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骸上的舞者：一战华工100年（2）

4.

1915年5月25日，经过了一番博弈，袁世凯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前四号条款。有人认为，之所以向日方作出如此重大的妥协，只因那时的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封建复辟、想要自己来做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要做到这一点，他又不得不首先讨好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对于这一观点，后来的历史学家颇有一番争论——但不论怎样，即便此时此刻，这位热衷于投机的政治家果真怀私携诈，面对眼下的危局，他也不得不想出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办法。

因此，有关参战的议论，便又一次被提上了议程。

可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弱小的国家，又什么时候，拥有过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为达到目的，北洋政府做了周密的部署。就在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伤亡一日更甚一日的节点上，11月6日，他们照会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正式对德宣战的计划。而为避免日本人从中作梗，中方还同时请求英、法、俄三国，以协约国的身份，邀请中国参与到战争中去。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投其所好、趁列强有所求时，将中国的因素，投至其中。

很快，为增加参战的筹码，北洋政府通过梁士诒，经香港，以秘密的形式，向英军支援了至少三万支枪。这对战火纷飞、减员严重的欧洲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此，协约国纷纷表示欢迎。而在那使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低头妥协的危机中，对于中国参战的可能性，作为协约国集团的一方，似乎也一定程度上开始松动。

然而，这一切，都被身居远东的日本人看在眼里。远在明朝的时候，这座岛国的领导者丰臣秀吉，便已对她垂涎欲滴。征服中国，那是他们穿越几百年的梦。时空轮转、朝代更迭，但这梦，却始终不曾褪色。近代以来，他们凭借着“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运动，利用发展近代工业、教育、军事，从而跻身列强之林。1895年，他们打败了清朝号称“远东第一水师”的北洋水师，逼迫满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尊严尽失的《马关条约》——而这新兴崛起的东亚帝国主义列强，却又将昔日的野心重新拾起。

中国人想要参与到“协约国”一方去，尚未将其分而食之的日本，又岂能同意？

他们向协约国提及了一个看似有些荒谬的观点：他们声称，东亚人的体质，不适合在寒冷的欧洲山林作战，故而既不会允许本国军队前往欧洲，亦不赞同中国军队挺进战场。日方所需要的结果很好理解。他们既要保证自己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又坚决反对未来重组的国际秩序中，把任何平等对话的席位，交给中国人。

为此，他们甚至还曾向协约国暗示，声称一旦中国派兵参战，日方将很可能将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不过，精于算计的日本人，这一次，却并没能把问题算得周全。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担忧，中国人早已有所准备。身居北洋政府高位的梁士诒，除去武装参战之外，早已为中国参与战争一事，部署了另一个方案。

早在6月间，他就开始尝试带着自己的构想，私下与英、法两国沟通和洽谈。当由“武装人员”参战的提议遭到拒绝后，被逼到绝路的梁士诒，突然斩钉截铁地决定，将“武装”二字去掉，直接派遣一批工人前往战场，以辅助其作战后方的生产与劳作。

而这些工人，就是后来的“华工”。

傲慢的英国，再次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但身为主要战场、伤亡惨重的法国，则很快就表明了其支持的态度。

1916年1月17日，项目启动了。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派遣一位“农学技师”，前往中国负责招募华工。此人名叫陶履德，本是一名退役上校。在这里，他所代表的，正是法国政府。

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够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北京和天津的部分地界上，德国与奥匈帝国依然驻扎着自己的军队。介于此，中国不得不依然在名义上坚守中立，避免其敌对力量借题发挥，从而愈加扩大对中国的伤害——这便是代表官方的陶履德上校为何要以私营企业“农学技师”的身份，而非其军方身份前来的主要原因。

经过北洋政府方面的配合，一家叫做“惠民”商业公司的“私营”公司在北京开业了。这家公司的身影，很快就在天津、江苏浦口、香港、山东青岛等地遍布开来。

而它，就是法国人用以招募华工的平台。

于是——1916年，就在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着它特有的血腥味，进入到它冷酷无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就在总人口只有4000万、却身为主战场的法国，其15-49岁的男子和13-30岁的男子，死亡率分别呈现出惊人的13.3%和33.3%时；就在互不相让、血肉横飞的战争，造成了法军尉级以下军官，甚至无法在战场上存活三个月的惨状时——黄皮肤黑眼睛的他们，终于来了。

                                                       5.

也许没有那场惨烈的索姆河会战，傲慢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就不会主动地放下身段，向那些它所认为的弱者，发出求援的信号。

始于1916年7月的索姆河会战，爆发于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这场会战总共持续了半年，战争的惨烈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只是在第一个月，英国远征的伤亡和失踪人数，便已达到惊人的187000人。第二个月，这一数据竟飙升至220000，甚至更多。可战争依然还在持续，伤亡、失踪，依然还在增加。更糟糕的是，从始至终，德国人的防线都依然未曾被撕开，而英军的损失，却依然还在继续上升着。

经受了严重减员的英国士兵，不得不一面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面在休息时，回到后方，从事诸多非军事性工作。四面的血腥味使人绝望，绝望的气氛中，有人开始抱怨，有人变得涣散。这场被严重低估的战争，看上去遥遥无期，似乎是要将所有那些鲜活的生命，全都吞入腹中。

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帝国主义的傲慢。此时此刻，他们或许也曾反思、或许只是突然的灵光一现。预料之外的窘境困扰着他们，威胁着他们——使他们不得不终于放下了身段，将那高人一等的态度暂且搁置一旁，而后将目光投向远方、投向东边、投向了那个古老的国度。

他们想起了中国。

一战索姆河战役

招募华工的决定，是英国方面在1916年8月告知法国的。本质上来说，这一决定的背后，是世界最早的工业大国，向一个人民食不果腹、生产力极度落后的衰老国度，一次屈尊的求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寻求援助、获得援助，对于那些愿意向其伸出援手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列强，不论它来头多大、名头多响、实力多强，身在这所谓的“文明世界”，它们都理应懂得感恩——因为这是身为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与良知。

然而，在近代文明的急先锋——大英帝国的眼里，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度，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良知，都似乎变成了一种荒谬。

如何使利益最大化、如何使损失最小化——资本主义的头脑里，似乎永远都只在进行这样的盘算。即便他们所面对的并非是物品，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便这些目不识丁的小伙子们，拥有着善良淳朴的内心，拥有着吃苦耐劳的本性——且这所有优良的品质，都将最终服务于大英帝国损失惨重的军队。

而英国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在招募时绕开北洋政府，以避免其谈判过程中的一切“讨价还价”。

就这样，带着这种生怕“吃亏”的思想，他们想起了一个地方。

1895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除去要求中国向其割地赔款的要求外，还规定日军在其海上防御重地——山东威海卫，享有驻军的权力。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一步的瓜分——包括德国方面对胶州湾的侵占，沙皇俄国对旅顺、大连的入犯——作为老牌帝国主义、且是第一个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的国家英国而言，他们自然不会甘于人后。他们伺机而动，试图在这新一轮的瓜分狂潮中，分得属于自己的一杯羹。

而地理位置极佳的威海卫，则是他们一眼便相中的“盘中物”。

1898年，通过多方的协商，甚至付出了情愿为中国向日方垫付赔款的代价——英国人终于如愿以偿。思忖再三的日本人，被英国给出的条件打动了。他们接受了对方的请求，将军队正式从威海卫撤出。

7月1日，在英国人的威逼下，清政府的代表，在一份《订租威海卫专条》的条约上，又一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近代以来，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内容，总是五花八门，可所有那些条约的本质，却又是千篇一律。每一个落款都代表着一份耻辱，每一份耻辱的背后，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弱国无外交”。谈判桌上，不会再有人去回味这个国度曾经数千年的辉煌，而至于她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工业革命的船坚炮利下，仿佛已被炸成了灰烬。究竟是文明在物质进化中发展，还是野蛮在文明的旗帜下膨胀？没有人知道。

中国人只是通过一个看似“文明”的形式，在那毫无商量余地的卖国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自古属于中国的“威海卫”，就这样，从一个侵略者的手中，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侵略者的手中。

——1916年，当战场上的惨烈伤亡，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这弱小的中国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地方，正是这片被其窃取的土地。

为避免当时的北洋政府在招募华工的谈判中“讨价还价”，英国人打算绕过官方渠道，直接在由其控制的山东威海卫进行招工。

这一举动、和构成这一举动的动机——这一切，对于中国人而言，本身就是耻辱。

而至于合同怎样制定、怎样使用工人——这些问题，则更是完全由英方自己来决定。按照英方的设想，他们既要一方面获取长期使用劳工的权力，也要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这批劳工辞退，既要让这批华工投身于残酷的战场，又要用最为廉价、最为羞辱的方式去对待对方、奴役对方。

这一年，按照计划，他们在威海卫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在这里，招募者将以英、法两国共同制定的20多项体检标准，剔除掉那些患有沙眼、肺结核、性病、疟疾、痔疮，甚至坏牙等疾病的应募者，并为正式定招的劳工们，每人分发一个不同的号码，继而，要求他们手持一块写有此号码的小石板，像个疑犯那样，将其端在胸前，留下一张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将这照片，黏贴在一只属于自己的薪水本上。

做完这些，招募者还会请来一位中国文人，要求他帮助这些劳工，将他们的年龄、身高、应征日期、本人地址、在中国领取薪水和分配个人物资者的资料、以及失踪或死亡后，军方应该通知的对象等信息，填写在一份由英方颁发的身份证上，再然后，还要由劳工本人在身份证和合同上同时按下自己的手印。

除此之外，华工们还必须在一个叫做“待发所”的地方，听从雇主的命令，将一支镶嵌有自己号码的铜箍，紧紧地铆在自己左手的手腕上。雇主告诉他们，当轮船抵达欧洲的时候，当他们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时候——这手腕上的号码，将是他们唯一的身份证明。在未来的日子里——一直到合同期满以前，他们都不得不与这支碍事的铜箍，一起度过每一个深不可测的日夜。

在随后的漫漫征途上，疲惫的华工，还不得不在抵达法国时、和投入工作前，先后两次，由法国方面的手印专家验明正身，这才算真正地走完了抵达目的地以前的全部流程。

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搜寻历史，认真地就将那些历史上的相似和巧合相互比对时，一个令人无比气愤的结果，便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更早的时候，西方殖民者也曾大踏步来到非洲，对那里原本快乐的人们犯下过滔天的罪行。他们将对方野蛮的杀戮、无情的奴役、像物品那样肆意贩卖，而对那一颗颗鲜活生命的哀嚎，从来都不理不问。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来自非洲的灵魂，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格。

他们给每一个非洲奴隶的手腕上，套上一个铜箍。铜箍上的那串数字，就是这群可怜的人们，唯一的身份。

而这一切，与华工在“待发所”中遭受的羞辱，又是何其相似！

始于1916年7月的索姆河会战，只在短短的几个月间，便造成了英国远征军惊人的伤亡。面对巨大的损失，傲慢的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弱小的中国。

本质上看，他们有求于中国，他们需要中国。

他们本该低下那不可一世的头颅，用温和的态度、谦卑的姿态，请求这个古老的国度，伸出援手。

然而，他们始终都不曾这样去做。

他们始终，都以一副“高贵”的姿态，鄙视着那些淳朴的人民、羞辱着那个善良的民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