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代（2）新干部就位，叶利钦出场

作者：园冕

政治人物从出现分歧到发生矛盾，再到分道扬镳，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毕竟，大家都是肚内能撑船的人。1985年5月形成的反酗酒决议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暴露它的问题。1985年夏天，苏共改革派领导核心还是很团结的。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以科技进步为主题的中央扩大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报告。报告由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详细商议拟定。

像1984年戈尔巴乔夫想借科技进步中央全会扩大自己的权力一样，1985年6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也被戈尔巴乔夫用来达到其他的政治目的。

1984年夏秋那几个月，戈尔巴乔夫多次向契尔年科提议召开以科技进步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并由他作主题报告。契尔年科起初答应在1985年4月举行，后被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施加影响，取消会议日程。契尔年科没有活到1985年4月，只活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来临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雷日科夫曾向他建议按原定会期举行科技进步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他认为，中央全会应该开，但主题不应该是科技进步，而是“加速发展战略”，并通过该战略向全党、全国初步介绍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是领袖水平高于雷日科夫之处。新上台必须先向大家说明自己的战略构想，镇住局面，而不是仅仅谈全局工作的一个方面。雷日科夫作为经济技术官僚，想的更多的可能是推动科技应用。

领袖换了，政治格局也就换了。一年前，戈尔巴乔夫需要在中央委员会扩大自己的权威，因而希望以科技进步为主题召开中央全会。现在，戈尔巴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当务之急已不再是在党内高层扩大领导权威，而是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扩大自己的领导权威。再把科技进步主题会议放在中央全会这种党内工作会议议程没有必要。戈尔巴乔夫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展示自己新的领导风格，赢得民众好感。

戈尔巴乔夫决定以座谈会的形式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除召集一些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外，还邀请了一批经济界的实际工作者、专家学者、管理干部举行会见。领袖和同志们的谈话进行得极为坦率，大家也对领袖畅所欲言，当然，是在拥护领袖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范围内畅所欲言。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要是再不进行管理机构的根本改造和管理功能的权力分散，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方面的改革”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戈尔巴乔夫后来评价道：“在这个权威性的论坛上公开承认我国技术落后并得出必须改变经济机制、给企业以广泛的自主权的结论。”

戈尔巴乔夫赢得了面子，也赢得了好名声。参会的技术官僚和专家学者认为新领袖举止优雅，能言善辩，有高学历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具备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等开明作风。戈尔巴乔夫非常满意这种结果，也非常喜欢听知识分子的这一类褒扬，后来随着时间演进，发展成喜欢听外国人说类似的话。

戈尔巴乔夫一定明白，召开一次会议解决不了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但他一定明白，开会有时候可以起到“吹风打招呼”的效果。戈尔巴乔夫做报告时说道：“中央对莫斯科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首都的巨大科技潜力寄托着巨大的希望，对列宁格勒党组织所开展的大量工作再次表示支持。”

和戈尔巴乔夫一起拟定报告稿的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后对这两句话做出了解说。他认为“中央对莫斯科…寄托着巨大的希望”意味着莫斯科的工作不好，有需要改正的地方，莫斯科的领导人需要对此负责，交出权力。“对列宁格勒党组织所开展的大量工作再次表示支持”意味着中央肯定列宁格勒的“大量工作”，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可以进一步提拔重用。

可想而知，会议期间多半也有人感觉到新领袖要在两都更换干部。毕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委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苏共历届领导人都十分在意的安全问题。虽说这两座大城市的领导人不是说换就能换的，但戈尔巴乔夫确实要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动手了。  

以科技进步为主题的中央扩大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任苏共中央要把改善国民经济的途径引导到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上来，以此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政治改革，都要事先营造舆论，带动形势。戈尔巴乔夫以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为契机，首先发动知识分子群体解放思想。苏联知识分子群体最集中的地方位于“两都”，也就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此次会议前后，戈尔巴乔夫先后视察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等苏联西部发达地区，意图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注入全新的政治气氛。

四月全会之前，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视察了普加乔夫汽车制造厂、一所医院、一所学校和一家国营商店。据他的秘书博尔金回忆，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已经提前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新领袖对视察点的现状“比较满意”。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视察列宁格勒。据戈尔巴乔夫回忆，“按惯例拜谒了各纪念圣地，在皮斯卡列夫公墓献了花圈。还访问了一些大型企业——电力公司、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女布尔什维克，会见了工学院的师生，参观了“集约化—90”展览。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斯莫尔尼宫：同积极分子见面。”与在莫斯科不同，新领袖在列宁格勒视察的单位更多，发表讲话更富有实质：“我们要让全体干部有机会了解当前的要求，开始用新的方法进行工作。不过谁要是阻碍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让他靠边站，别碍事儿。人人都应当转变态度，从工人到部长，从普通共产党员到党中央书记。”

戈尔巴乔夫此话一出，在列宁格勒的基层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他们对四月全会决议表现出热忱拥护，“纷纷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热情鼓励”。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再度提高，苏联国内媒体纷纷评论，“戈尔巴乔夫喜欢深入民众”。

离开列宁格勒时，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扎伊科夫向新领袖呈递了领袖在斯莫尔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戈尔巴乔夫看完后，作出了一个违背克里姆林宫“秘密政治”传统的举动。他征得“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同意，将录像带公开发布至全国媒体，再次彰显出新一任苏共中央领导班子的开明作风。大家都没想到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之行的真实目的——争取列宁格勒干部群众的支持，更换当地的领导人。

6月底，戈尔巴乔夫视察乌克兰。

乌克兰经济发达，在苏联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然而，作为勃列日涅夫和第聂伯帮的发祥地，又是勃列日涅夫铁杆亲信、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深耕经营二十余年的加盟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对于在此推行全新的路线方针心里没底。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戈尔巴乔夫以四月全会和科技大会作推动，以莫斯科之行和列宁格勒之行吹风打招呼，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去乌克兰营造声势。

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短暂停留后，直接去往勃列日涅夫的老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他已经决定，“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批评反思了，也就不妨将有关情况告诉勃列日涅夫故乡的人民”。戈尔巴乔夫把主要的视察地定在了勃列日涅夫曾经工作过的，培养了无数第聂伯帮干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

6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该厂接见干部和工人代表，直接问道：“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弯子我们是不是转得急了点儿?你们怎么看呀?”台下有人回答：“做得对，就应该这样!”戈尔巴乔夫又问：“这是个别人的呼声还是大家的意见呀?”全场齐声回答：“大家的意见!”

争取民心之后，戈尔巴乔夫又会见了在乌克兰的中央委员、各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共和国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定下了谈话基调，“既要将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同时又要尽量争取达到相互理解。”

戈尔巴乔夫的乌克兰之行起到了影响深远的稳定效果。原属第聂伯帮阵营的谢尔比茨基一直担任共和国第一书记直至1989年，以71岁高龄退休。在任最后几年，他把乌克兰的局势掌控的很好，对戈尔巴乔夫等人保持着忠诚。他退休后，乌克兰很快陷入了混乱，直至脱离苏联。

会也开了，视察也达到了目的，到了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要再次大规模动干部了。

1985年7月1日，苏共召开例行中央全会。会上，苏共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

第一，“接受政治局委员、分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罗曼诺夫的退休申请”，免去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为政治局委员，免去其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第二，选举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扎伊科夫为分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免去其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职务；选举苏联工业建设部部长索洛维约夫为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免去其工业建设部部长职务。

第三，选举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第四，选举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叶利钦担任中央书记，在中央书记处负责建筑业工作。

7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选举葛罗米柯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免去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职务；选举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交部长。

7月1日至2日决定的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体现出戈尔巴乔夫想用新人推行自己的新路线，对后来的苏联政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后来决定苏联历史命运的一批重要政治人物走向历史前台的开始。

七月全会的第一个重大影响发生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作为和莫斯科平起平坐的苏联超级大都市，在苏联有着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和略低于莫斯科的政治地位。列宁格勒不仅是苏联工业中心，还是苏联国防工业的核心科技和经济资源所在地。此外，列宁格勒一直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又是俄国和苏联西北防务的指挥中枢，军事意义同样非同一般。这里的行政首长掌控着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又与国防工业领导层和陆海军高层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由于在帝俄时期和苏联初期都当过首都，其非凡的政治意义使得列宁格勒领导人一直都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潜在对手和候选人。

历届苏联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克里姆林宫对列宁格勒的政令畅通。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线是列宁格勒领导人基洛夫被杀事件，其后期更有列宁格勒派领导人日丹诺夫强势争夺接班人。赫鲁晓夫时期，欲培养谢列平，便想把他派往列宁格勒当第一书记，受赫鲁晓夫看重却因病丧失工作能力的“第二书记”科兹洛夫也曾长期担任列宁格勒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任最初几年，最早采取的组织措施是更换列宁格勒领导人。

苏联末期，列宁格勒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想尽办法，把圣彼得堡市长、普京的老师索布恰克搞下台。至于普京本人，也是在圣彼得堡深根经营多年，才走上苏联总统的宝座，以至于有人把普京及其执政团队称作“圣彼得堡帮”。

罗曼诺夫1923年出生，退休的时候年仅62岁。他在1976年当选政治局委员，是勃列日涅夫等人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重点对象。他当选政治局委员后不久，因为女儿的婚礼丑闻被高层放弃。罗曼诺夫在1983年被安德罗波夫调到莫斯科中央工作，在此之前，他在列宁格勒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长达三十多年，先是在国防部门工作，又历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州委书记、州委第二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累计达22年。他在列宁格勒有着良好的政声，在国防工业领域有着广泛的人脉，这也是安德罗波夫把他调到中央书记处负责国防工业的原因。

与深受安德罗波夫赏识、却在全国性工作中没有突出政绩的戈尔巴乔夫不同，罗曼诺夫的政绩功劳更加显著。契尔年科时期，曾有少数第聂伯帮干部企图推举罗曼诺夫成为接班人，没有得到响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要整顿国防工业部门，还要确保列宁格勒“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威信。所以，罗曼诺夫必须下台。不仅如此，同样在列宁格勒深根经营多年的扎伊科夫也必须离开列宁格勒，去到中央书记处，在戈尔巴乔夫的眼皮子底下工作。

扎伊科夫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扎伊科夫，1923年4月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图拉市。青年时期在列宁格勒机电中等技术学校就读，1941年参加工作，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兵工厂做钳工。参加工作最初几年，扎伊科夫经历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三年的围困，尽管未上前线，仍然可以说是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扎伊科夫在兵工厂先后担任过车间工段长和车间主任，1957年入党，1961年至1974年任列宁格勒“创新”工厂厂长。升任厂长之初，扎伊科夫在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在职深造，1963年毕业。1971年，扎伊科夫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4年，扎伊科夫升任列宁格勒“列宁主义者”科学生产联合企业总经理，1975年获苏联国家奖金。

1976年4月，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5月，扎伊科夫升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列宁格勒市市长），从此步入政界。市长任上，扎伊科夫加强经济规划，全面提升列宁格勒市工业经济，使当地工业的机械化水平和科技应用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又在社会民生领域制定综合规划，使当地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扎伊科夫的这些政绩得到高层的认可，在1981年的苏共二十六大上，扎伊科夫当选苏共中央委员。

1983年4月3日，扎伊科夫在自己60岁生日那天获得列宁勋章。同年6月，罗曼诺夫从州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央书记处担任分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任命扎伊科夫接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在1984年6月企图通过筹备和召开“科技进步”中央全会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威信，在中央遇到层层阻力，仅有雷日科夫等人支持，在地方上，戈尔巴乔夫也是应者寥寥，处境十分微妙。

就在这时，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扎伊科夫旗帜鲜明地贯彻戈尔巴乔夫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指示，组织制定了1985年度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列宁格勒的“地区-部门经济集约化纲要”，旨在通过推广计算技术水平和应用，加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科技进步。扎伊科夫对待此事十分认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吸收了99个部门和主管部门的336个企业和单位集体参加规划讨论。

由于扎伊科夫的卓越表现，苏共中央对列宁格勒的“地区-部门经济集约化纲要”充分肯定，认为“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在执行苏共中央关于加速经济发展方针方面成功地找到了把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结合起来的最适宜的形式”，并把列宁格勒的“纲要”作为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1984年8月13日，扎伊科夫在《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列宁格勒制定纲要的过程和该纲要的主要内容。

扎伊科夫在科技进步方面的表现对戈尔巴乔夫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科技进步全会在契尔年科时期最后被搁置，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不过，在那个充满斗争气味的时期，扎伊科夫和无数个和扎伊科夫一样的重视实际工作的地方首长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无声的支持。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5月，戈尔巴乔夫视察列宁格勒，对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高度肯定，也与列宁格勒的干部群众进行了热情的对话。视察之行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社会媒体一致肯定新领袖在列宁格勒所表现出的开明作风。列宁格勒之行的最后一天，扎伊科夫送领袖至机场，呈递了领袖与群众代表开座谈会的视频录像。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和家人一块观看，看完特别高兴，不久就下令全国公开转播。

不知道是出于对扎伊科夫坚定支持自己的感激，还是对扎伊科夫在列宁格勒树大根深不放心，还是两种原因都有，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推荐扎伊科夫升任分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来莫斯科工作。时隔两年，扎伊科夫再次接替了自己的老领导罗曼诺夫，去领导自己熟悉的工作领域。

又过了两年，莫斯科官场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奇闻，扎伊科夫再次接过戈尔巴乔夫交代的重任，去收拾残局。

扎伊科夫升任中央书记的背后，是戈尔巴乔夫要在列宁格勒组建新的干部队伍。和列宁格勒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莫斯科组建新的干部队伍。七月全会擢升叶利钦为中央书记，正是戈尔巴乔夫为更换莫斯科领导人作出的准备。

叶利钦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2月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据叶利钦本人回忆，他的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对他的教育方式以棍棒、皮带为主，直至中学时期。好在母亲总是保护他。

斯大林时期，叶利钦的爷爷被划为富农阶级，只因他家有一头奶牛、一匹马和一间独立的房屋。而且，叶利钦的爷爷没有响应号召加入集体农庄。叶利钦的爷爷绝非好逸恶劳的剥削者，而是一位拥有多门手艺的劳动者，除了种地之外，还会做泥匠和木匠活，常常帮村里人砌炉灶。

三十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普遍清苦，叶利钦家也不例外。为了维持生计，叶利钦一家人很是勤快。父亲为了改善生活，去到邻近的彼尔姆州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不久，叶利钦全家迁往那里的工棚中居住。工棚是一种简易的木质房屋，没有自来水供应。十几户人家集体居住，共用厨房和厕所。特点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叶利钦一家搬家后的生活依旧清苦，叶利钦的母亲经常帮人做裁缝。大家都穷，她也不收费，有时对方给一块面包或是别的小食品都很感激。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叶利钦比较早熟，年仅6岁就学会照顾弟弟妹妹，并帮助母亲做简单的家务。再长大一些时，叶利钦就跟随母亲一起去集体农庄做农活，挣钱补贴家用。

彼尔姆州在卫国战争时期属于大后方，没有经受战火的侵袭。叶利钦相比同龄人，十分难得地按时接受了中小学教育。叶利钦天赋不错，经常逃课却总能考到高分。卫国战争爆发后，叶利钦的贪玩举动进一步升级，居然带着同学去军火库偷手榴弹玩。为此，他被手榴弹炸断两根手指，落下终生残疾。

战争期间，苏联反德思维浓厚，叶利钦经常和同学一起捉弄德语老师。对此，他懊悔终生。在对抗老师方面，叶利钦还有更出格的举动。七年级毕业大会时，叶利钦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揭露班主任经常言语侮辱、体罚学生，伤害同学们的人格尊严。一番发言直接把毕业大会弄得中途停止。为此，学校剥夺了他的毕业证，还请了家长。叶利钦的爸爸照旧抽出皮带，遭遇了叶利钦的反抗，“你就到此结束吧，以后，我自己教育自己。”此话一出，叶利钦结束了自己挨打的历史。

对于失去的毕业证，叶利钦不服气，先后跑到区委和市委上访，据理力争，陈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快，上面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去学校调查叶利钦的班主任，发现情况属实，决定将其开除。叶利钦的人生第一次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他对上级和体制的第一次抗争，这种抗争一直延续到四十多年后他推翻自己的上级和体制。

叶利钦最后还是获得了毕业证并正常升学。在后来的求学生涯中，叶利钦继续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他的冒险性格也得到继续发扬。每逢暑假，他都会带领同学去大江大河和原始森林探险，带着地图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地方。既锻炼了胆识，也强健了体魄。

中学毕业后，叶利钦决定报考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由于他的爷爷懂泥匠，父亲是建筑工人，他本人对建筑业很感兴趣。临考之前，叶利钦回家探望爷爷，并告诉老人自己对学业的想法。老人家听完对他说，“你给我盖一个带更衣室的小澡堂，不然就不让你考建筑学院。”

叶利钦从未干过这么大的“工程”，却毫无退缩之意。他自己锯木头，自己打地基，终于赶在入学考试之前干成了。这么艰难的事情都干成了，考大学自然也不在话下。1951年夏天，叶利钦如愿考上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在大学，叶利钦当上体育部长，负责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他本人的排球打的很好，成为市排球队队员，同时还在市第二排球队当教练。与热爱学习的戈尔巴乔夫的不同，叶利钦在大学时候把体育和旅游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参加排球训练的时间保持在6小时，学习的时间常常安排在晚上。叶利钦经常和球队去全国各地比赛，虽然名次时好时坏，但外出比赛增长了他的见闻，使他有了周游全国的念头。

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暑假，叶利钦决定离开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去富庶的苏联欧洲地区旅行。旅途中，他千方百计混入车站，晚上坐火车，白天游览城市，从乌拉尔地区一路西行至莫斯科，又北上列宁格勒，再从列宁格勒南下白俄罗斯、乌克兰，去了二十多个苏联大中城市。由于他没有介绍信，为了应付各地警察的盘查，他总说自己要去看外婆，外婆家就住在该城市的“列宁大街”。叶利钦很清楚，苏联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列宁大街”。

一大圈旅途下来，叶利钦把自己的运动鞋鞋底都磨平了，运动裤磨的发亮，甚至还与人赌博，输掉了爷爷送给他的手表。旅程的最后一站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叶利钦到那里时身无分文，偶遇一位想考大学的上尉。上尉听说他是大学生，便要他辅导自己功课。叶利钦的食宿终于有了保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上尉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叶利钦也有了回家乡的火车票。

虽说叶利钦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体育和旅游中，但是，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很优异。不少老师都惊讶他的学习天赋。再开学时，叶利钦生了一场大病。由于长期运动过量和缺少睡眠，他的心脏出了问题。医生要求他多加休息，调理身心。他没听进去，稍有好转就投入紧张的训练和学习中去，好在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不过，叶利钦生命的最后结束，恰恰是因为心脏病。

1955年，叶利钦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家乡的乌拉尔重型管道建筑联合公司。按惯例，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当工长管理工人。叶利钦拒绝了对他的工长任命，和普通工人一样上班，经常主动加班，在工作中学习各种生产技艺，先后学会了采石、混泥土、细木、玻璃、抹灰、油漆等12门专业技术，甚至学会了开大型装卸车。1956年，自信掌握所有基础工艺的叶利钦找到领导说：“你们现在可以任命我当工长了。”

当上工长后，叶利钦下决心要为国家减少材料损耗和虚假工资支出，提升经济效率。他推行的全新管理办法遭到本部门那些吃惯大锅饭的国企工人和劳改犯们的质疑，认为他没事找事。更有甚者，一个劳改犯滚刀肉甚至拿着工斧威胁他。叶利钦使出一招狮吼功，大喝一声：“给我滚出去”，就把那人吓跑了。

叶利钦年纪轻轻就对国家这么忠心，还这样干劲十足、不惧危险。这么能干的同志很快得到了上级肯定，被迅速提拔为工段长，不久又当上第13局总工程师，正式进入干部序列。在总工程师任上，脾气急躁的叶利钦常常因为工作与脾气同样急躁的局长西特尼科夫争吵。两人争吵的时候往往不顾场合，外出乘车时吵，在办公室也吵，在工地上也吵。以至于西特尼科夫想对叶利钦采取组织措施，甚至将叶利钦告上法庭。叶利钦不甘示弱，直接去市委找第二书记申诉。与此同时，法院的审判也否决了对叶利钦的控诉。就这样，两人关系一直不好，直到1961年，叶利钦调到市建筑局当局长。

升任市建筑局局长的同一年，叶利钦入党。入党之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由于前任贪杯懒政，市建筑局主抓的寄宿制学校的施工严重滞后工期。叶利钦走马上任之时毫无按时完成的希望。市委对此事非常恼火，直接不分青红皂白给了叶利钦一个为期一年的处分。在局长任上，叶利钦经常同时接到州、市、区不同级别和部门的会议通知。他十分厌恶文山会海现象，总是根据自己认为的会议重要性和必要性选择参加哪些会议，派副职代为参加其他会议。有一次，居然连州委第一书记主持的会议都不参加。很快，叶利钦被免去了局长职务，去到一家负责居民住房的建筑联合公司当总工程师，接着升任主任。那一年，他32岁。  

叶利钦执掌的这家建筑企业全名叫“家庭建筑联合体”，是一家有数千人规模的超级建筑企业。叶利钦在这里当了五年领导。1968年，叶利钦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时年37岁，又过了七年，被任命为分管建筑业的州委书记。

叶利钦任职州委书记的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被派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短期培训班。他不知道，接下来有个巨大的好运砸向他。当时，苏共刚刚开完二十五大，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被调到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州委第一书记职务出现空缺。

里亚博夫向中央推荐叶利钦接替自己在州里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尊重部下的意见，授意中央书记处对叶利钦进行谈话。最后，依旧是由总书记亲自与叶利钦谈话。叶利钦由分管组织工作的卡皮托诺夫和自己的老领导里亚博夫陪同去见领袖。

按照苏共组织人事工作惯例，第一书记职务一般由第二书记（常务副书记）继任。由于叶利钦不是第二书记，所以，勃列日涅夫当着叶利钦的面向卡皮托诺夫打趣：“就是他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掌权？”卡皮托诺夫回答：“不是的，他还不了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叶利钦确实不知道上面要任命他为州委第一书记。领袖以玩笑话开场，与这位新的诸侯聊了起来，告诉了叶利钦政治局关于他的任命。叶利钦答道：“如果你们信任我，我将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

就这样，年仅45岁的叶利钦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由于该州为苏联俄罗斯联邦四大工业基地之一，这个职务的政治意义相当于我国的辽宁省委书记。叶利钦在这里长大，又在这里上大学，还在这里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情况很是熟悉。叶利钦走马上任后，从州委班子到基层机构，更换了一大批干部。他经常下基层视察，与干部群众交流座谈，在民间营造了良好的口碑。

1977年，叶利钦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央听了克格勃的意见，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听了安德罗波夫的进言，要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拆除沙皇故居。十月革命后，沙皇及皇室成员被苏维埃政权流放至乌拉尔地区，居住在伊帕季耶夫房屋（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918年，包括沙皇在内的全体皇室成员在该房屋被契卡秘密处决。从此，伊帕季耶夫房屋被当作“革命圣地”供民众和外宾参观。西方国家长期抨击此事，指责苏联政府践踏人权。

1975年8月1日，苏联与欧美国家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认人权观念带有普世价值。这时，克里姆林宫意识到对沙皇家族灭门违背人权，对民众和外宾开放是自扇耳光。于是，1975年8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令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要求以城市改造为理由，拆除伊帕季耶夫房屋，毁灭这一段肮脏历史的证据。命令遭到州党委的坚决抵制。1976年12月，叶利钦担任新的州委第一书记。1977年夏天，政治局再次下令，责成叶利钦拆毁伊帕季耶夫房屋。

叶利钦没有扛住中央的压力，执行了拆除决定。在拆除工作中，叶利钦展现出专业的建筑学家本领，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拆除工作。拆除工作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为预防被人发现，叶利钦指挥人员由里往外拆，先拆除马路上看不到的部分，最后一天晚上拆除沿街的围墙，并迅速铺上水泥。当地民众对此行为十分不齿，纷纷调侃道，“像变魔术一样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拆毁伊帕季耶夫房屋成为叶利钦从政道路上的第一个政治污点，也成为他仕途继续前进的垫脚石。原党委对于中央的命令抵制了一年多，新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上任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使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牢牢记住了这位干劲十足的青年干部。四年后，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又过了两年，他被安德罗波夫看中，萌生了调他到首都工作的念头。  

处理完沙皇故居的拆除，叶利钦开始忙州里的正事。由于叶利钦升任州委第一书记属于破格提拔，叶利钦想了很多办法来巩固个人权威。除了大规模更换州内干部，叶利钦努力与当地驻军乌拉尔军区的将军们、克格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长以及州内检察机关的领导搞好关系。据叶利钦本人回忆，他在州委第一书记任上积极抵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以及对国内形势的掩耳盗铃，但是，由于他和这些部门的领导关系相当好，他本人的相关出格言论从未通过克格勃和检察院传到莫斯科。这样一来，他有了足够的底气来开展手头的工作。

叶利钦首先决定实施“棚户区改造”，也就是拆除州内自列宁时期以来陆续搭建的简易工棚，让忍受了五六十年风吹雨打日子的工人们有机会乔迁新居。“棚户区改造”大约需要200万平方米的新住房，按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建设能力，每年恰好只能建200万平方米。可是，州内还有其他机关单位和企业的公民们也迫切需要新住房。叶利钦大笔一挥，搞了个“一刀切”，停止州内所有单位的住房分配计划，将新房全部供给从工棚中迁出的人们。

苏式计划经济有一个特点——不太注重民生领域的投入，在住房建设方面也是一样。在苏联，除了党政军高层领导干部，大多数普通干部和民众都忍受着低劣、拥挤的住房条件，排队几年甚至十几年，翘首以盼政府规划和建设新住房。大家都知道，叶利钦在工棚中长大， 他的“一刀切”政策有厚此薄彼之嫌，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关于他的举报信陆续流向莫斯科。

为此，叶利钦被召到莫斯科，接受组织谈话。负责谈话的是时任政治局委员、负责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基里连科上调中央之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了七年的第一书记，有很多老部下和老熟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叶利钦对基里连科坦诚直言，解释了自己的理由，希望领导能理解他的决定，宽限他一年。基里连科表示同意。

作为苏联的主要工业大州之一，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们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党委总体一贯支持，相对比较放权。不仅基里连科是这样，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叶利钦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造地铁。照例，这一类的工程需要中央批准。叶利钦直接打电话请示勃列日涅夫，领袖随即召他到莫斯科面谈。见面时，为制定相关文件，勃列日涅夫对叶利钦说：“你口授，我写。”领袖对叶利钦表示出极大信任。

当然，克里姆林宫再好说话，也受不了叶利钦接二连三地要钱要物要政策。地铁的事情刚定下来，叶利钦又想在州内建设完备的公路网。州里经过计划筹备，预计公路建设需要投入3.5亿卢布。州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叶利钦就去问中央要。这一次，他被拒绝了。叶利钦毫不气馁，下令州委和各市委、区委自筹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分段包干，把工作任务具体落实到人。整个工程采取“倒计时”工作制度，不管工作是否完成，都要按期举行“竣工典礼”——各级领导共同组成一个车队，去各市、区验收竣工，到时 候，如果出现哪位干部负责的路段没修好，就自己下车，原地反省。

叶利钦的独断专行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大家都是既要帽子又要面子的人，谁都不敢招惹这位州委第一书记。事实上，工程建设的目标确实超出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竣工典礼”上，还真有一些干部被赶下车。州内不少干部群众私下议论开：叶利钦同志不近人情，做事太过……

任职州委第一书记的九年里，叶利钦给同事和部下留下了为人严苛，做事不择手段的印象。事实上，叶利钦对中央的领导也是不太放在眼里的。接下来，以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举例。

1976年至1978年，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这俩行政区一个是农业区，一个是工业区，双方的经济存在“互补条件”。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扩建矿水城，需要很多运输和建筑业材料；叶利钦也面临着工业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鉴于中央给的总是不够，双方私下搞起了“经济交换”。为施展抱负，造福民众，两人共同违背了组织原则，却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后来，戈尔巴乔夫升官了，两人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勃列日涅夫末期，中央书记处派出一个检查组到斯维尔德洛夫州检查畜牧业工作，发现很多问题，对当地畜牧业部门提出了批评。当时，书记处管农业的书记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给这位老熟人打电话，请求他不要让农业部的人把负面言论写进报告，上报中央。戈尔巴乔夫答应了。后来，中央书记处通过了批评斯维尔德洛夫州农业工作的决议，并派农业部副部长卡普斯强去斯维尔德洛夫州传达中央决议。

在州党代表大会上，卡普斯强宣读了中央决议。然后，叶利钦代表州党委表态。叶利钦说，他基本同意中央的决议，但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有异议。叶利钦逐一列举了那些观点，并分别陈述理由。叶利钦又一次展示了他一贯与上级和体制抗争的性格。这一次，是他第一次与苏共中央抗争。

卡普斯强把叶利钦的表现如实记录，上报中央的同时，抄送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和农业部各写了一份关于叶利钦的报告呈递书记处，书记处决定由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卡皮托诺夫找叶利钦谈话。卡皮托诺夫对叶利钦比较善意，要他好好看看中央记录他行为的那份报告。接着，叶利钦又去拜访戈尔巴乔夫。双方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说：“你看到那个报告了吗？”叶利钦回答：“我看到了。”戈尔巴乔夫说：“你应该就此作出结论。”叶利钦回答说：“从这个决议中已经可以得出某种结论，这个结论也是有的，只是它是根据报告中论述的不客观的事实作出的。因此，我没有必要作什么结论。”戈尔巴乔夫说：“不，你最好还是再看一看。”

谈话内容是叶利钦的单方面回忆，戈尔巴乔夫没有回忆谈话详情。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叶利钦对抗中央决议的事情，作为讽刺挖苦叶利钦的若干材料之一。叶利钦在1990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对这件事评价道：“也许，这件事成为我们之间关系变冷的开端。”

是啊，从叶利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领袖勃列日涅夫、还是基里连科和卡皮托诺夫，中央领导们对他无一不是客客气气。只有与他同岁、资历差不多、仅仅升官比他快的戈尔巴乔夫在他面前摆首长官腔。如此对比之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多少是会有些看法。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接班。苏联政坛掀起了一阵清新的务实作风，吹响全国各地。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同志展示出更加开明的工作作风。比如，经常和大学生举行持续数小时的座谈会。1982年12月，叶利钦做出了一个有别于众多苏联高级党政干部的前卫举动——在当地电视台发表公开讲话，并回答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行为很是引人注目。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叶利钦受到领袖两次接见。领袖向戈尔巴乔夫下达更新干部队伍的任务后，戈尔巴乔夫立即向领袖推荐与自己同龄的叶利钦。1983年12月，安德罗波夫命令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抽空赴斯维尔德洛夫州考察叶利钦。

1984年1月，利加乔夫代表中央出席斯维尔德洛夫州党代表会议。会上，利加乔夫宣读了安德罗波夫对州党代表会议的祝贺信。随后，叶利钦致答谢词，请利加乔夫回首都后向“偶染微恙”的领袖转达他和他的老乡们的问候。州党代表会议结束之后，利加乔夫在斯维尔德洛夫州逗留了几天，在叶利钦的陪同下，视察了州内的一些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

尚在斯维尔德洛夫州出差期间，利加乔夫向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汇报，称叶利钦是一位“卓越人物”。利加乔夫此行对叶利钦的评价是：“坦率地讲，叶利钦同人们交往的活跃、他的精力充沛和办事果断吸引了我。显然，很多人对他都很尊重。”

眼瞅着叶利钦马上就要升官调到中央工作，1984年2月初，安德罗波夫突然去世，更换干部的工作瞬间停止。戈尔巴乔夫自顾不暇，根本不敢在那时候提拔干部。叶利钦也是倒霉。直到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叶利钦才有机会升官。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上台。4月3日，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和利加乔夫领导抗击雪灾的那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奉命给叶利钦打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任命他当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对于这项任命，叶利钦拒绝了。  

叶利钦在电话里和多尔基赫谈了很多不想调到中央工作的理由，告诉他自己不同意。1990年，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下了拒绝上级的两项理由，一条是自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出生、成长、求学、当官，留下了太多美好回忆，舍不得走；另一条是以往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被中央提拔都是直接升任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如此，里亚博夫也是如此。凭什么轮到我叶利钦去中央就只能当个部长？

就这样，叶利钦拒绝了多尔基赫。

第二天，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给叶利钦打电话，告诉他关于调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的任命是政治局决定的，要求他遵守党的纪律。叶利钦没有再抗命，用了一周的时间进行工作交接，于4月12日赴莫斯科上班。

当时，对利加乔夫和叶利钦有所了解的人普遍感觉，他俩是同一种性格的人，都是那种不怕困难、不惧艰险、意志坚定、为了理想信念可以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人，说难听点，就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在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更欣赏叶利钦。对他俩都很熟悉的雷日科夫认为，利加乔夫欣赏叶利钦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叶利钦调到中央工作十天之后，苏共中央召开四月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不仅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的全新路线方针，还破格擢升了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这让叶利钦看到了希望。他不仅看到国家有了新的希望，还看到自己的仕途有了新的希望——雷日科夫曾经是叶利钦的部下，而利加乔夫当年领导的托木斯克州的政治经济地位远远不如叶利钦领导下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他俩都能被破格提拔，我叶利钦升官还不是早晚的事情？

叶利钦的独立性格特别强。在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整整三十年里，无论是工长、工段长、总工程师、联合公司主任还是州委建设部长、州委第一书记，从未担任过副职，一贯说一不二！也不知道为啥就那么巧！他在每个工作岗位上表现出的都是“刺头”形象，他的各位上级几乎都不太多管他。这也奇怪了，叶利钦强烈抨击无数遍、无数年的专制而又泯灭人性的苏联体制居然对叶利钦这么宽容，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叶利钦的领导们都在继续宽容叶利钦。

苏共中央建设部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管辖的众多部之一，日常由中央书记处领导。这时，叶利钦的顶头上司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多尔基赫手下不止管着一个建设部，还有其他几个工业部。多尔基赫召集部长们开会的时候，别的部长都是拿着本子认真记领导的指示，唯独新来的叶利钦一字不记，若有所思地听领导讲话。

时年61岁的多尔基赫对54岁的叶利钦同志有时会进行委婉的批评，但不会太严厉。据叶利钦回忆，“当然他知道我现在的职务是暂时的，我的职务很快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信心满满的叶利钦兢兢业业地工作，早上八点多一点就到单位，每个工作日都忙过晚上12点。叶利钦在建设部部长的岗位上积极扩展人脉，“同许多州、大的共和国都保持着联系”。

1985年7月1日，叶利钦当选中央书记，继续负责全国的建筑业工作。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人们普遍认为提拔叶利钦以中央书记身份管理建筑业，是要发挥叶利钦搞建筑行业出身的专长，去解决苏联各地普遍糟糕的建筑业现实。

据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回忆，仅俄罗斯联邦境内就有约2亿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拆除。大量的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境内城市的街道与马路接近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

然而，大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擢升叶利钦的真实目的。一向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格里申已经在莫斯科盘踞了十八年，戈尔巴乔夫已决定换掉他，而叶利钦正是新领袖心中替换格里申的最合适人选。叶利钦做事“效率高，不怕得罪人”，用他可以为领袖守住首都，还能解决莫斯科严重滞后人民需求的城市建设。

新领袖就是漏想了一个问题，叶利钦对他会不会忠诚。

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末期的那次“检查团事件”给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但远不至于影响两人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首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属勃列日涅夫后期地方诸侯中的后起之秀，与第聂伯帮的老同志们不是一路人；其次，两人原本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就有良好私交，彼此的感情基础不错；再次，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千头万绪，同为改革的倡导者，他们不可能有精力与自己人私斗。

叶利钦在1990年回忆和戈尔巴乔夫1985年的关系时写道，“当我在这个部工作时，我不得不和总书记打交道，但只是通过电话。坦率地讲，他不愿意同我见面、说话。这使我感到震惊。第一，不管怎样我们之间毕竟有过正常的接触，第二，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他同我一样，也是从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调到中央来的，并且他工作过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展的潜力要比我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小得多，但是他却来当了苏共中央书记。我想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我心里想的什么，但是我们互相都没有见面。”

叶利钦认为总书记这时应该多和他谈工作和未来，如果不谈，反而是令人“震惊”的。叶利钦给了两条理由。第一条是两人有私交，有感情基础，在政治上理应更加“亲密”。第二条则显示出叶利钦的不服气。自己领导过的行政区政治经济意义要超过领袖当年领导过的行政区，自己的经验和水平应该不在领袖之下。可偏偏领袖当年进京当了中央书记，自己只当了个部长。领袖应该更能理解叶利钦本人的“怀才不遇”。

相信读过他俩回忆录的人们都会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叶利钦的回忆录比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写的更加坦率。叶利钦在1985年已经把自己同领袖的关系形容成了“君臣关系”。叶利钦认为自己应该是领袖的“近臣”、“重臣”，可偏偏领袖没有这样倚重他。因此，叶利钦失望了。而这种失望的背后，是叶利钦在思维定势中认为，从早年各自的“诸侯”经历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水平根本不如自己。

或许，早在1985年4月初来到莫斯科时，叶利钦就已经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种不满将在后来的历次高层人事调整中日益强烈。

叶利钦不知道，在对他本人的任用问题上，领袖征求过雷日科夫的意见。

早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和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就在书记处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组成了一个小帮派。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对于更新干部队伍问题，多次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商讨。如前文所述，利加乔夫一直主张重用叶利钦，而雷日科夫则坚决反对。

雷日科夫比叶利钦大两岁，和叶利钦同在1981年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人是乌拉尔工学院的校友，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参加工作。七十年代初，叶利钦任州委建设部部长，雷日科夫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委员。两人在州委有三年多的同事经历。

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刚上台时征求过雷日科夫的意见，是否调叶利钦来中央工作。雷日科夫答道：“同他相处够您受的，我可了解他了，才不想推荐呢。”戈尔巴乔夫没有听雷日科夫的话，还是把叶利钦调到中央工作。

七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决定更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想派叶利钦去领导莫斯科。他再次征求雷日科夫的意见，雷日科夫的反对态度比1985年3月更强。

“…他根本就不适合于这个角色。别忘了，这涉及到首都的庞大组织，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全国主要的科研、创作精英，要的是一个头脑聪明、善于应变、有文化修养的领导人。叶利钦呢，是另一类型的人，虽然他是搞建筑的，但性格却是个破坏者。你们会看到，他会做出许多蠢事！不能给他太大的权力。你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到莫斯科，调进中央来，别再犯另一个错误了，那是决定性的错误。”

雷日科夫就是这样的性格，不管什么问题什么场合，和领袖说话都直来直去，对安德罗波夫是这样，对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雷日科夫的这次忠告和1985年3月一样，依旧没有被戈尔巴乔夫听进去。

该应验的早晚都会应验。叶利钦的故事告一段落，接下来说七月全会的第三个重大影响——任命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5年，雅科夫列夫62岁，这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尽管他早在1969年就已当上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代理主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工作，但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主流舆论对历史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唱反调，他的仕途戛然而止，被派往加拿大任大使。雅科夫列夫1983年回国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对于雅科夫列夫在1983年回国前后的一些活动。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秘书博尔金在苏联解体后有过详细回忆：“雅科夫列夫在可供选择的几个职务中看中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一职，这个职务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圈内始终是最有权威的。最近几年，研究所所长是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和当时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勃戈柳博夫（雅科夫列夫找过他）的帮助下终于回到莫斯科，接受新工作。苏联科学院考虑到他的贡献和所长的职位，很快选他为通讯院士，雅科夫列夫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雅科夫列夫回国时正值1983年下半年安德罗波夫病重期间。据包括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在内的苏联多位政治人物都回忆过，安德罗波夫反对雅科夫列夫回国，即使在勉强答应戈尔巴乔夫让他回国后，仍告诫戈尔巴乔夫不要重用雅科夫列夫。时日不多的安德罗波夫说出此话，不由让人想起《三国志》的“白帝城托孤”：

先主以目遍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傍，先主令且退。谡退出，先主谓孔明曰：“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就像诸葛亮没听从刘备的遗言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没听从安德罗波夫的遗言。再后来，那些“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的受安德罗波夫知遇之恩、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起改革运动的苏联政治人物们看到了雅科夫列夫进入政治局后的所作所为，纷纷感叹“先帝”有识人之明。

安德罗波夫健在时，雅科夫列夫只能当他的研究所所长，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点研究工作，丝毫无力染指国家大政方针。到了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开始无所顾忌地重用雅科夫列夫，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核心智囊团。

1984年秋，戈尔巴乔夫积极筹备以意识形态工作为主题的十二月中央全会。他以牺牲“科技进步”中央全会换取主持这次全会的权力，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全会主题报告能否为党内和民间所接受，直接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戈尔巴乔夫请雅科夫列夫加入筹备工作组，参与起草全会主题报告《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报告在当时的效果很好，雅科夫列夫和同僚们的功劳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肯定，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1984年12月中旬，雅科夫列夫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第一次跟随未来领袖投入外交事务。当时，苏联和英国的关系颇为紧张，克里姆林宫有些人是指望从英国看戈尔巴乔夫的笑话。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在西方世界起到了积极影响。他的成功，离不开这位熟悉“敌人”的幕僚，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当了十年的大使，十分了解西方世界，对外交规则更是驾轻就熟。

此后，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地位迅速提高。1985年3月，雅科夫列夫作为主要撰稿人，负责起草戈尔巴乔夫在四月全会的“加速发展战略”主题报告。在报告草案中，雅科夫列夫写下了一些激进的政治改革理论，被戈尔巴乔夫删除。戈尔巴乔夫认为，“那是以后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进行演习。”

尽管如此，雅科夫列夫起草的四月全会主题报告仍然在苏联引起广泛的积极反响，这使他在领袖心中、在党内的影响迅速上升。七月全会上，中央委员们选举尚且不是中央委员的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再次体现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干部的全新用人路线。

自1982年1月苏斯洛夫逝世后，苏联意识形态工作陷入彻底停滞，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去领导这片工作领域。当时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新领袖正在把雅科夫列夫培养成新的“灰衣主教”，去领导苏斯洛夫曾经领导的那片重要工作领域。 

​七月全会还有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更换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

在此之前，总务部部长由契尔年科的亲信勃戈柳博夫担任。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此人利用契尔年科对他的信任，公然滥用职权。“这个人傲慢，有野心，经常强调自己与其他部长不同，认为自己地位特殊，受到总书记赏识。”

1984年，勃戈柳博夫过70岁生日，有人向契尔年科提出，要表彰这位总务部部长的功劳。勃戈柳博夫表示，希望组织上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契尔年科出面后，勃戈柳博夫如愿了。

后来，苏共中央收到一些关于勃戈柳博夫的举报信，称其人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违规乘坐了四次专机。随后，苏共中央对勃戈柳博夫展开调查，发现情况属实，而且，勃戈柳博夫的博士论文造假，还伪造了参加卫国战争的履历证明。此外，勃戈柳博夫利用职务便利，将自己的名字纳入一个建设小组，没有参加实际的规划与工程施工，却借此获取一次“列宁奖金”。

专案组查清相关事实后，勃戈柳博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选举卢基扬诺夫为新的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神经中枢核心领导岗位，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届苏共领导人必须把这个位置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卢基扬诺夫全名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1930年生于俄罗斯斯库拉斯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毕业后，卢基扬诺夫留校成为一名教授，1969年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1981年当选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安德罗波夫时期，卢基扬诺夫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第一副部长。

卢基扬诺夫早在大学时期就和戈尔巴乔夫认识，两人同在法律系，还是室友。卢基扬诺夫比戈尔巴乔夫大一岁，在大学时的官也比戈尔巴乔夫大。戈尔巴乔夫是法律系的团委副书记，负责法律系团委的意识形态工作。卢基扬诺夫是莫斯科大学的团委副书记，比戈尔巴乔夫的官阶高出一级。

1978年，戈尔巴乔夫调入苏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书记，不久当选最高苏维埃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此时的卢基扬诺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机关主任，两人的工作关系再次发生交集。总的来说，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直至苏联解体，终生反目。

1985年7月1日的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在7月2日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一项新的人事任命，宣布葛罗米柯专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原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接替葛罗米柯的外交部长职务。  

尽管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土地仅占苏联总面积的0.31%，但在七十多年的苏联历史中，三位极其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出生在格鲁吉亚，每一位都改变了苏联历史的进程。他们分别是斯大林、贝利亚和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1928年出生于格鲁吉亚西部一个州的农村。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教授俄语和文学。由于父亲的工资不高，家里还要种植玉米、葡萄等农作物补贴生活。谢瓦尔德纳泽10岁时开始勤工俭学，给公家当邮差，在一段12公里的道路上往返递送报纸和书信。三十年代末，谢瓦尔德纳泽的父亲上了“大清洗”的黑名单。多亏父亲以前的学生在内务部工作，及时提醒老师去逃亡，全家人最终得以保全，唯一受到损失的是少先队员谢瓦尔德纳泽同学被学校取消了参加少先队夏令营活动的资格。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谢瓦尔德纳泽的哥哥在保卫布列斯特要塞的战斗中牺牲。全家人的政治立场再度得到肯定。几年之后，谢瓦尔德纳泽考上了第比利斯中等医科技术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医学院深造，另一条是去团委工作。谢瓦尔德纳泽选了后者。自此，谢瓦尔德纳泽走上了仕途，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1948年，谢瓦尔德纳泽入党。第二年，组织上为了培养他，派他去共和国中央党校学习。1951年，谢瓦尔德纳泽在党校毕业，被分配至共和国团中央工作。这一年，他23岁，前程似锦。也是在这一年，他遇上了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

这一年的年假，谢瓦尔德纳泽在休假地邂逅了纳努莉姑娘。这姑娘是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然而，中校同志是“人民公敌”（相当于在我国建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两人接触一段时间之后，纳努莉迟迟不肯表态，怕影响谢瓦尔德纳泽的前程。23岁就能进共和国团中央是多么不容易啊。那时还是斯大林时代，谈恋爱讲究双方的阶级成分和政治立场。领导、同事、朋友都来劝谢瓦尔德纳泽，劝他别和纳努莉结婚，如果岳父大人是“人民公敌”，政治前途就完了。

谢瓦尔德纳泽可不管那么多，撇开政治前途不要，也要和纳努莉结婚。在苏联，像他这样的人还真不少。比如，和他一样为了真爱宁可放弃政治前途的利加乔夫同志。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写下过这样的句子——爱情里面要是搀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翁都这么说了，所以我相信谢瓦尔德纳泽与纳努莉是真爱。历史也证明了他俩是真爱，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对手们有攻击谢瓦尔德纳泽卖国的，也有攻击他腐败的，还有攻击他操纵民主的，就是没有攻击他对家庭不忠的。

谢瓦尔德纳泽与纳努莉婚后不久，斯大林逝世。谢瓦尔德纳泽凭着自己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善于言辞的优点，于1956年当上库塔伊西市（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团委第一书记。这一年，他25岁。这一年，国家出了大事，共和国内部也出了大事。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抨击斯大林在位时的错误。

最初，克里姆林宫希望“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仅传达到州一级的党委班子。考虑到1956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每年的这一天，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莫斯科和格鲁吉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只不过，莫斯科的纪念规模越来越小，格鲁吉亚的规模越来越大。

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号召改革的人们尚不敢公开批判斯大林。不过，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莫斯科作为政治中心，只能渐进式消除斯大林的不良影响。斯大林是格鲁吉亚族，斯大林的至高无上意味着整个格鲁吉亚族高人一等，而斯大林的永垂不朽恰恰能满足这个少数民族共和国的自豪感和虚荣心。

1956年3月5日之前，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处于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既不敢像往年一样大张旗鼓地纪念斯大林，又不敢完全禁止人民自发的纪念活动，只是对纪念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仅仅这样，还是激发了民间的反政府情绪。2月底至3月初，秘密报告的内容还是很快传到了格鲁吉亚。当格鲁吉亚人民知道真正搞政治清洗的不是“亚戈达、叶若夫反革命集团”，而是伟大领袖本人时，他们坐不住了，他们要捍卫自己的民族英雄。

3月5日，格鲁吉亚各主要城市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走在最前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要求党委、苏维埃和外高加索军区等党政军机关恢复悬挂斯大林肖像，恢复往年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动员共和国所有报纸和广播大幅宣讲斯大林的功绩和生平。

共和国党中央对群众运动做出了让步，答应了全部要求。

这个让步导致了后续事件的升级。3月9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的游行群众成立了“事务主席团”，开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宣扬攻击俄罗斯族和阿布哈兹族的言论，甚至提出要更换苏联领导人。当晚22时，“事务主席团”派人冲击邮电大楼，企图直接致电莫斯科要求不要触动斯大林，甚至要求为贝利亚平反。

守卫邮电大楼的士兵忠于职守，扣留了冲击人员。随后，“事务主席团”煽动群众用棍棒和石块攻击守卫官兵。士兵被迫开枪还击。游行群众立即转向，冲击第比利斯警察局，企图抢夺武器，沿途还继续煽动民族情绪，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