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晓白 |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境

　　基本信息

　　摘要：2019年11月1日至3日，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会学者围绕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若干宏观性、前瞻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在理论方法的探索上贡献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表现出如下特点：显示了直面历史重大问题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能力，反映了力图从宏观层面深刻把握近代文化的新趋向；表现了较强的理论反思和探索意识，彰显了近代文化研究进入深耕阶段后的一种适时且必要的总结反思；普遍注重将朴素的实证研究和深入的文化阐释相结合，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史学科长于综合的特性。

　　作者简介：湛晓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文章原刊：《晋阳学刊》2020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召开，来自京内外各大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晋阳学刊》和中华书局等出版媒体同仁共同与会。参会学者围绕着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若干宏观性、前瞻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在理论方法的探索上贡献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共提交论文和报告七十余篇。自2007年迄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已成功地举办了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为深化相关研究和推动文化史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一、理论与方法的新探索

　　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复兴至今，伴随着具体研究的蓬勃展开，理论方法层面的反思和探索也从未停止。本次会议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不少学者或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予以整体回顾和趋势展望，或针对概念史、新革命史、新名词等专门领域的方法展开探索，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学界有关文化史研究理论方法层面的最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研究员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做了阶段性胪叙，指出其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在高度评价新时期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研究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由此造成的学科对象泛化的弊病。他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折中调和，即一方面要坚守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一方面要借助新文化史视角，在具体研究中将重建文化史实和贯彻文化分析统一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教授讨论的问题与左文高度相关，他将现有文化史研究概括为三种取向，即“文化的社会史”、“社会的文化史”、“文化的文化史”，认为这三种取向各具特点且互相不可替代。其中，“文化的文化史”这一新提法，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展开研究，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缓和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冲突，预示了一种有助于打破现有文化史研究困局的新方向，值得重视。

　　在新兴的概念史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基于近代汉字新词的形成已是超越单一国家和单一语言的国际性文化事件这一事实，以及近年来涌现的跨语际研究的实践成果，提倡应在东亚的比较视野中展开概念史研究。文章不仅论述了跨国别概念史研究的独特学术意义、可行性及可能的局限，还指示了具体的路径———如可对东亚国家一些关键翻译概念的历史语义进行系统考察，针对特定概念的引进时段及其理解进行比较研究等。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对日本汉字新词在华传播史的重新考察，刷新了现代汉语史和近代中外语言交流史中的若干传统说法，形成了不少新的解释和结论，不啻为上述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典范演示。他的新发现包括：戊戌维新以前日本汉字新名词在华传播远较我们以前想像的要多得多；日本人曾直接参与汉字新名词的传播且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日本汉字新名词通过“裂变式转化”，对于清末民初汉语“现代思想平台”的建设发生独特作用；日本近代汉字新名词构词和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史意义，等等。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回溯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史学的形成历程，揭示了这一史学传统形成的自身逻辑。他着重指出中国革命史存在着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这个独特却被人所忽视的取向内蕴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完全可以作为当下建设“新革命史”的重要史学借鉴。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尝试着就如何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经典命题———五四运动做出了探讨，论述了引入地方视野的必要性并指出了一些具有可能性的新研究维度，譬如五四运动在某一实体区域内发生、拓展和延续的独特机制，运动中心与其他区域的呼应关系，中心内部的歧异性与地方的主体性等。

　　二、视野宏通的思想文化史探究

　　文化思潮与观念构成历史演进的深层内核，是我们深刻把握文化本质和文化转型的基本面，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史研究永恒的主题。本次会议提交的不少论文，也再次证明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具有的蓬勃活力。

　　在大会开幕的主题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研究员以“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为题，做了高屋建瓴的汇报。他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已充分证明，只有既吸收世界文化有益成分，又对旧有传统保持批评性反思，才能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也才能真正构筑新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则将“文化自信”的探讨具体落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认为这一时期尽管拥抱西方文化成为时代潮流，但孙中山、梁启超、傅斯年等代表性历史人物身上却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自信心态，只是支撑其文化自信的具体角度有所不同。

　　新文化运动是国人现代性意识走向全面自觉的标志，是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会学者对这一现代史的经典课题从不同角度做了重新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大华研究员指出，新文化运动昭示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以及新文化阵营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批判等等，均是思想多元化的具体表现。他认为，从一元走向多元代表了近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走向之一，是促使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根本原因。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是新文化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标签之一，清华大学王宪明教授对新文化运动健将李大钊的研究，却揭明李氏孔子观的实质是“反”中有“尊”和“尊”中有反，反的是“假孔”，尊的是“真孔”，从而以个案的形式对新文化人“彻底反孔”的笼统说法做了反驳。学衡派作为新文化阵营的对立面近年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彭姗姗就深入地探讨了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颇具创见地指出学衡派正是基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才将新文化运动视为“卢梭”式的。白氏关于“卢梭”的批判与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二者同步进行，实际构成一种既对应又变异的动态思想关联。文章对学衡派文化实践背后的理论逻辑及其得失的检讨，对白璧德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文明之批判话语的内在局限的剖析，为历史地理解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新文化运动之外的其他近代思想史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河南大学翁有为教授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虽以“善变”著称，但“善变”背后也有其不变的一面，譬如他对专制主义就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坚定批判。“反专制主义”不仅对推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启蒙发挥过独特作用，而且与他备受瞩目的“民主”思想构成一破一立的关系，实有独立考察的必要。华东师范大学王锐副教授的考察对象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他敏锐地发现梁氏始终将外国在华资本的操控视作中国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之障碍，五四前后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说同样延续了这一视角。这既有力地说明了梁氏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思考是在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批判意识之下展开的，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晚清和五四之间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湖南大学陈先初教授考察了李石岑对尼采思想在华传播过程中的独特贡献，指出他不仅是国内最早接触尼采学说的学人之一，而且通过撰写《尼采研究批判》等专文对尼氏思想做了超越时人的阐释。四川大学徐跃教授关注的是现代佛教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弘一法师，他提醒学界注意弘一法师与中国现代佛教界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皆有密切联系，对其思想和行动之独特性的探究不应拘泥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而是需要充分考量与他思想相关的各种时代因素。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贾琳试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通过考辨庚子事变士大夫的言论来观察晚清以降传统“忠”观念的解构与重构。他认为，庚子国变造成的“忠”对象的坍塌及其产生的思想“真空”，促使清季“关系型”的忠与“理想主义”的忠，逐渐被近代意义的国民养成和国家认同观所稀释和取代，这意味着传统“忠”观念朝着国家认同的面向进行了一次重大跃迁。

　　三、方兴未艾的近代学术文化研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产出了丰硕成果。本次会议上，学者们围绕近代学术史的探讨也相当热烈，不仅时段从清代中期贯穿到民国后期，议题也涵括了经学史、史学史、知识史等诸多方面。

　　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充分评估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认为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等推进晚清今文学说的著名人物，通过阐释原典注入新义的方式破解传统经学困境和回应时代课题，赋予了晚清“经学终结时代”以深刻内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程和学术的变迁，不啻于“经学史上壮观的夕照”。南京市委党校讲师童亮以胡适为中心考察了1935年的“读经”论争，认为胡适与章太炎等人围绕读经问题的争论整体上仍是一场思想的新旧之争，他们之所以赞成或反对读经都与其对“经”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一些学者的研究围绕着重要的学术人物或学术群体而展开。浙江大学张凯副教授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近代蜀学代表人物之一刘咸炘之史学思想的价值，评价刘氏是以“视西如中，视新如旧”的立场，建构了以史学为核心的推十之学，也建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会通古今中西新旧之学。中共中央党校王学斌教授考察了由民初显宦徐世昌主持编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认为该书对有清一代北学大貌及内在脉络进行了完善与再建，可视作晚清数十年来莲池学术群体几代积淀后的一个总结。上海师范大学陈勇教授对冯友兰和钱穆的生平交谊尤其是学术思想的互动、政治立场的分歧，依据北平初识、南岳山中、转进滇中到抗战后期做了阶段性的考察，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同一时代两位学术大家各方面的交集与分殊。山西师范大学王惠荣教授批评以往学界对经世派的指称过于随意，认为经世派作为一个与汉学、理学、桐城派并存的学术派别，其实有其特定的学术内涵，并不是有经世意识或思想的学者即可目之为经世派。中央民族大学张晨怡教授则指出晚清湖湘理学家们不仅重视修史辨学以卫道，更强调义理经世以救时，主张有限度地吸纳西学，直接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和“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

　　近现代历史上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自然也在学者关注视线之内。针对《新学伪经考》参奏案这桩近代学术史上的著名“公案”，湖南大学吴仰湘教授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对一些关键史实做了厘清和补充。他判断，上奏严参《新学伪经考》的御史安维峻和给事中余联沅并非联合参奏而是先后踵继，可谓不约而同。另外，稿本上的各位签批人都有从严惩办康有为的意向，但主事人在审定所有签批意见时却有意将大事化小、轻减其罪。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教授对《十批判书》写作语境的关注，重点并不在该书的意识形态性，而执着于使书中各种潜在的学术辩论浮出水面。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家同道或明或隐的批判对郭沫若造成的强烈刺激，才是郭动笔撰写《十批判书》的主要精神动力。《十批判书》行文始终暗藏机锋，实际是针对同道撰写的古代史或古代思想学术史之类著作的“总清算”，也是对同道批评作出的“总答复”。中国社会科学院吕文浩副研究员则将眼光投向史学界知之不多的社会学史，他指出抗战前十年间社会学界对于全国人口普查的呼吁、实践以及对政府行动的主动配合，不仅构成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重要一环，而且也表征着1920年代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以后学术与政府互动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对毛泽东《研究沦陷区》这一中共探讨沦陷区问题的开山之作，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教授从内在逻辑、读者群、历史贡献等三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学术史梳理。

　　西学东渐的研究也是与会学者的关注点之一。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通过严谨的对比分析，考证出近代中国最早编译的百科全书《四洲志》所据西文原本，为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所编著的《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文章还重点揭示了作为《四洲志》主要编译者的梁进德的贡献，并针对该书的版本、体例、内容、流传及其影响做了细致分析。复旦大学孙青副教授试图从全球史视角考察甲午战争的历史叙述，指出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后较短时间内即形成了关于这场战争的大量日文、西文和中文“战史”。早期“战史”较为一致地体现了“文明”与“野蛮”对峙观及社会有机体论，此种叙述导向对参战的中、日两国及旁观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而实际的影响。江苏师范大学周棉教授通过对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创建历程的追溯，一方面强调了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所起到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揭显了现代学科体系建立背后更复杂的学术和文化转型意义，指出现代学科体系建立既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现代转型。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利用胡适的日记和往来书信，考证指出五四时期生活在文化中心北京的胡适频繁接待来京的西方人士，与欧美驻华使馆人员交流聚会，与北大的洋教员群体和西方汉学家密切互动、切磋学术，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山东师范大学张登德教授对亚当斯密如何进入晚清中国知识界的视线以及知识界如何评价其思想体系做了集中考察。他认为斯密学说在晚清的境遇整体上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曲高和寡”。中山大学向鸿波博士则梳理了“文明古国”观念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演变史，重点分析了这一新知对国人历史观念重构的影响。

　　四、思想、文化与政治的交织互动

　　与会学者对近代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

　　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探讨了京津地区报纸舆论对肇建之初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观察。他认为，京津报纸舆论代表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声音，呈现了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独特观看视角。他们对南京政权初始满心期待很快便大失所望，他们一度赞成北方奉张势力与南京政权达成“南北妥协”，但在“济案”爆发后又明确支持北方势力退出关外以解决民族危机，表现了可贵的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抱持顽固不化的恐共心理，暴露了其认知狭隘和政治软弱的一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何思源集中考察了学界对国民政府“抗战建国”国策的认知转变。他指出知识界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提出的“抗战建国”国策最初完全持正面态度，但此后由于国民党自身并无实现其理想的能力，以及抗战中后期前线、后方形势的恶化，逐渐对“抗战建国”国策益加不满和失望。知识界态度的转变对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造成了巨大冲击。辽宁师范大学刘贵福教授撰文指出，胡适在1919年和1929年两次对《孙文学说》发表书评，但前后评价态度却大相径庭，从赞同转向整体否定。他认为，这一转变的主因在于1928年后孙中山的“遗教”已不再是个人的言论，而成为了被国民党加以利用的治国“大法”和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工具，对此胡适出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得不加以抨击。华中师范大学许小青教授从人事变动与战时体制转型关系角度切入，对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人事变动予以考察。他在考证后指出以往学界的结论过于依赖当事人的叙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背后的情况实际非常复杂。而且，陈立夫代替王世杰执掌教育部以及之后部内的人事变动，不仅对战时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反映出了国民政府战时体制转型的某种特征。

　　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流播，也吸引了较多关注。多位年轻学者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概念的在华传播史做了深入探察。扬州大学张文涛副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五四之后勃兴并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政治信仰，从思想层面来说缘于中共党人高度重视社会科学，他们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两方面均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性，从而成功地使时人心中的这种“新主义”深深地嵌入正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思潮，二者交相作用、互为助力。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葛静波的研究则表明，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人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译介，既为中共的“世界革命论”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奠定国民革命时期反帝思潮的理论基础，但同时也招致了学界和政界的猛烈抨击，加剧了国共在反帝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蒋凌楠关注的是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列宁学说的日文、中文译介的梳理，厘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译介、传播和论战得以形成的思想路径，着重凸显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独特解读以及中国固有的精英革命观等因素对于中共早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塑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贾小叶研究员通过比对前后两个不同版本的保皇会“序例”，梳理康有为勤王思想转化为实践过程中的种种歧误，不仅揭示了己亥庚子年康有为救上宣传与实际思想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补充说明了康梁庚子勤王失败的原因。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考察了巴黎和会期间与会的中国全权代表之一王正廷的身份危机，指出中国代表团的内讧以及随后发生的梁启超卖国谣言和顾维钧娶曹汝霖女儿的谣言，都与王正廷存在某种关联，是他在自身陷入身份资格危机之后采取的政治回击。这些谣言的产生既与代表团内部的人际利益纠纷有关，也是中国国内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反映。

　　五、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推进

　　尽管近年来一些社会文化史选题被学界批评过于琐屑，但其将原本就不可分割的精英与大众、大传统与小传统、思想与生活方式关联起来，整体上仍彰显了文化史研究区别于其他专门史的综合性。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社会文化史选题数量颇丰，探讨涉及科举制改革、婚恋和两性观念、城市史研究、宗教传播等多个领域。

　　与会学者对清末科举改制做了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通过对晚清优拔贡出路的考察，指出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原本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无形中发挥着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然而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比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满为患局面。中山大学安东强教授认为晚清科举改制不能简单地以“废八股、改策论”概而论之，至少就选才取向与观念层面还值得做更加细致深入的检讨。他细致考察了戊戌、辛丑年间中国政治史事论这一科举文体的形成及其在乡会试科场层面的实践与各方反响，认为这一科举新章并没有实现求取通才的预定目标，但仍对后科举时代的选才观念有导引意义。

　　婚恋习俗和观念一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焦点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认为清末涌现的新式婚姻理念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引发共鸣，以致“学堂知己结婚姻”流行一时，而这又有力推动了清末民初文明婚姻的兴起，成为五四时期婚姻变革的基点与滥觞。天津师范大学曹志敏副教授从社会性别史角度，对向来以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示人的陈望道的婚恋观进行了专门考察，认为他的婚恋观具有一种会通古今中外的理论关怀和恋爱至上的理想色彩。广西师范大学刘超建副教授选取近代乌鲁木齐作为考察对象，从贞洁观层面透视国家和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乌鲁木齐作为典型的移民社会，具有人口结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人口来源区域多元化等突出特征，而正是这些地方性特征导致当地民众的贞节观念相较同时代其他地区更为淡薄，以致频繁出现各种有悖于世的婚姻形式。

　　在出版史研究方面，重庆大学齐辉研究员注意到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纸荒”，并选择以报业为中心予以考察。他指出“纸荒”是阻遏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良性发展的顽疾，它不仅形塑了报纸的外在形态，还深刻影响了报业生产的观念模式以及媒介生态。南方医科大学朱文哲副教授侧重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构建新历书印行制度和发行网络的诸多努力及其推广措施与成效，认为尽管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新历书的政治文化功能，但实际推行过程中仍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

　　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也是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以清季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清代历史的叙述为例，揭示了教科书编撰者是如何通过对本朝历史内容的选择性书写来实现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的。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教授也论证了民初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国民。厦门大学陈忠纯教授发现晚清改良派和革命派对1895年后的台湾论述，基于各自政治宣传的需要而重心不同：前者注目日本统治台湾之“成效”，后者则聚焦于“割台”的痛史。但是，此种差异之外，揭露日本侵占台湾的殖民本质和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始终是两派叙述中不变的共同基调。北京师范大学湛晓白副教授指出本已成为历史记忆的“东南互保”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浪潮中屡次被激活，并被包括北洋军阀、联省自治派、中共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断解读，成为他们建构话语和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历史资源。

　　学者们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涉及到宗教传播、学术社团、城市史研究等领域。宗教传播方面，湖南大学杨代春教授充分利用国内外收藏的大量原始材料，考察了自1910年代至1950年代活跃在湖南、江西、广西等乡村的逐家布道团，生动地捕捉和呈现了该教派在湖南乡村的活动身影，揭示了其重视乡村布道和女性教徒作用等鲜明传教特点。学术社团方面，河北大学范铁权教授对清末留日学生组建之丙辰学社的创立史实、壮大原因以及成立初期的主要社务做了考订。河北师范大学杨瑞教授论述了近代西北农学社团的组织及其缘起。城市史研究方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王建伟研究员通过追踪现代作家对北平的书写，发现在作家笔下抗战爆发前的北平与上海呈现出完全迥异的城市意象，前者极尽古典、保守，后者则充斥着喧嚣躁动的现代气息，两座城市的特点在对照书写中均被极度放大。复旦大学徐畅对20世纪20年代上海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的考察，有意呈现在当时高涨的反帝浪潮中，民族主义对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城市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此外，德州学院张立胜教授对劳乃宣致儿女的家书———《韧叟信稿》进行了细致考释，丰富了我们对清末民初士大夫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了解。

　　集体记忆、身体史等新文化史议题，也持续吸引了学者的关注。南京大学李恭忠教授借鉴集体记忆研究理论对中山陵展开研究，指出在国民党人的主导下，中山陵先是被建构为政治象征符号，用以承载有关孙中山形象和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之选择性记忆内核，继而又成为面向公众开放的景观空间，成功地使上述历史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中山陵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和构造机制，堪称现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鲁东大学俞祖华教授则梳理了近代思想家基于优生强种之考虑对“身体”的重视，揭示了“身体”与民族复兴话语之间的多种关联以及由此造成的新社会风尚。

　　除了上述议题，北京师范大学邱涛教授和讲师潘若天、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凌滟、福建省委党校徐文彬副教授等学者，还就中国近代史其他方面的学术问题做了有价值的探讨。

　　概括而言，本次学术会议整体上表现出了如下鲜明特色。首先，与会学者围绕着近代思潮、学术转型、教育变革、知识传播等关键命题展开研讨，显示了直面历史重大问题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能力，反映了力图从宏观层面深刻把握近代文化的新趋向。其次，与会学者表现了较强的理论反思和探索意识，提炼了诸如“文化的文化史”、“比较的概念史”等颇具新意的研究路径，彰显了近代文化研究进入深耕阶段后的一种适时且必要的总结反思。最后，本次会议不仅议题广泛，覆盖了学术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且研究方法上普遍注重将朴素的实证研究和深入的文化阐释相结合，充分展现了与会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史学科长于综合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