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一条潜规则, 下台前蓬佩奥还执意“满嘴跑火车”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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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飞、吕蕙伊 | 外交学院

【导读】贸易争端、新冠疫情、台海问题、中印关系……2020年,以特朗普、蓬佩奥等为代表的西方政客及媒体在这些问题上“满嘴跑火车”,令人疑惑:他们为什么执着于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真相信自己说的话吗?本文指出,国家作为一种集体身份,也有印象管理的需求。而一国的国际形象,通常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话语博弈中建构并传播开来的,信息时代更是如此。因此政治人物的公开发声,往往成为政治修辞的集中地,而传媒也会被运用起来,有意识地塑造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形象。

一个典型的形象管理手段是:在发生于己形象有利的事件时,作正面归因,加强自身形象;遇到于己不利的事件时,作负面归因,解释并转移问题,而遇到对手的类似事件,则反其道而行之。本文以美俄两国在斯诺登事件、乌克兰问题、朝核问题上的不同言论,以及“今日俄罗斯”的实践为案例,说明了“否定”、“强势切割”、“重构”、“赋予正当性”、“非法化”等具体策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在国际竞争场域,否认和借口这种只承认事态负面结果并表示遗憾的表态,远比请求原谅以及采取补救行动更为稳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掌握所有事实,也没有什么话语能让所有国家都满意,一个国家想要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秉持得道多助的对外政策,需要更加审慎地思考如何在战略和策略上化被动为主动。

本文原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由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竞争型自我呈现”的政治修辞——新媒体时代的国际话语权建构

政治修辞是指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政治语言技巧、尝试说服受众、达到某种政治目标的修辞过程,通常伴随信息传输、情感表达与社会控制等。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大众传播的迅速发展,民众对国际事件的兴趣不断增长,决策者愈加希望对大众传媒建立某种合理的控制。冷战期间,美苏所代表的两大阵营都很注重运用大众传播工具控制信息,影响本国、目标国或者第三国的民众和政策,美国学者埃坦·基利波(Eytan Gilboa)称之为公共外交的冷战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新媒体为各国借助政治修辞技艺实现“软社会控制”、谋求国际受众认可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这推动了修辞理论的发展。新媒体信息源更多、受众更多、传播速度更快、互动性也更强,不同主体常常在同一事件上“现场”辩论、竞争话语权。以色列学者本·莫尔(Ben Mor)把社会心理学的自我呈现理论融入政治修辞策略,将这一现象称为“竞争型自我呈现”,为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修辞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

 ▍信息时代的政治修辞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家认为,修辞是用严谨的逻辑话语进行“说服”的学问,旨在规劝听众,使之在理念和行动上服从修辞者。政治修辞只是限定了修辞主体、内容和目的的政治性,但仍然使用借代、隐喻、排比、引用等常用修辞手法。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演讲往往是政治修辞的集中地,比如小布什、克林顿等在公开演讲中使用“邪恶轴心”等隐喻,制造“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压迫”等二元话语;普京则善于使用比喻、排比、重复等修辞手法在俄美话语博弈中强化发言效果。除了领导人的公开演说,大众传媒也是政治修辞的用武之地。

传统外交向公共外交的转变凸显了大众传媒的作用。政府官员认识到可以利用媒体和记者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向其他国家传播,塑造公众舆论。政策制定者专门利用大众媒体向他国受众发送信号、施加压力、建立信心、谋求支持的方式,就是基利波所说的“媒体外交”。在媒体外交中,新闻修辞为提高新闻的表达效果而对语言形式进行选择和加工,既传播新闻话语又实现政府的外交目标,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修辞色彩:“以政治事件为内容,以争夺政治权力为核心,以政治说服为目标”。比如,俄罗斯借助大众传媒进行政治修辞与西方国家争夺话语权;西方媒体在对华报道中常常通过夸张和比喻手法设置“修辞陷阱”等等。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影响受众,“数字外交”、“新媒体外交”让公共外交步入新阶段。英国学者奥拉夫介绍了以色列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共外交功能、美国学者迪扎德分析了信息技术对美国贸易和国防合作议程的影响、加拿大学者波特讨论了外交政策的网络管理、韩国学者金勇石等展现了社交媒体的国家形象塑造作用等等。

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修辞的目标从增强演讲对受众的影响转向争取网络受众,尤其是让国外受众接受政治主体的政治正当性。相信政治行为正当合理、合乎道义从而自愿服从。比如,吴敏姝借用伯克的“认同”概念,从修辞上分析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竞选网站如何运用修辞技巧营造认同效果。本·莫尔创造性地分析了巴以双方官方网站如何通过“竞争型自我呈现”的“宣传战”修辞,争夺国际受众特别是美国受众心目中的“正当性”。德国学者克雷奇莫则用莫尔的自我呈现框架阐释巴以双方的推特修辞策略。莫尔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可以更好地展现在攻击与防御的互动情境中,各相关方对自身所处情境的认知、对修辞策略和应对策略的选择,为分析新媒体时代的竞争型修辞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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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呈现的修辞战略与策略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是通过调整自身行为给他人创造某个特殊印象的过程。在社会交往中,为了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人们往往会调节和控制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具体而言,就是将自己放在他人的角色位置,通过设想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各种可能的反应,决定自己的行为,塑造或改变他人对自己的印象。戈夫曼将之升华为自我呈现理论,他把社会生活比作高度结构化的“戏剧”,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人际交往就是参与者的自我呈现。人们为达到“预期印象”在社会互动中对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选择,就是对自我呈现的印象管理。一旦面对自身引发的意料之外或不合时宜的行为,主体就需要提供解释来处理责难、恢复名誉和保持形象。

作为一种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国家和个体一样,也有印象管理需求,也就是对国家形象的管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其“本体形象”和“他者形象”的辩证统一,既需要塑造自己的积极形象,更需要获得他国的理解和认同。话语往往是连接“本体”与“他者”的桥梁,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桥梁影响“他国”的认知主体,使之参与到“他者形象”的建构中。一国在国际上呈现的形象,通常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话语博弈中建构并传播开来的,在信息时代更是如此。那么,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强烈的印象管理需求呢?

自我呈现通常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趋利避害,为了避免惩罚、获得奖励,在印象受到威胁或有望提升的情境中,人们会想办法影响、操控其他主要行为体对事件的责任界定及对后果的印象管理。其二是为了获得社会权力,让他人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殊身份,这种身份有说服或强制、效力。莫尔用身份因素来整合二者,将自我呈现视作为了获得社会权力而引导人们产生某种身份归因的行为,行为体一旦成功建立了所需要的身份,就会在“身份受威胁的情况”下设法防止身份受损,并在“身份获提升的情况”下维护身份。具体而言,如果一个行为体的行为导致人们对其产生负面归因,或其对手的行为会让人们产生正面归因,行为体的身份就可能面临威胁;相反,当行为体的行为会令人们产生正面归因,或者当对手的行为导致人们产生负面归因时,行为体的身份就可能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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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情境下,行为体都有相应的修辞策略来提供解释、引导舆论。在自我身份受威胁的情境下,一是自我行为产生负面归因时,行为体会采用特定修辞避免受人责难;二是对手行为产生正面归因时,行为体就用特定修辞否定对手的可信性。在自我身份获提升的情境下,一是自我行为产生正面归因时,行为体就用特定修辞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可信度;二是对手行为产生负面归因时,行为体就用特定修辞进一步责难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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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策略在何种情况下如何发挥作用?下文将结合四个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美俄的自我呈现修辞竞争

冷战期间美苏对峙争霸,冷战结束后美俄竞争不断并衍生出更多结构性的矛盾,新媒体作为二者新的竞争场域,清晰展现了两国如何利用自我呈现的修辞策略在对抗事件中进行印象管理。

本文根据预设条件选择了斯诺登泄密事件、乌克兰危机、“今日俄罗斯”的影响以及朝核问题作为典型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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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分析的数据取自美俄驻华使馆新浪微博以及两国的官方网站(美国务院网站及俄外交部网站)对相应事件的报道,它们都具有典型的新媒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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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斯诺登泄密事件

2013年6月,斯诺登向媒体提供机密文件,致使美国政府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令美国饱受国际社会指责,遭遇极大形象困境。

关于斯诺登泄密事件,俄驻华使馆微博共有11条博文,集中在2014年,主要运用“非法化(4篇)”与“强势重构(4篇)”的修辞加强对美国的责难,有3篇报道只是阐述事件现状,不涉及本文所分析的修辞策略。“非法化”强调美国的行为不合法。“强势重构”即提供与美国官方不同的解释,指出美国当局所言不实,认为斯诺登是勇敢的斗士。

但俄外交部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报道时间跨度很大,从 2013-2018 年,有分析意义的样本有 45条。这些样本表明,一部分报道与俄驻华使馆微博一致,将该事件视为美国的“形象困境”,采用“非法化(10%)”、“强势重构(12%)”与“关联(20%)”的修辞策略,强化对美国的指责,批评美国的行为侵犯人们的隐私权;并结合“马格尼茨基法案”指责美国的“双重标准”;指出奥巴马因斯诺登事件取消原定与普京的会晤令人遗憾,美国应为消极后果负责。

此外,超过30%的报道采用“逃避责备”的“借口”策略,强调斯诺登没有合法证件离开俄罗斯,俄罗斯不能明知斯诺登回美国就会面临死刑而置之不理,俄罗斯“别无选择”。另有约12%的博文采用“否定”和“强势切割”策略,明确表示“俄罗斯没有强迫斯诺登留下”,“俄罗斯与斯诺登的一切行为无关”……从俄罗斯选择使用这几项修辞策略的动机来看,俄罗斯也在斯诺登事件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形象困境”,认为有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庇护斯诺登,不是为了他手里的情报,而是“情非得已”,俄罗斯是无辜的,以此谋求国际受众的理解。俄罗斯这种双重策略在其他情境中也很常见,详见后文分析。

美国面临的是由本国引发的形象保护困境。不过美国对斯诺登泄密事件(或棱镜事件)的表态很少,大使馆微博未检索到相关信息,其国务院公开信息也只有6条报道,所有报道用到的修辞策略都是“赋予正当性”,即赋予美国行为以合法性,属于典型的逃避责备策略,强调斯诺登是违法的,他违背雇员誓言、窃取并泄露信息;俄罗斯应在斯诺登事件上与美国进行执法合作。与之相应,他们同样强调棱镜计划的正当性。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柏莎琪(Jennifer Psaki)就在2013 年 6 月 10 日表示:该计划既保护美国人也保护外国人,旨在履行一个法治民主政府既尊重个体自由又保障人民安全的使命。

美国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中的有限表态表明其深感窘迫。该事件的确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难以修复的猜忌与裂隙,参与“棱镜计划”的主要互联网企业则竭力与国家情报项目撇清关系。但是,各国已经意识到,美国野心勃勃的全球信息监控行径才是世界不再安全的根源。因此,美国再想声称自己有必要继续掌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导权,就应者寥寥了。

(二) 乌克兰危机

2013 年底,为了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署双方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谈的《联系国协议》,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超过95%的公民赞成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27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认定克里米亚举行的脱乌入俄公投“违反国际法,破坏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动”。一时令俄陷入舆论困境。

美国很显然把该事件视作俄罗斯形象受损事件,美驻华使馆微博以及美国务院官方报道采用“加强责难”的战略,使用“关联” (35%)和“非法化” (60%)修辞策略,强调俄罗斯要为乌克兰危机负责,俄罗斯要承担支持分裂主义的后果,俄罗斯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及其相应义务。另有5%的报道采用“强势重构”策略,强调美国致力于推进乌克兰的政治进程,俄罗斯则在坚持实行分离主义。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俄罗斯的侵略是乌克兰危机的主因。

俄驻华使馆微博针对乌克兰事件有约327条博文,主要集中在 2014-2015 年间,如此密集的发文行为表明,俄罗斯既有压力也有动力去解释这一事件。但通观俄罗斯的修辞策略,其并未被动将其视为自我形象困境,反倒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对手形象困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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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俄使馆微博中有一部分博文采用避免本国形象困境的“逃避责备”战略(26%),具体策略包括“否定”、“强势切割”、“重构”以及“赋予正当性”。就“赋予正当性”而言,俄罗斯绝大多数采用“第三方证言”法,即采用来自意大利、欧安组织、联合国等各方观点,尤其是中国的观点,以及乌克兰南部居民的公投活动,来赋予自身行动正当性,这也是所有策略中俄罗斯运用最多的,俄罗斯借此希望建构合法正当的国际形象。

同时,美欧与俄罗斯在危机爆发后相互指责对方干涉乌克兰内政,对乌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所以俄罗斯很大一部分博文采用的策略是,将乌克兰危机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形象困境,继而“加强责难”(35.8%)。大量博文采用“非法化”策略,指责基辅安全部队违反人道主义规范、对人民犯下重罪、使用重型武器、实施违法的“讨伐行动”等。还使用“强势重构”策略,展现不同于欧美的“乌克兰叙事”,比如2014年7月23日-24日,连续八条博文均以“为什么美国需要乌克兰危机”为标题,谴责美国挑起战争遏制俄罗斯,并不惜把欧盟拖入其中。还有“关联”策略,强调基辅与支持基辅的美国和欧盟要为乌克兰危机负责,他们纵容恐怖主义活动,毁掉了乌克兰停战的可能性,毁掉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努力。比较典型的博文,如2014年4月14日,俄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表示,“如果乌克兰局势继续恶化,责任九成在西方国家的良心上”。

此外,俄罗斯也有一定数量的报道基于本国形象提升(17.7%)与对手形象提升(1.8%)视角处理乌克兰事件。在为乌克兰提供人道救援、倡导政治手段解决乌克兰争端上,俄罗斯集中采用“赋权”策略表明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约有6篇报道俄罗斯采用“强势切割”与“强势重构”策略,降低或消除对手可能获得的良好形象。

俄罗斯这一系列努力,明显旨在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策略让国际社会认为美国及欧盟对这场危机负有更大责任。

(三) “今日俄罗斯”

2005年12月开播的“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以下简称RT)”在全球发起与美国的话语权竞争。作为第一家全数字化的俄罗斯电视频道,RT开设了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频道,并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德里等主要城市拥有分社;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6.3亿观众;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拥有超过50亿的视频浏览量和600万的订阅用户;已经成为美国极受欢迎的外国电视频道, 收视率仅次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新闻;在美国视频网站上成为首个点击量过百万的电视新闻频道,极大地冲击了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 BBC为代表的话语垄断格局。

RT的议题设置以反美为轴心,希望在美国受众和全球受众心目中颠覆美国的正面形象。正如英国学者伊利亚·亚布罗科夫(Ilya Yablokov)所言,“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用鲜明的反美立场取代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在非议美国的群体中获得不少支持”。RT的反美立场及其犀利风格,的确给美国造成极大压力,它揭露了美国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干预,将美国界定为重大的国际威胁,将俄罗斯塑造成全球抗美领导者。RT的国际影响力在美国看来显然是“对手”形象提升的事件,尽管美驻华使馆微博没有涉及RT的信息,但在其国务院不多的7条官方报道中,几乎均采用典型的“否认信度”战略和“强势重构”策略,强调RT这种只会歪曲事实的宣传机器与美国秉持自由表达原则的独立媒体不同。这与西方媒体对RT的态度如出一辙,如《纽约时报》对RT的每篇报道都会在其前面加上定语:“克林姆林支持的”,暗讽RT是国家宣传机器。

反观俄罗斯,RT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形象,但俄罗斯并未把“提升信度”作为其典型修辞方式,反倒继续运用双重修辞策略。其驻华使馆微博有20条有关今日俄罗斯的博文,重在呈现RT参与或举办的活动,仅有2篇博文采用“提升信度”策略。不过,从其外交部的6篇官方报道来看,俄罗斯显然是把RT 的崛起视作以美国为代表的“对手”形象困境事件,主要采用“强势重构”策略,指责美、英、法等国家限制RT的行为“双标”,与他们宣扬的媒体自由自相矛盾,希望建立与西方话语不同的叙事。

RT在报道鲜为人知的新闻和涉及美国政府的国际丑闻方面占据特殊位置,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努力呈现客观的态度,面对西方打压,通过自有媒体平台、其他媒体专访以及西方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学者的调查报告等多种方式予以回击等等,的确让美国手忙脚乱,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上有不少可取之处。

(四) 朝核问题

2006至2017年间,朝鲜先后进行六次核试验,引起一系列地区安全和外交问题,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朝鲜核试验被视为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挑战。朝、韩、中、俄、美、日共同参与的六方会谈一度被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但随着 2009 年朝鲜宣布退出会谈,朝核局势几近失控。2017年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制裁决议。2018年4月,朝韩、朝美开始密切接触,朝鲜在发展核武方面的顽固态度出现松动迹象。2018年6月12日,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于美国而言,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在国际上有助于提升自身形象。该议题是美驻华使馆新浪微博报道率较高的,2018年以来大约有40条相关博文,三分之二采用“赋权”策略,三分之一采用“强化”策略。有趣的是,这两个策略之间有一条比较清晰的分界线,即2018年6月12日美朝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在会晤之前,从2018年年初到2018年6月份,美驻华使馆博文旨在通过“赋权”策略,提升自身制裁朝鲜、施压朝鲜的合法性,表现“我们有责任这样做”,“是我们的政策带来这样的结果”。为了争取赋权的正当性,有必要“污名化”朝鲜,例如2018年2月2日的博文提到,“没有任何政权对公民的压制像北韩独裁统治那样彻底或残酷。北韩对核导弹肆无忌惮的追求有可能很快威胁到我们的国土。我们正在为施加最大压力进行宣传动员,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金特会”之后,美使馆博文开始用“强化”策略来表达美国付出很大代价取得或将要取得某一成就。例如表2中2019年1月23的博文:“我们与北朝鲜在过去一年多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他们没有再进行任何核试验”。

同时,美国不惜重构朝鲜的形象。2019年2月13日蓬佩奥国务卿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时说,“北朝鲜的表现非常不同。他们没有破坏也门的稳定,没有破坏叙利亚的稳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暗杀活动……因此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言外之意是,朝鲜不同于那些“无可救药”的国家,美国对那些国家使用武力,对朝鲜则使用和谈,这显然是为了提升美国与朝鲜合作的正当性。

俄罗斯对待朝核问题的报道依然没有采用单一的自我呈现。综合俄驻华使馆微博与其外交部的公开报道,与朝核问题相关的信息有15条。除一条是 2007年的信息,其他都集中在2012年以后。在2018年“金特会”之前,俄罗斯主要采用双重策略,一方面将促进朝鲜无核化当作自身形象提升的事件,采用“提升信度”战略,表示解决朝鲜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六方会谈而非武力冲突,俄罗斯一直致力于促成六方会谈,以此“赋权”俄罗斯“介入”朝鲜问题。俄罗斯希望重振对朝鲜的影响力,并牵制美国。另一方面,俄罗斯将朝核问题视为美国的形象困境,运用“关联”策略,指责美国威胁使用武力、并以朝鲜威胁为借口在该地区增强自己的军事潜力,这会带来恶劣后果,以此加强对美国的责难。在“金特会”之后,俄罗斯也并未将其视为美国形象获提升的事件,反而继续视之为自身形象有望提升的情境,指出“金特会”值得称赞,但这正是俄中“路线图”促成的,以此“强化”俄罗斯的贡献。

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点,美国想利用这一不稳定因素介入东北亚遏制中俄,俄罗斯则想借此牵制美国、提升自身在东亚的战略存在,二者竞相展现自己在处理朝核问题上所拥有的影响力,这当然也是朝鲜半岛走不出“安全困境”的一大因素。

综合上述四例,只有美国在面对不同的自我呈现情境时采用了与莫尔的形象管理基本一致的策略,即在本国形象困境时,采用逃避责备战略;在本国形象获提升时,采用提升信度战略;在对方形象困境时,加强对其责难;在对方形象提升时,否认其信度。与之相反,俄罗斯在所有情境都采用双重甚至多重策略。一方面,基本符合莫尔自我呈现理论的相应修辞策略;另一方面,无论何种情境都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对方形象受损,主要采用 “关联”、“非法化”或“强势重构”等修辞策略,加强对对手的责难。

当然,这种双重策略与莫尔的观点并不冲突。莫尔认为,在竞争情境下,当相关主张受到公众或对手质疑时,政治就转化成话语可信度的较量。就提升可信度而言,可以通过提供事实材料(比如俄提供对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的清单)、第三方解释(比如俄在乌克兰危机中频繁采用第三方证言)或设置共同指标(比如俄同某国就乌克兰议题达成共识)等方式自证,但通过“攻击对手”也能达到这一效果,在实践中更为常见,毕竟对手陷入形象困境正是提升自身形象的良机。

上述四例没有触及自我呈现理论的下述策略,即在本国形象遭遇困境、希望逃避责备时的“承认、道歉及补救策略”,面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的美国和面对乌克兰危机的俄罗斯都没有进行道歉式表态。达斯(Christopher Daase)等人认为道歉包括否认、借口和致歉,致歉有恳请原谅和希望补救之意,莫尔所说的“承认、道歉及补救策略”相当于“致歉”。在国际竞争场域,否认和借口这种只承认事态负面结果并表示遗憾的表态,远比请求他人原谅以及采取补救行动更为稳妥,因为不当表态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包括形象受损或者物质受损。

 ▍结语

 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是一场激烈的国际形象竞争,话语是软实力的货币,修辞是话语的黄金。一国的国际形象是“自述”与“他述”相互博弈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争夺国际话语权。对美俄在四类不同情境中修辞策略的比较分析表明,在新媒体环境下,竞争双方需要重视修辞战略,更需要界定自己的身份状态、形象地位,审视对手的责任、行动或结果,进而选择适当的修辞策略,通过有效影响对方的形象,实现良好的自我呈现效果。

此外,俄罗斯的修辞策略更具进攻性,不仅在每种情境中都运用双重修辞策略,而且都将其界定为“对手形象困境”并增强责难。这与普京政府领导下的俄罗斯希望重建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控制权,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同时遏制美国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这让我们意识到,在引导人们进行某种身份归因、认同归属、形象界定从而获得社会权力的自我呈现修辞策略中,身份、认同和形象具有很强的主动建构性,并非被动受制于国际舆论的塑造。国际环境、情势和事件纷繁多变,没有哪个国家能掌握所有事实,没有什么话语可以让所有国家都满意,一个国家要想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秉持得道多助的对外政策,就需要更加审慎地思考如何在战略和策略上化被动为主动。


本文原题为《“竞争型自我呈现”的政治修辞》,原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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