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能挑启争端！仇恨如何主宰美国政治

来源：FiveThirtyEight

编译：魏谷子

原文作者：Lee Drutman，新美国政治改革计划（the Political Reform program at New America）高级研究员，著有《打破两党末日循环：美国多党制的设计》一书（Breaking the Two-Party Doom Loop: The Case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America）。

对任何关注美国政治的人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喜欢对方，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就拿首场总统辩论中发生的事情来说吧。川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几乎没有掩饰他们对彼此的不屑。虽然这场辩论标志着美国国家话语文化的一个低点，但它是一个长期发展趋势的结晶：厌恶（loathing）对立党派。

这几乎不是一个新趋势，事实上，它在美国选民中越来越普遍。然而，这种仇恨（hatred）程度，政治学家称之为消极党派偏见（negative partisanship），已经达到了不仅对民主不利，而且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程度。而极端的党派憎恶（ animosity）是民主崩溃的前奏。

不过，情况并不总是这么糟糕。40年前，当被问及对每个政党的好感和热情（favorable and warm）程度时，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平均评价是，他们对对方的看法还可以（OK-ish）。但40年来，两党人士在不喜欢和不信任的升级循环中越来越反目成仇（ turn against），对对方的看法目前处于历史最低点。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大致来说，可以指出三个趋势。第一是美国政治的稳步全国化。第二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按城市/乡村、文化自由/文化保守的路线产生分化。第三是全国性选举的差距越来越小。

这三种趋势的结合，使华盛顿特区变成了一场高风险的战斗，跨党派的妥协困难重重，双方都越来越坚持完全控制。

60年前，州和地方政治的规模比现在大，这意味着全国性政党的运作更像是松散的标签，其主要功能是每四年聚集在一起，争论谁应该在该党下竞选总统。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1950年打趣说：“没有一个共和党，只有48个州的共和党。” 当时的民主党也是如此。事实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政治观察家宣称，党派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候选人成功地解决了地方问题，并承诺更好地为他们的选民服务，分裂投票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注：Split-ticket voting。选民投票给不同政党或无党籍候选人，使得选举呈现出由不同政党分别赢得席次的结果）。

但在表面之下，各党派正在重新调整。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1970年代、1980年代的文化战争不仅使保守的民主党人变成了共和党人，使自由派的东北部共和党人（注：指新英格兰地区）变成了民主党人，还把政治焦点转移到华盛顿，使其成为全国价值观的仲裁者。全国性政党开始建立筹款为主和竞选顾问驱动的业务，帮助他们的信息标准化，这实际上意味着不是投给民主党就是投给共和党。

再加上地方媒体的不断衰落，导致人们更重视全国政治，而减少对地方和州政治的关注。实际上，选举越来越被视为是对总统和控制白宫的政党的公投，几乎没有给国会议员们留下什么空间来区别自己所在的全国性政党。

这就涉及到导致消极党派偏见兴起的第二个趋势：分化（ sorting）。40年前，党派的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强硬。共和党有相当比例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他们继承了林肯总统时期温和、善政（good-government）的扬基共和主义传统（注：Yankee republicanism，偏温和容忍进步，扬基指新英格兰地区移民后裔），而民主党曾经有相当比例来自南方和大平原的保守派民粹主义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的运作更像是四党制，两党内部和两党之间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联盟错综复杂。由于两党都由城市自由主义者和乡村保守主义者组成复杂联盟，参议员和众议员独特的地域观念比他们所在的政党更重要。

然而，随着我们的政治越来越全国化，政党的政治分化也在加速。民权运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政治学界人士认为它是推动政治分化的最重要问题（虽然远不是唯一问题），因为它改变了两党的重心。

今天，选民要持有与本党不一致的观点简直是难上加难。例如，与30年前相比，现在反堕胎的民主党人或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要少得多，因为这类立场在党内是不受欢迎的。一些选民改变了他们的政党，以配合他们的信仰；另一些选民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以配合他们的政党。但归根结底，这两种转变都促使各党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上采取了更清晰、更鲜明的立场，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选民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配合自己的党派身份。

政治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冲突延伸（conflict extension）。其基本观点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全国化，党派冲突也会扩大，从而吸收这些问题。而随着各党派采取更鲜明的全国化立场，特别是围绕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选民会根据这些立场更清晰地划分政党。

与经济价值相比，文化价值与地理环境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富人和穷人都住在城市、郊区和远郊。但那些社会自由主义者往往居住在城市，而那些社会保守主义者往往居住在小城镇。这种在文化问题上的党派分化，因此产生了显著的党派密度鸿沟。而由于地理环境也对应着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基本上，城市是多元文化的，而远郊大多是白人，这就在党派分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另一种分化：种族。

随着所有这些身份的相互累积，党派身份已经成为一种超级身份（mega-identity），正如政治学家莉莲娜-梅森所言，党派身份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当你遇到某个人时，你可以立刻把他归类成川普选民（Trump voter）或拜登选民。这种简单的刻板印象，会让我们觉得对方很遥远很不同。而通常情况下，遥远和不同的东西也更具有威胁性。

但双方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相反，美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两党平分秋色的时期。自1992年以来，选举就像几乎可以预见的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一党统一控制，政府分裂，另一党统一控制，如此反复。

这种来回摇摆使共和党和民主党永远占多数的预言落空，但选举的接近性使得对全面统治的预言变得如此难以捉摸，一边触手可及，另一边近在咫尺。同时，权力的摇摆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教训：当你失败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妖魔化另一方，拒绝妥协，等待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执政党，然后借力摆回到多数派。

这些矛盾的冲动，导致在政府统一时期出现一些大的政策波动，想想川普政府在医保和税收政策上的变化，行政部门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它们还在其他地方造成僵局，导致一种零和博弈的政治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赢回白宫的一方从来没有任何妥协的动力，因为这只会模糊信息，并帮助执政党看起来更成功和合法。因此，挫折感以及选举风险不断上升。

然而，在超级党派政治（注：hyper-partisan，指两极分化）的表面之下，各党派本身其实也有很多内部分歧，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困境版本：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取悦所有不同的选民和团体，这些人同属于一党，希望自己的问题被优先考虑。但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两党制中，两党可以清晰地说明为什么另一个政党是坏的。

例如，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民主党人不得不修补在总统初选期间明显存在的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但大会的重点却不在于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川普第二任期带来的生存风险。民主党提醒人们，无论他们对拜登有什么担忧，投票给拜登也就是投票反对川普。

同样，共和党人也在传递反对民主党的信息，尽管在2016年，川普在初选中胜出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内分歧太大，他得以从中渔利。川普已经按照他的形象重塑了共和党，但即使对剩下的几个对川普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来说，面对共同的敌人，没有什么比团结更重要了。在两党制下，反反川普，等于就是支持川普。

如果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持续，那的确应该如此。目前超级党派的倾向程度显然是危险的。当60%到70%的人将另一党的同胞视为严重威胁时，这对民主制度来说是个坏消息。而各党派越是继续通过把对方作为敌人来团结支持者，这个比率就会越高。

有两种可能的结局。第一个是美国人都害怕的——民主的瓦解，因为一方或双方非常憎恨对方，他们愿意支持反民主和独裁的领导，以维持权力。这是民主党近几个月来明确提出的威胁。

另一种情况是，两大党派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发生重大调整和/或崩溃，这可能会重新调整美国政治联盟的方向，并使早期时代两党的一些重叠部分复活。不断增长的党派仇恨和推动它们的力量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它们有可能就要结束了。但是，与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任何时候相比，它们正在对美国民主的根基进行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