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媒吐气：西方媒体为什么一边骂中国，一边还说爱中国？

大家好，我是Kris。

今天的话题源自一件小事，有天某同事问我，你每天在看什么东西这么欢乐？我说什么意思，他说经常办公室鸦雀无声，你突然开始呵呵怪吓人的。我说我就是在看外媒啊，他说你笑点这么低的吗，新闻也能把你看笑？我反思了一下，不能全怪我笑点低。

有时候我笑是预先猜出剧情会心一笑，比如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然要提一句“这是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提到一带一路，一定要加一句“它被广泛批评为债务陷阱外交”。这种解读性质的话我要是在文章前半部分没看到我都着急，后半部分看到了就舒坦了，非常好你们没有忘记本职工作。

有时候是出乎意料让我觉得不是吧这也能黑，对神来之笔赞叹的笑，比如中国用健康码防控疫情，你以为他们只会说这是大规模监控，不他们还会说这是在助长猜疑和歧视；比如内地省市在新疆结对帮扶消除贫困，你以为他们只会说这是强制性劳动，不他们还会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这种操作我愿称之为零角度射门。

还有些时候呢是看到外媒和中国螺旋式成长，流露出慈爱的笑。比如最初很多人说你们基建都是豆腐渣，后来我们不但自己修得漂亮还帮别人修，他们说你们修的是鬼城是通往绝路的桥，我们基建带动整体发展，他们说你们发展是在破坏生态啊，我们开始重视绿水青山，他们说你这是上令下行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我们看着可持续燃烧的美国西海岸一时语塞。外媒越来越会拿中国做文章，中国越被批评发展越好，所以我觉得写还是你们会写，会写就多写点嘛。

说到这里你也知道我说的是反话。有时候我纳闷儿，作为西方国家第四权的严肃媒体，怎么成了我这个肥宅的快乐源泉，是不是哪里出了点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批评它们占领着话语霸权，经常玩双重标准，选择性报道，抹黑扭曲等问题，进而产生一种戒备心理，觉得你天天故意找茬就是恨我嘛。话要是这么说，很多外媒记者觉得好委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自己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因为对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这里精彩的文化充满兴趣，希望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我不怀疑他们当中许多人说这种话的诚恳性，比如《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叫张彦，他不久前因为签证被取消离开了中国，临走前写了篇相当情真意切的文章，纪念他在中国的这段人生，他在中国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久，文章里特别提到他跟一位武术师傅学五虎棍的经历，中国文化就像那根浸润着他汗水和油脂的棍棒一样，已经成为他生活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他是这么说的：我在198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爱上了中国，当今年初离开时，我仍然深爱着它。

可他们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写道：“中国并不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是纳粹德国。没错，中国许多政策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这个国家仍有许多人是外界可以接触的：独立电影人、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员。”这话说的很妙，你不是纯粹的恶棍，你还有好的一面，我深爱着这样的你。言外之意，除了这些独立电影人、作家、知识分子等等，另一部分人，特别那架无情割裂我与这片土地血肉联系的国家机器，都不是好东西。话说一半不说一半，但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才是大阴阳师的高端操作。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我在恶意脑补，那我们就看看在Ian Johnson另一篇报道《来自艾未未，一幅武汉严酷封城的画像》里，他所欣赏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是怎么描述中国的。艾未未这个名字年轻的朋友可能有点陌生，简单来说就是公知本知，他高大上的头衔很多，包括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荣誉院士、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等等，特点是喜欢打光膀子竖中指和露生殖器，干过一些经济犯罪，煽动颜色革命的事。最近他拍了个关于疫情的纪录片，中文名自欺欺人地叫做《加冕》，实际上英文才是他要表达的东西Coronation，拆开coronavirus nation冠状病毒之国。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中国抗疫特别有效率，但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后面才是关键——但是这种效率是以极权主义漠视人性为代价的，没有温情，缺乏沟通和关怀。Ian Johnson就很会捕捉艾未未的意思，通过他的嘴说出：“但重要的不只是你决策的效率，还有你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答案。”文章的最后，他又借老艺术家的话来画龙点睛了：“中国没有可以稳定自己的根基，因为它没有非政府组织，只有政府。”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中国政府面对疫情不是光杆司令，它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无数人注册成为志愿者申请到一线去，居民社区高度组织动员起来日以继夜严防死守，很多私营企业哪怕自己亏本也免费慰劳医务人员，这些难道是政府逼着做的吗？当然了，我们也有要反省的地方，是不是全民发动效率太高，还来不及给他们看到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觉得非政府组织还是要向叙利亚的白头盔学习一个，随手拍记录生活动人时刻，这才配叫公民社会嘛。

说了最受美国媒体宠爱的中国男性艺术家，不提女作家有点不公平。所以我再分享一篇《纽约客》的文章《封闭的城》，也叫《在新冠疫情爆炸中心武汉的九天》，文章记录了作者在武汉九天的种种见闻，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人物来讲述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有个体户、诗人、建筑师、医生、记者、包工头等等。这么多人七嘴八舌的言论，营造出一种属于琐碎的真实感，以及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属于权威的不真实感，就是说中国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不可靠，文章说“在武汉，官方公布的人数是3869人，尽管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

文章很直白地传递一个信息，政府用强制性力量刻意隐瞒，而历史真相迟早有一天会揭开。一个着墨不太多但却与这一主题丝丝相扣的人物贯穿全文，她就是疫情期间因为日记而为人熟悉的女作家方方。尽管方方女士骂过别人是狗、是人渣、是脑残、是极左、是余孽，但在这篇文章里她是个冲和恬淡，闪烁着睿智光芒的女英雄。文章写道：“方方日记最引人瞩目的特点是她努力动用一辈子在这座城市里攒下来的人脉，传递了她从不具名的医生、科学家、政府官员和警察那里收集来的信息。如今人们对新冠疫病的认识已比当初深刻得多，回头看方方大多数初期的评估都是准确且合理的。”

到底怎么个准确合理呢？方方1月25日写武汉人到处被嫌弃，实际上全国人民在给武汉和湖北加油，医疗支援源源不断到达；1月29日她说火神山医院远水救不了近火，实际情况是火神雷神方舱医院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扭转了疫情初期一床难求的被动局面；2月2日她说女儿不能给母亲送葬不符合人性，她也许不同意，对传染者遗体科学处理，保护他人，才是更高的人文关怀；2月4日她批评官员只讲空话不干实事，我觉得除非有眼无珠，否则这事已经不值得浪费口舌去反驳什么了，倒是大作家自己除了躲在房子里写日记，还干了什么实事，救了几个人呢？哦对了她救了自己的侄女，为新加坡撤侨工作做出了贡献。是我不严谨，我的我的。

但我意思你懂了吧，方方在外媒记者笔下的形象，和在大多数经历疫情后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两回事。我估计是因为这个记者跟方方是同一类人，有相似的方法论。这个记者叫Peter Hessler，有个中文名叫何伟，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1996年加入美国和平队来到涪陵师专教英文，写过著名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几本书广受知乎豆瓣等网站的书友们的好评，文字隽永，情感丰沛，结构精巧，叙事宏大，非常令人着迷。他的书和文章里面都经常用一种高级的写作手法，他还靠这个获得过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金，就是以小见大，从个人视角切入记录磅礴的时代，说白了就是从我的朋友张三李四那里收集碎片，然后靠自己的本能把它们串成故事，对这个天赋Hessler相当自豪。他就是有一种直觉，当然这也是一种自信，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不是小人物浮生中的浪花，而是时代的脉搏。

这一方面是媒体的通病，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是容易陷于自负，觉得自己什么都懂，面对一个陌生的话题，花点时间读读资料采访几个人，就觉得自己成了半个专家，有资格去教育读者了，这在前信息时代是可行的，但现在太容易被拆台被揭穿。另一方面，这种自负的心态在外媒记者中尤其普遍，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成长教育环境决定的，凡事以我为主，比较少有大多数中国人认识新事物时的那种谦卑，况且西方媒体对中国还有一套高度政治化的阐释，你这件事比如控制疫情做得好，不是真的好而是另一个维度实在太烂，比如说你漠视个人自由和尊严，这套东西你不用管对不对，反正什么都能扯两句，似乎很有解释力，掌握了这套思维，你就不需要对真理上下求索，只需要在微观上对事实加以选择和拿捏，来印证已经形成的观点。

从小处着眼，读者很容易顺着文章的节奏，接受作者的整体设定。比如他很细节地记述了中国是如何雷厉风行控制病毒扩散的过程，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回天无计的口吻叹道“事已至此，再无可能斩断病毒的源头。自那以后，中国政府很少披露华南海鲜市场或疫病源头的消息。”这一句没有扎实论证的叙述就足以抵消前面对中国的正面描写，因为中国被默认为病毒的源头。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西班牙科学家从2019年3月的污水样本里检测出了新冠病毒，冷链食品外包装也可能跨国传播病毒，没有人知道病毒源头究竟是什么，中国充其量只是第一个接受自然界考验的国家，却被描写成给世界出难题的麻烦制造者。

这样的例子在文章里还有很多，通过阅读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中国当前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掩盖事实，极左当道，迫害讲真话的人。文中用许多人的言论反复呼应这一主题，结尾再用方方的话点题，她劝慰另一个对世道感到失望的作家说：你要有耐心，我相信不会永远这样。读完整篇文章，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尽管中国疫情控制得比美国好，可人们反而更加痛苦，因为体制剥夺了人们了解真相的自由。这属于外媒很典型心态，觉得自己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更明白什么才是为中国人好。

我反复地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自大？有多少外媒记者花几个小时了解一点维吾尔族历史的皮毛就觉得自己有资格批评中国民族政策，有多少人根本不需要来中国就能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品头论足，与他们相比肯花九天时间在武汉走访的Hessler已经是凤毛麟角，可哪怕这样他还是没法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为什么？

我想到了一个人，可能是美国最有名的媒体人，Henry Luce，《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等杂志的创办人，美国世纪这个说法也是他提出来的。Luce1898年出生于山东蓬莱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对中国有很深厚、很复杂的感情。他当然爱中国，爱这里的山川河流，爱这里的贩夫走卒，爱这里的历史文化，所以他无比努力地游说美国不再奉行孤立主义，出兵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日。但他作为基督徒和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跟无神论的共产党势不两立。这种明显的好恶左右了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叙述，比如《时代》杂志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中，把蒋介石描写成圣徒：这个正在创建基督教民主国家的伟大领袖遭到了邪恶瘾君子张学良和匪首杨虎城的绑架，在被囚禁的日子里靠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仿佛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 40 个日夜，最终他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人走出苦难。

自从利玛窦以来，西方人一直有“感化中国皇帝”的传教理想，让异教徒在美国文明的指引下脱离黑暗，走进主的光明。这种理想敦促着他们随时随地去寻找符合这种理想叙事的具体例证，也会影响他们对现实的判断，主动裁剪舍弃不符合这种叙事的事实。比如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但Luce却不采用自己的驻华记者Teddy White（白修德）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而是按照自己的倾向性拼凑拥护蒋介石的材料，以至于《时代》和国民党宣传稿唯一的区别的就是写得更漂亮，能忽悠更多美国人。

Teddy White后来回忆道：“在（如何看待新中国）这个问题上，美国新闻界和Luce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对于任何要使美国的亚洲政策重新具有现实性的人来说，Luce的刊物都是个重大障碍。”今天的美国媒体再次陷入Luce当年的认知陷阱，他们中的许多人口口声声说爱中国，爱这个country，爱这个nation，只是不爱这个state，他们说爱中国人，却不认为中国人有自主选择的能力，不但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文明的延续，反而认为它完全是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可能是因为种种偶然因素——比如Luce所归因的常凯申剿匪不力，日本在核打击下崩得太快；比如现在许多人爱提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导致的，属于有待纠正的异常状态，而不管中国大多数人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民调中反映出人民对国家整体方向的认同感，这些西方人总认为自己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比被洗脑的中国人更懂中国，在这样的认知作用下，写出来多么离谱的东西都不足为奇。

说了这么多，想必许多朋友心里很不舒服。其实我倒是看挺开的，我觉得西方媒体这样倒行逆施，最终受损害的人不是我们。我为什么心态这么好呢，跟你分享一下。很多年前，我曾经想当一名鉴黄师，为清朗的网络空间贡献我的力量。后来这个理想没有实现，但我惊讶地发现，其实现在的工作距离初心并不太远。浏览外媒涉华报道，其实跟鉴黄也差不多。你可能会问了，媒体又不GHS，通篇读下来不出现任何身体器官，甚至连白胳膊短袖子都没有，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色情和下三路没什么关系，比如贫穷色情（poverty porn），就是创作者以盈利为目的，利用穷人卖惨，让消费者付出同情，获得心理满足感。

所有色情都有同一个内核，那就是以挑逗刺激去暂时满足受众，对人类某些正常行为进行扭曲、夸张或不恰当地展现，进而让人产生错误的观念和不合理的心理预期，一旦现实和预期产生落差，不是调整自己的认知，而是去否认现实。同样，西方媒体为了卖钱，扭曲事实和选择性报道去迎合乃至加深读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长此以往读者的大脑会发生变化，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才能兴奋，哪怕制造兴奋的点已经距离现实相去甚远，反应能力已经受到了破坏。而大多数看我节目的人显然不是西方媒体的主要受众，你们很幸运，脑残片我吃，吃完告诉你什么味儿。

那么西方媒体为什么会在利益驱使下走到这一步？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因为它们能，这个能是过去时could。19世纪几个主要殖民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都处于绝对优势，它们的通讯社垄断了新闻，你只要在信息市场上消费，生产源头一定是它们，这种媒体霸权很少受到挑战，哪怕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还是只强调媒体输出的自由，而不讨论公众接受各种信息的自由，所以这种不对称性一直持续到21世纪。但现在情况出现了改变，我，一个没学过新闻学的人，之所以能够把外媒的很多东西当作笑话和小黄文来看待，不是我自己多牛X，水平多么高。而是因为我以及屏幕前的你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高度不一样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非西方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西方媒体说什么都是对的，批评你都是为你好，而当你各方面硬实力不再处于绝对劣势，物质上腰板开始挺起来的时候，这种忽悠就很难得逞，我过得好好的，又不比你差太多，凭什么处处教训我？

当然，外媒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文章，比如报道它们本国政治事件或者社会现象的时候，深度往往是我们国内媒体无法企及的，另外一些对中国的建设性批评也是我们可以适当采纳的。只要这些报道不是迎合西方对华刻板印象而蓄意扭曲事实的爽文，我们完全有能力吸收批评并将其化为进步的动力，这样一来西方记者，尤其是那些号称深爱中国的记者，也不必担心自己“因言获罪”，受到中国人的唾弃。

说到最后，我还想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美国痛心疾首地检讨，到底谁该为“失去中国”负责，这个词本身很有意思，你必须拥有一件东西，才谈得上失去它。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还是没变，许多媒体和知识精英还是大谈自己如何爱中国，可他们从来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他们潜意识里真正爱的，只不过是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海外资产罢了。今天的西方如果还保持这样的看法不变，那么因为无法真正认识中国而产生的沉重代价，最终还是要落到他们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