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血淋淋的经验告诉我们：杀俘不祥

所谓杀俘不祥，无非是两个效果。一是对手觉得你“坏规矩”，也用同样惨烈的办法报复你。二是对手觉得投降也没好处，以后和你死战到底。即所谓“不祥”。

但反过来说，大多数古代国家的封建性很强，依靠少数精英武士阶层作战，没有快速重建军队的能力，军事骨干如果在大战后被屠杀干净，肯定是伤元气的。所以如果是大战俘虏了很多职业士兵，很难说杀俘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现代军队的士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兵的政治觉悟，战斗力源于系统的训练和严酷的纪律（而不是武士阶层的家传技巧），在重建部队时，少数放回去的俘虏并不能明显提高军队战斗力，反而可能增加新兵对敌人的畏惧。渡江战役后，很多国民党重建部队的老兵（被俘虏过）主动向新兵“传授”投共经验，结果部队一触即溃。这样的俘虏，显然放的越多越好。而且现代社会流动人口更多，舆论工具更强，释放俘虏的影响力更大，杀俘的副作用明显上升。

走进“高俘团”的国民党将军

钟雄飞，少将军衔，行伍出身，骄傲狂妄。粟裕命令麾下的猛将陶勇亲临第一线，不到天明就攻占了宣家堡，钟雄飞不得不束手就擒。人民解放军对俘虏实行宽大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钟雄飞态度有所转变。释放时，除发给他回湖南老家的路费外，还发给他一笔生活费。然而，仅过了10个月，俘管干部蒋惠泉在处理孟良崮战役中的俘虏时，又意外地碰见了少将团长钟雄飞。他感到很意外，就问钟雄飞是怎么回事。钟雄飞长叹一声，喟然说：“唉，没办法啊！去年我刚离开贵军，一路上到处是国军的岗哨，到处受盘查，后来我干脆说明我是少将团长，这一说不打紧，我被送到了师部。天霞师长是我的老上级，他说你回老家后怎么生活啊，还是再干吧，我想想也有道理，谋生难啊！于是我又当了团长。但经过贵军的教育，我懂得贵军的政策，所以这次与贵军遭遇，只打了几枪，我就下令部队停止抵抗。就这样，我又过来了。

显然，钟团长的一番话首先是客气和自我洗白，真有机会跑路，他肯定不会选择投降。但毫无疑问他第上次被俘的经历让他确认了一点——投降也可以活的很好，所以突围受阻的时候，选择第二次投降毫无心理障碍。这样聪明且无能的军官，放他第三次又何妨？

到了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毛泽东反复提醒彭德怀释放俘虏（尤其是伤员），占据道德优势，打击美军士气。二次战役的大胜，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一番政治攻势有关：

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_中国网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china.com.cn/ch-America/Wenxian/11-18.htm

彭邓朴并告高： (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俘政策

http://www.doc88.com/p-6502483870639.html

我们这边的反例也有。红军西路军和青海马家军作战，因为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重，也因为预计到长期作战无法看管俘虏，又舍不得放掉，在几次战斗后杀了一些俘虏，结果马家军和裹挟的民兵反而因此团结起来，不给红军开展任何政治攻势、建立立足点的机会。西路军最终惨败，和滥杀俘虏有很大关系。而马家军对西路军战俘的残暴，也不全是源于立场和作风。

在西路军最初的几场战斗中，包围一些马禄旅的士兵，未加伤害释放。在后来的战斗中，马禄不管其他马家军官怎么做，自己要求部下对红军战俘尽量客气，悄悄放走了很多，还以东进抗日之名带到延安好几个骨干，邱会作（邱存疑）秦基伟黄鹄显等好几个将军就是他救下的。可见即便从纯军事角度衡量，现代战争滥杀战俘也是副作用。二战中，德军一度不经审判，枪毙所有被俘虏的苏联政工军官，斯大林肯定想给立这个规矩的人发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