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高超政治家们的权谋对决！

二战结束后，本以为和平就要来临，谁曾想铁幕突然降下，冷战开始了。数次利益对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后继中苏关系降温，中美关系迎来突破，合纵横强，为了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高超的政治家们左右奔波，四处游走，以历史性的战略眼光，不可测的胸怀，把国家竞争的出发点从意识形态转换到国家利益上，这是一场范式性的转化。意识形态强调绝对与排他，而国家利益则有妥协与联合的空间，若国际关系坚持前者为出发点，则全球只会走向阵营对抗，你死我活，变成汽车人与霸天虎的对决；若是后者，则国际关系呈现联合与分离的交换轮回中，如今，经济实力和科研技术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方面，经济全球化，有竞争有合作，“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而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总会绕不开一些关键人物，比如基辛格，他对中国十分了解，甚至读过《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古书。在《论中国》一书中，他分析了从中国晚清李鸿章时代到21世纪10年代的外交，他认为，晚清时期，中国外交一如过往封建朝代一样，视自身为天朝上国，恩威并施，朝贡体系，若是外国强大，则以食色迷惑，使其沉迷于声色犬马中。他还指出，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会被中原文化影响深刻，表面上是他们在统治，实际上是中原文化在统治他们。甚至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中华文化辐射圈。“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

总体上，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

接下来他对历代中国领导人展开分析。

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浪漫性的革命家。主张中国的独立自主，无畏强权，“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他强调，“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这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需求，毕竟以往的中国，遭受了太多屈辱，太多苦难。中国需要向世界知道，中国是不好惹的！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基辛格认为毛不惧核弹的言论是用恐吓来打压对方心理优势，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们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这不是烟雾弹，也不是随便吓吓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几件新式武器，而是人。”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也是最优越的政体。它的所作所为影响遍及全世界已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当中国的一个统治者号召人民奋发图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时，他是在激励他们重现往日的辉煌。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

而对于斯大林，他说：“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傲慢自大，深谋远虑，善于操纵，狡猾谨慎，外加粗俗冷酷。”俄国有坚韧性而无伟大性，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不再改变，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看来苏联还是棋差一招。

俾斯麦说过，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

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方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正面交锋。这正是国际外交中的重要方法，政治家们都会给对方留有余地，不会把人逼入死地，那样对大家都不好。

尼克松说：“一事当前，不管是半途而废还是坚持到底，你付出的代价是一样大的。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它进行到底。”

周恩来说：“舵手必须懂得怎样驾驭风浪！”

中美联合公报在双方的破冰与妥协中出台了，“各方既然签署了这样一个各说各话的文件，实际上是在宣布意识形态上的停战，并使意见一致之处更显突出。”

接下来，他谈到了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中国人的众多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不论社会让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作风把中国从走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毛泽东用一个超现实的光辉未来来争取民众支持，邓小平则不然，他要老百姓为克服落后下大力气。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耐受力，他们要承受他的个人愿景带给他们的苦楚；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群众”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纯粹凭借意志力和意识形态能克服一切障碍，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的贫穷及其与发达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鸿沟直言不讳，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专长和资本来补救缺失。

邓小平——以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之间建立正式联盟没有必要，而且总的来说在推行外交政策时还会累赘碍事。他们愿意依靠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

期间的外交话语中，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

邓小平退休时给新一代领导集体留下了24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出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重心，现在的中国人民需要富起来，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代领导集体

江泽民亲切和蔼的外表之下是一种严肃和精明，他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既帮助中国治愈国内的创伤，也软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江泽民不时用其热情的面目缓和批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彰显他的政府致力于摆脱孤立，使其体制免遭苏联的厄运。

从90年代国际动荡和中国国内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出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水平高低。“评判政治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中国人的争论是共产党如何执政，苏联人和东欧的争论是共产党应不应该执政？

而对热衷于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美国来说，由于他们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国家倾向于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因而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动，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这是基督教一神论的政治延伸，这是十字军东征的再现。足见美国因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只好利用宗教来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但这些招数对于中国几乎不起作用。“中国非常特别，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很强硬，难以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江泽民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发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国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后来的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宣示：我们来了，我们已成事实，不再被漠视，不再被嘲弄，我们准备向世界奉献文明。

中国学者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话语上向世界传递中国不会称霸世界，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和平发展。

但基辛格认为，美国更注重压倒性军事力量，中国则更注重制造决定性心理影响。一方或另一方迟早会误判形势。

在中美关系中，一些对抗性事件变成了一种象征符号，而符号又自行发展壮大。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相互对抗的联盟体系已无任何调整体系。

基辛格倡议：中美共同进化，拒绝零和博弈。建立健全磋商机制，全面性对话框架，战略互信，共同协商，相互尊重。共同建设世界秩序将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

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罗素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