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言调查与方言保护 我和方言调查一线的老师聊了聊

（由于风闻不能发布视频

于是我把视频发到了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f4y1v7pS

和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3MjU0NzMzMg==.html

条件有限，制作有些粗糙）

  作为一个伪民俗文化爱好者，我在之前并不了解，即使是在推普稍有些“矫枉过正”的前几年，我们国家的方言调查工作也从没有停止。

  只是文辞晦涩的学术成果毕竟难以进入公众视野。“粗俗野蛮”的地方文化又让城市精英抱以“本能”的抗拒。除去个别极端事例在互联网上激起几点浪花之外，方言保护这一话题终究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乡音方言不在李子柒的田园牧歌里，也不在华农的兄弟家里，更不在都市人想象的田园神话之中。 

甚至至今，没有哪个机构能够准确的告知中国到底有多少种乡音方言。

毕竟在七大方言区的大致划分之外。南方地区每隔一座山，一条河，都能演化出纷繁复杂的语言变化。这其中还不包括人口迁徙，政策，商贸，文化交流等等历史原因带来的方言变种。

  晦涩难懂，又仅限于区域交流。面临普通话甚至外来语的冲击，方言文化的势微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趋势。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却难免让人略感遗憾。

  在得知老师长年从事方言调查工作之后，我找到老师聊了会儿天，拍成视频。以下是聊天的部分内容：

大家好，我是李政老师。从2015年到2020年，一直在做方言调查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参与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这个项目是由国务院语信司牵头的一项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它想要对我们国家目前的语言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保存。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最全的一次方言调查工作。

我参与了我们江西省一些点的调查。包括上饶的德兴，余干，玉山，还有萍乡，吉安等七个县。

  方言调查的“套路”

方言调查的工作其实是有套路可循的。没有那么随意，当然也没有那么难，主要工具就是我手里的《方言调查字表》这么一本书。

（方言调查字表）

关于这本书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说，但是因为时间原因，在此就只做介绍，不予详述了。

  这本书是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赵元任先生编制的。在我们的方言调查工作中，这本书既是一本教材，也是一个工具。

我们调查的发音对象，需要根据自己的方言，读出书里给出的3700个常用汉字，词语等。

比如我们江西很多方言里面，坐飞机读作“坐灰机”。

调查对象只要用他的方言读出字音。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就会进行归纳整理。

3700多个字音归纳下来，就能从中了解这个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和语音状态。是不是平翘不分，有没有前鼻音后鼻音区别，以及这个方言跟普通话的联系等。

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发现，方言跟古代语音的关系，了解到它是怎么由古代语言发展而来的。

我们不光调查方言语音词句，对于方言里的一些俗语歌谣，包括顺口溜，谜语、彩词都会记录。

农村很多地方结婚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方言的彩词。

我们都会去录音录像，把它保存起来，交给语信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的语言资源保护中心。以供我们的后人去观看了解。

方言资源的开发

我们刚讲到的中国语保工程，在2020年已经完成了第一期。在将来的第二期里，方言资源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比如上半年湖北省面临疫情时。湖北省的语保工程专家就做得很好，他们把常见的湖北省方言记录下来，并且和科大讯飞制作了一个软件。

只要知道病人是哪里的人，就能把对话转化成相应不同地方的方言。这促进了专业医疗队伍与病患者的沟通交流。

我们为什么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因为老乡之间，方言的交流会让人倍感亲切。我们很多时候用普通话，都觉得会有一种生疏的感觉。

在我们的方言里,其实有很多词汇，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在表达情感上面更是非常到位。比如描述一个东西的状态或者抒发一种情感，用上方言就能够恰到好处。

方言的客观记录

比如我们在吵架骂人的时候，这样的感情就只有方言才能帮你解决。在这里我们就不便举例了，但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都需要记录的。

我们的项目里面，骂得粗俗的话也有很多，比如一些身体部位的，有一些甚至于骂娘骂人的话，我们都会调查。

我第一年调查的时候，去到江西省武宁县。有一个老先生，在调查中迟迟不肯讲。

他说：“你要我讲这种词，我才不讲，你叫别人讲！”

为什么呀？

他说这个不能讲啊这个词！

这个真的是要给他做思想工作的。他要喝酒了，那就去喝喝酒，让他开心了才行，否则他不讲。即使我们跟他解释好多遍，他就觉得自己对着公众和镜头讲这个东西，有辱身份，觉得好丢脸。

因为我们遴选的对象，相对来讲都是文化人。

这时候，他觉得不太好讲。就死死的都不说。或者他用非常文的状态来讲，甚至用普通话转译一下才讲。这个时候我们就明显感觉到，这不是当地的方言

“你们可是老师啊！怎么能够讲这个”。

但其实我们就是需要把你真正实实，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给记录下来，因为这就是一种日常交流的一种语言，我们就需要原面貌的记录这些词汇。

调查中被当过骗子

这些年我们是通过官方途径去找的调查对象。比如通过当地教育局去找人。前些年我们是通过民间的途径，得自己去找人。其实找人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找对了人其实好办，但要是没找对人，后面调查的工作，包括得来的材料都是不能用的，这就很麻烦。

我的老师们，师姐师兄们，都有遇到这类情况。

比如有一次我们问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问能不能做一个调查。

他问我调查什么呢？

我说很简单，这个字你认识的就用方言读出来。

他觉得这么简单，还有钱拿，会不会是骗人的?

我们把工作证给他看，他也不信。他说这个证做得太假了，我凭什么才信你是什么学校的老师？

甚至我的师姐，有一次本来和一个老人已经商量好了。

老人家觉得这一天光动动嘴巴就有100多块钱误工费还挺好的。但是后来他侄女打电话过来，问：“你在干嘛啊？”

他就说：“我在这在里配合一个什么学校的老师，来调查我们这里的方言。”

他侄女就说：“你赶快回来！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这可能是传销啊，现在犯罪有很多种形式的！你又对着这个镜头去讲，万一是法X功啊，什么邪教组织啊，你这是在干嘛呢！？”      

老人一听了这个话，赶快把手机一挂，就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很多。

你如果跟他讲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对你们的方言是一个保护，让更多人能了解你们的方言……

他们就会觉得：你有这么好吗？我光动动嘴巴就给我这么多钱？

他们是体会不到的，觉得普通话不是更好吗，有普通话为什么要讲方言呢？

方言认识急需改观

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这个工作。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还是觉得没有必要。

但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层面，在每个阶段都有过这种工作，只是我们可能不太清楚。

早年做调查的条件就比较艰辛了，比如我的导师他们那一批人，他们真的是非常艰辛。带一个录音机下去，真的是靠你一双腿，靠一张嘴，去一些偏远的地方调查。

我的导师就曾经跟我们讲过，早年到了条件很差的农村里面，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而且还冒着别人怀疑你是骗子的风险来做调查。

一方面别人是不理解的。而且另一方面，那个时候政府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是相对比较小的。

沟通是门学问

2011年，我跟我们老师去调查的时候，就和导师两个人挤着一张床。

去的时候得先坐火车，再转大巴车。大巴车转完以后再下来坐三轮车，后面“ba rua ba rua”冒烟的那种。

进去以后还不行，还要下来走路到我们的调查人家里去。找他们以后，你要和他们沟通。这是很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国家是没有一些政策支持的，纯粹是一个经调查工作。所以他们怀疑你也是很正常的。

你下去地方以后，怎么让别人来配合你这个工作，这些其实是需要考虑的。

方言调查，不仅仅涉及到调查工作本身，还涉及到与人交流的工作，我怎么能够让这个调查人，能够积极配合我做调查？

这考验的是你的沟通能力，因为这个人并不是你熟悉的人，而是一个在农村里面，可能大半辈子、几十年，都没出过远门的人。你跟他交流，要让他能够理解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很难的。

总的来讲，今天情况已经好多了。因为不论是传媒的能力的发展，还是今天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相比之下，沟通交流的障碍都变小了。

导师的启发

我们的老师也是从青年时代，就对方言感兴趣，很早就去做调查。

（南昌大学 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胡松柏教授）

早年老师带我们去调查的时候，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的导师会告诉我们怎么去跟人交流，怎么去引导调查对象配合你调查。甚至让调查对象能够非常的热情的对待这个工作，这是很难得的。

我跟导师去的时候，他每一次找到的发言人都特别配合，哪怕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经费的。

经过老师的沟通交流以后，能够让发言人知道，我们做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觉得能够把我们的方言能够保留下来，特别有时代价值。

发言对象不仅不收误工费，而且还对我们非常热情。杀鸡宰鹅，又留着我们吃饭住宿，把自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让人很感触。

我导师写了很多这类文章，记录他和发言人的一些故事。有的发言人后来跟他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发言人的使命感

有些发言人，在经过调查之后，还会对语言现象进行自我琢磨。

他会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我发现我们这个方言,还有这样的说法,还有这样的读音。”

他觉得，再说方言，就不仅仅是对我们同村里面说的，而是带有一种使命感在说方言。他觉得自己要对方言琢磨，领悟出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比如我说去年调查的一个余干的对象，那是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

（在余干的调查）

调查做完以后，他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觉得上次调查的时候，我说的不准确，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再记录一次。”

虽然我觉得已经完全可以提交了，但他说：“我要改。”

因为他觉得上次记录的同一个词还有不同表达方式，“还要再增加上去。”

这样的调查对象都已经非常专业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思考一些语言学的现象和语法问题。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了我们方言学的一些专业研究生的状态。

不仅如此，有的发言人回去以后还会跟他们的邻居朋友做介绍，会很自豪的介绍这个工作，以他的这种立场来介绍方言，介绍方言对他们这个地方的价值和意义，这让他们在认识上有了变化，也让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