笑点,娱乐大众。除了被戏称为“洗剪吹”、“焗染烫”之外,“杀马特”还有其他类似的“诨名”,比如乡村非主流(肥猪流),农转非等等。正因为“杀马特”已经从叛逆文化、都市时尚跌入最底层,嘲笑“杀马特”便具有了“十足的合法性”。不仅网上各种“反杀大战”(专门挑衅“杀马特” 的网络骂战),甚至现实中也会有专门针对“杀马特”的抢劫犯罪。更过分的是,多数关于专抢“杀马特”这一新闻的评论是:“普大喜奔”。

▍QQ 空间与“杀马特”的家族化

《杀马特青年的忧伤》中有一句旁白说:“他们来自乡村,谋生城市,没钱没文化, 除了QQ黄钻什么都没有。”这道出了“杀马特”迅速乡镇化的“天机”。换句话说,没有 QQ 空间的出现,“杀马特”这种原本大都市小众叛逆的时尚潮流不可能在底层社会如此风靡。

2005年腾讯公司开发QQ空间(Qzone)的最初,它还只是一个博客日志式的平台,但通过几次升级变身之后,它已经成为板块多元功能强大的SNS网络社区。QQ 空间一度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是腾讯的摇钱树。说腾讯利用 Q 币完成了“原始积累”也毫不为过。QQ 空间推出后,用户被不断分为三六九等。为了升级,就需要长时间在线,每日更新空间。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购买和消费 Q 币。1Q 币等于 1 元人民币。有了足够的 Q 币,就可以成为黄钻用户,可以拥有普通用户没有的特权,享受更高级的服务,比如可以装饰空间,购买虚拟商品……与真实生活一样,钱是上帝。有了 Q 币,就可以把自己的空间装饰得更显眼,可以登上各种排行榜,获得更多陌生人的关注,成为网络红人,体验虚拟的巅峰人生。在最早的 QQ 空间和 QQ 秀的攀比中,很多青少年为了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纷纷追逐夸张、叛逆、颓废、非主流的风格。

前文提到的“C.K 沉珂”就是其中的风云人物。这种风格被统称为“杀马特”风格,并且击败萝莉、小清新等风格,成为最受欢迎的空间潮流。“杀马特”于是开始在二次元空间中迅速传播并不断分类聚集成不同 Q 群,也就是说杀马特的网络家族。没有“杀家人”介绍,外人很难进入家族的 Q 群。很多“杀马特家族”有严格的甄选标准,比如入群要交视频和照片,而且必须保证每天在线 5 小时以上,要积极参加群内的活动,根据个人能力为家族“办事儿”。审核通过才能进入正式的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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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空间曾是“杀马特”群体的主要活动阵地

据一位卧底杀家 Q 群的网友爆料说,一个大杀家的总人数可能过十万,统领上百个千人左右的 Q 群。家族内部等级森严,创始人拥有绝对权威和至高权力,甚至可以在群内“招 妻选妃”。整个架构充满对封建王朝的膜拜与复制。各种效忠文、赞美文都会获得头领欣赏,如果能被头领在群内 @ 圈出,将引起其他“平民”成片的点赞。借助 QQ 空间迅速家族化、病毒式扩张的“杀马特”群体早已远离都市小众前卫的时尚/潮流圈,而成为未高等教育的底层青少年认同并归属的“文化国”。不同家族经常发表各种宣言,之间也会龃龉冲突,不断强化的家族意识使得每个家族成员都只对自己的家族产生认同归属。由于杀马特家族也经常举行线下聚会,于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才会看到“杀马特”成伙出现。

由于“杀马特”家族的人员众多,规模庞大,线上线下均引人注目,因此国内外的媒体也都开始关注并探究这一文化与社群的形成及其发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官网上发表了一位华裔评论员的文章《失败的虚荣》,在谈到“杀马特”文化时,文章说 :“杀马特”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而日本的 kinbricks now 新闻网评论称,中国的“杀马特”风潮是“文化贫穷”的产物。这些评论与国内的言说逻辑如出一辙。除了网友毫不留情地任意嘲弄之外,一些媒体的评论也毫不掩饰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说教姿态。

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分析文章的定论是:“由于有限的教育背景,微薄的经济收入,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逼仄的发展未来,他们或没有能力或没有意识在文化方面很好地提升自我,这是个人以及群体半城市化和现代化不完整的结果。于是,他们在文化形态上就成为了文化半成品,是不仅物质贫困、文化也异常贫困的‘文化贫民’。”

从数据的意义上说,这些结论有貌似客观之处。根据 2015 年 7月一个黑客的数据分析来看 ( 他“盗取”了 3000 万 QQ 空间用户数据 ),北京上海的 QQ 空间用户加起来不足广东四分之一,而广东、湖南、四川、江苏、 河南等省份,QQ 空间用户数量排名前五。显然,这五个省份都是劳动力输出和产业密集的大省,这或能说明 QQ 空间用户的经济地位。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2005 年“杀马特”刚刚由 Mai Rox 这个香港“视觉系摇滚”乐队的成员在 My Space 中通过自拍开创并引发追捧的时候,中国内地的互联网文化还在起步阶段。截至 2005 年 12 月,广东一省的网民数占全国 13.4%,遥遥领先;而经济越落 后的省份网民数越少。30 岁以下的网民超过 70%;高中(中专)、大专、本科教育程度的网民超过 80%;学生和公司白领占比超过 60%。

换句话说,年轻的学生和公司白领是网民主体。中国内地的互联网经过十年迅猛发展,越来越普及,上网门槛明显降低。到 2015 年 6 月,初高中学历的网民接近七成, 乡镇网民也越来越多。同时,月收入 5000 元 以下的网民占 86.8%。如果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下的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是那些年收入(按购买力算)在 1.35 万到 5.39 万美元(约 合 9 万到 36 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而国家统计局则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 7250-62500 美元(约合 5 万 -42 万元人民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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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按照哪种标准,月收入五千以下的人群, 都难以扎根中产阶级。因此,网民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并不与社会的阶层分化完全对等。 就“杀马特”而言,“扮杀”与“反杀”的网民都身处社会中下层。这是中下层社会内部的看与被看。如果说旭日阳刚、筷子兄弟、深圳民工街舞团等获得“草根文化”之称, 是一种来自精英的俯瞰与命名,那么“杀马特”、“洗剪吹”、“乡村非主流”这些称呼则更多显示出中下层内部的分裂与隔阂。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MC 石头,以其“杀马特”的造型,四川泸州口音的英语喊麦,于2011 年末蹿红网络,凭借一句“黑喂狗”(Here we go)被网友封为“宇宙第一 DJ”。他的走红本身就是网友消费“杀马特”的结果,但他的代表作之一竟是一首名为《决战杀马特》 的 Rap。歌中不仅直接骂“杀马特”不知廉耻,还号称抓到他们就“一顿狂扁”。2015 年 MC 石头跟网络口水歌女歌手王麟又合作了一首 《杀马特》,MV 中王麟嘴里唱着“杀杀后现代文化 / 叉叉外太空奇葩 /萌萌哒那些县城里面的 A 咖”,但衣着性感时尚,踩着电音节奏行走在美国的土地上,努力将自己与所唱 的各种“杀马特”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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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我爱你》记录片导演李一凡说,“(他)只是让那些被屏蔽的被看见。”

▍新工人与新穷人之外的穷人

从“芙蓉姐姐”蹿红北大、清华 BBS 开始,看“丑人”作怪、“废柴”逗比,成了网民们最主要的消遣方式之一。罗玉凤、“小红帽”、庞麦郎、叶良辰……那些模仿大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娱乐方式,向中产文化积极靠拢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恣意嘲讽。因此也诞生了专门满足大众这类“嘲讽消费” 欲望的 Hold 住姐、张全蛋等专门“扮丑”的著名角色。有钱才可以任性,所以尽管刘强东的英语听起来没比张全蛋或 MC 石头们更字正腔圆,但在纳斯达克响起的宿迁英语却被书写成励志的个人奋斗传奇。而这种嫌贫爱富的文化消费对象,不仅局限于国内,印度、 越南、泰国、朝鲜的流行文化也常常被网民塑造为落后、土气、奇葩的典型,常常成为热门娱乐话题。比如新浪微博上的“作家崔成浩”,靠杜撰各种关于朝鲜的段子就吸引了近 460 万粉丝。

前面对中国大陆网民、QQ 空间、“杀马特”家族三者的数据对比分析已经提到,消费“杀马特”的文化潮流显示的并非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鄙夷,而基本是月收入五千以下的人群内部的相互倾轧。全网对所谓“文化贫民”的种种恶意命名与编排(肥猪流、洗剪吹等),并非来自上流社会的特权,而是可能连中产阶级的门槛都尚未踏入的底层。

正如齐格蒙特·鲍 曼所说,“穷人如何成为穷人,如何被视为穷人,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和被视为穷人,取决于我们——这些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赞许和反对这种生活方式。”简而言之,社会必须不断从内部构造、定义、分化出穷人,才能维持稳定。或者借用布迪厄的概念,层层区隔,不断于内部划分出他者,不断在“我们”中指认出穷人,由是建构起全社会的安全感与秩序感。只有不断地嘲笑用国产杂牌手机、抽劣质香烟、穿地摊服饰、听口水歌的“杀马特”,同样在大城市中居无定所、身无可依的人们才能刷出自己的存在感。

但在“我买,故我在”的消费社会中,穷人并非无产者,回到鲍曼,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不是“失业者”。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消费社会最重要的责任——消费,他/她就是一个穷人,一个没有存在意义的人。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是“零容忍”,不仅通过各种物质手段将他们驱逐,让他们的身影从眼前消失,更通过持续不断地书写/命名等文化手段,将他们描写成无知、愚昧、粗俗、堕落 甚至邪恶的群体,从而在精神上隔离他们。这种“污名化”的策略,使得消费社会的新穷人不再有道德,不再值得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愈演愈烈的嫌贫爱富文化的根源。同时,新穷人作为“有缺陷的消费者”,也无法成功地建构起自我认同,满足个人欲望,无论他/她是否意识到这类认同和欲望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询 唤出来的,他/她都可能自我嫌弃,并自认为“失败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对新穷人而言, 最大的心愿是重获消费能力,即“买得起”和 “买买买”,认为这才是回归主流社会的途径。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追求富足与无休无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新穷人梦想着“一夜暴富”,这个梦想是烙印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正如网络流行语所言,“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新穷人尚未追求团结起来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鲍曼因此断定新穷人没有可能凝聚成阶级,去寻求整体改变。

不过汪晖对此持不同看法,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这篇重要文章中他重新定义了“新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

在汪晖看来,不能像鲍曼那样仅仅从消费角度看待新穷人,这会因忽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而导致过于悲观。事实上,近五年来,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各种抗议运动已经显示了熟练使用新媒体的新穷人的动员能力与政治想象。汪晖进而提出了更积极的动议,即新穷人能否与新工人结合甚至互动,跨越“代表性断裂”,重新阶级化与政治化,从而开启新的全面普遍的社会动员。

汪晖敏锐地观察到,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当然,今天中国的“穷人”已经超出了这两个面向。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杀马特”们不属于“新穷人”,而整天沉迷于网络、多数没有稳定工作的他们似乎也很难归入“新工人”;但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上,“杀马特”们的匮乏与贫穷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毋庸置疑的穷人。而且更悲惨的是,“杀马特”们既没有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可供缅怀,也没有反抗消费主义的现实经验可供分享。因此,他们不可能像“新工人”与“新穷人”那样被寄予厚望。但这些游走于城乡结合处,没有现实归属感只有虚拟空间认同的年轻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与“第一代留守儿童”、“新生代打工者”等其他群体描述高度重合,后二者的问题近年来常常以极端事件凸显于公众面前。

那么,我的困惑是,如果“杀马特”们既无法参与“新工人”的重新阶级化的进程,也无法投入“新穷人”恢复尊严的重新政治化的运动,那么他们还能否被纳入有关中国未来政治的想象之中 ? 奈格里和哈特的“诸众” (multitude)概念,看上去似乎可以将“杀马特”这类“怪异”的边缘群体纳入,赋予一种期许;但如果以“诸众”为旗帜,势必会代替“阶级” 的概念,那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独特探索和经验。那么,在拥有今日全球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中国,绕开阶级的“诸众”的联合又能走多远?

同样困惑的是,无论我们谈论新工人与新穷人结合的可能性,还是“诸众”联合的可能性,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除了奈格里与哈特所说的“拭目以待”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位置与可能?

比如,面对“杀马特”这样的底层群体,我们该如何 反省“拯救”与“启蒙”之心,却又能重新建立起我们共同的历史主体性 ? 如何去除内在的精英主义,却又能摒弃道德自恋与悲情?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5期,原题为《“杀马特”:另一种穷人的困境》,篇幅所限,有所删减。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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