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的自我介绍

沈逸老师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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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下背景

沈逸本人的发展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5-2005年在复旦上学的阶段。十年国际关系，在当时仍然还有点保留的偏向国际关系史与宏观定性分析的方法论背景下，建立了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这种认知，因为各种条件，没有受到太多定量化和科学模型的影响，所以产生了两个比较直接后果：其一，对科学化的模型分析这个套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其二，倾向于回到事实，而非理论层面，去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顺理成章的，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沈逸写的文章，一般都被认为是不理论，不学术的；唐神会用“花絮式的举例子”来评价沈逸的相关研究。

第二个阶段是2006-2015年，在复旦留校教书，以及工作早期的阶段。这是一个坚持和转变的时期。因为2003年选择开始研究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时候，是比较早的，到了2005年毕业后漫长一段时间，其实国际关系圈里面是不知道什么叫网络安全的。2008-2009年去美国乔治城大学进行博士后访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美国企业研究所听报告，bluthmenthal（瞪着鱼眼的那个，如果没有拼错的话）问沈逸研究啥，听说是cybersecurity，他的回应是：那说不定你可以帮着修一下计算机。同样因为切入比较早，所以对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而非主观炒作概念的网络安全，积累了一定的事实材料。从2009年开始，因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推动了的互联网自由战略，所以相关的研究迅速在战略与政策领域，成为前沿的焦点。因此也推动了沈逸自身对研究议题更深入的理解。

第三个阶段就是2016年到现在了。这段是沈逸研究风格和重点转向以及调整的时期，最终还是稳定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宏观战略研究（聚焦中美关系），再加上与网络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相关的具体的研究议题领域。当然因为中美关系进入特朗普政府时期之后，在政策与战略领域出现了激烈的博弈与显著的摩擦，相关的研究更多的偏向于智库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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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简单分析下沈逸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的理论框架。

从成长经历看，沈逸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有三个来源：

第一，1995-2005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的系统学习。没错，沈逸是标准的土鳖，在求学期间有限的出境交流是香港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的6个月交流，那是2004年6-12月的事情。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对沈逸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时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明权教授。朱明权教授是王绳祖先生的弟子，走的是纯正的国际关系史路线。沈逸在国际关系本科专业学习期间，买的第一套系列丛书，就是王先生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当时是10卷本）。对沈逸而言，国际关系一开始是当成故事书看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后来在朱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看美国国务院的FRUS外交解密档案等。

在经典的理论框架方面，沈逸的国际关系理论造诣其实挺一般的，主要是现在已经成为唐神他们批判对象的三大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理论著作上，对沈逸影响比较大的有《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大学一年级被政治学概论的胡伟教授逼着去看的，当时考试的包括这样的题目：列十个学者，十本代表作，写出主要观点，就被逼得没办法去啃书），《国家间政治》（摩根索）、《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温特）、《霸权之后》（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存》（奈和基欧汉）、《大外交》（基辛格）、《1999不战而胜》《领导者》（尼克松）、《1929-1933世界经济大萧条》（金德尔博格）、《遏制战略》（盖迪思）、《大棋局》（布热津斯基）、《预防性防御》（威廉佩里）。所以沈逸在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上，无论是报纸评论，网络发文，又或者学术期刊文章，基本没有什么太深的理论。这方面从大概1996年被新回来的陈志敏副教授批评不够理论开始到现在，还有相当大的改进余地。（简而言之沈逸这货不理论，需要更学术一点，尤其是发学术期刊文章的时候。）

第二，作为某种外部思想环境的经典马列。嗯，这是沈逸理论分析框架中比较特殊的部分。看过沈逸分析的，尤其是在《逸语道破》这个主要靠口语表达的时政评论与国际关系简析的节目，都可以发现沈逸有某种建立在传统马列政治经济学框架基础上的分析视角。这东西都不能称为一种理论，因为沈逸并没有那种学理意义上的系统学习过马列，他只是根据兴趣爱好，大概初二初三的时候看了毛选，然后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因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列的基本分析框架比较认可，有了一些尝试。这部分内容沈逸本人也说不太清楚究竟到了啥程度，但就是在分析的时候，总是试着进行一些跨领域的分析，总是希望能够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内生倾向，从经济而非纯政治的领域，去探索和寻找更加有效的解释框架。当然，目前看，有点效果，但是，还是要继续提升的。所以，买了一堆经典马列的书，正在学习中，不过，还是要克服拖延症的困扰，持续努力。

第三，实践。这个不多说了，实践机会，包括2016年4月19日进行汇报的机会，包括从本科开始主持讲座然后为了写讲座总结而认真听大牛讲座的机会，包括在各种实习中引入自己学习知识的机会，以及，不能缺少的，与欧美学者面对面交流，包括FBI请喝咖啡的机会，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集中表现为分析框架的转变，成型，以及某种，嗯，更具可塑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