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真的想要刺杀秦始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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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荆轲遇到异想天开、才能低下的太子丹，刺秦的悲剧就已经被注定了。

　　公元前227年秋日的一天，在燕国边境的易水河上，一场低调的送别仪式正在悄悄举行。燕国太子丹率门客送别使者荆轲前往秦国。荆轲此行背负着历史性的使命：刺杀秦王嬴政，结束秦国对燕国的吞并战争。据《战国策·燕策三》记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可谓慷慨悲壮。

　　 “荆轲刺秦王”壁画

　　两千多年来，荆轲刺秦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晋代人的叙述里，“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他是个气贯长虹的侠士；唐代诗人韩愈有言，“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道出他身不由己的悲凉；到了近代，李叔同说荆轲“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他又成了为国舍命的英雄。

　　历朝历代的诗人勾画出了荆轲的不同侧面，然而很少有人尝试还原一个立体的荆轲。历史上真实的荆轲究竟是什么样的？他真的是慷慨赴义、舍命刺秦的英雄吗？这些问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荆轲：

　　是怀才不遇的英雄，还是学艺不精的剑客？

　　01

　　荆轲作为一介刺客，最受关注的自然是他的刺杀能力。陶渊明在《咏荆轲》一诗中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可谓对荆轲最精准的评价。后世的人们习惯将荆轲塑造为剑术出众、舍身报国的侠客，但实际上，荆轲并非燕国人士，在名家辈出的战国时代也远远算不上一流剑客。

　　荆轲原为姜姓，庆氏，人称“庆卿”，古时“庆”与“荆”同音，因此又被称为“荆卿”。荆轲虽是为燕国刺杀秦王，但并非燕国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在卫国灭亡后，荆轲曾在赵国和魏国游学过一段时间，因此先后经历了卫、赵两国的灭亡，魏国虽国祚仍在，但也是苟延残喘，因此荆轲才流转至燕国。在此期间，史书上并未记载荆轲对秦国有什么亡国之恨，反倒是多次记载了荆轲“怀才不遇”的命运——除了上述“卫元君不用”的记述，《史记·刺客列传》中还记载了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由此可见，在这段时间里，荆轲对自己的定位并非“游于野”的侠客，而是要出入庙堂、建功立业之人。

　　电影《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

　　对于荆轲“怀才不遇”的原因，史书中也给出了解释。据《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在游学时曾先后拜访两位有名的剑客，但都无功而返：“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在这段记述中，作者司马迁其实已经暗示了荆轲游学多年而未能谋成事业的原因：不是荆轲怀才不遇，而是他实在学艺不精，先后见了两位权威人士都被直接否定。从这些记载来看，荆轲并非豪放不羁的侠客，也不曾真正用过剑、杀过人，而更像一个胸有大志但身无本领或本领有限的梦想家。

　　在刺秦一事中，荆轲的“本领”也得到了印证：在出发前，荆轲向太子丹提议将逃亡到燕国的秦将樊於期的头颅献给秦王，以博取秦王的信任，太子丹在老师鞠武的劝说下犹豫不忍，荆轲便径自去见樊於期，得到了樊於期的头颅；在刺杀的过程中，荆轲也未能做出妥善的预案，以致在秦王嬴政躲过最初一击后便丧失主动，最终被秦王当场砍杀。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发现，荆轲做事属于典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空有一腔热血，却没有相应的能力。

　　既不为报仇雪恨，又明知此去难回，在这样的情况下，荆轲为何还要舍命刺杀秦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讲到另一位关键人物：刺秦行动的“总策划”——燕国太子丹。

　　刺秦：

　　是主动还是被动？

　　02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骥。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由此可见，对于秦国和秦王，太子丹的怨恨也许比荆轲要大上十倍，因此在刺秦一事上，太子丹是比荆轲更重要的角色。

　　此外，太子丹还是个礼贤下士、心系国家的太子。《战国策》中记载了太子丹面见门客时“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地拂席”，《史记》中记载太子丹见荆轲时“顿首固请”，在抗秦一事上尽心尽力，生恐命之不逮。

　　秦灭六国示意图

　　这样看来，太子丹似乎是个正面形象，然而可惜的是，在策划刺秦以前，太子丹就多次显示出在行事上的不成熟。秦将樊於期逃到燕国时，太子丹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从而得罪了秦国，这是政治上的幼稚；在救国一事上，太子丹的老师鞫武献策说：“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却说：“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对于救国大事，却担心不能即刻成功，可见其性情急躁。相较于勾践三年卧薪尝胆、秦国百年建立大业，太子丹的政治智慧可以说是极其低下了。

　　因此，这位太子若生在治世，或许能成为一位守成的仁君，然而生在乱世，这样缺乏谋略的人物，只会为国家带来灾难。

　　与太子丹相比，荆轲虽然志大才疏，但对自己的基本能力大概还是有些了解的，因此在太子丹请自己出马时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可见对刺秦一事，荆轲最初是抱着否定的态度。此外，在易水送别时，《战国策》和《史记》不约而同的记载了同一个细节，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这里是说荆轲将要出发，却似乎还在等着什么人，太子丹以为荆轲踌躇不敢去，因此以话相激，荆轲才愤然出发。至于荆轲等的是什么人？据史书记载，荆轲在燕国相好的只有两人，一是狗屠高渐离，一是赏识荆轲的田光。彼时田光已经去世，而高渐离在现场送别，还为荆轲唱了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既然如此，荆轲还能等待何人？排除了所有可能人选后，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荆轲等的这个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之所以要假托“等人”，很可能只是不愿上路，而正是在太子丹的催促下，才不得不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太子丹劝说荆轲

　　至于荆轲最终答应替燕国刺杀秦王，自然与荆轲的性格不无关系。对于“怀才不遇”的荆轲来说，在接连被卫、赵、魏等国拒绝，被专业剑客盖聂辱骂之后，在燕国一举成为太子的座上宾，想必是受宠若惊的。在国家意识淡薄而情义意识强烈的战国时代，荆轲的这一遭遇已经注定了他会为太子丹赴汤蹈火，即便他并不认同太子的理念。因此，接受太子之托，对荆轲来说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不是在个人生死和国家存亡之际审慎、理性的选择。

　　可惜的是，荆轲与太子丹两人都有着致命的幼稚和缺陷。当有胆无识的荆轲遇到做事急躁的太子，刺秦也就注定会成为一场悲剧——在“图穷匕首见”之后，荆轲被秦王嬴政当场砍杀，太子丹也被燕王杀掉献给秦王。燕王意图以此换来和平，却仍避免不了在五年后（公元前222年）被灭国的命运。

　　杀了嬴政

　　燕国就能得救吗？

　　03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荆轲成功刺杀了秦王，燕国和列国就能得救吗？在“荆轲刺秦”的历史叙述中，这是一个让历代人们津津乐道的问题。在陈凯歌的电影《荆轲刺秦王》中，秦王嬴政对太子丹说：“杀了我，这件事也会有人做的，不是我，也许就是你。”这句台词虽是虚构的，但堪称完美地解答的这个问题：在彼时秦国的军功体制下，即便杀了秦王，秦国统一六国的脚步也绝不会停下。

　　电影《荆轲刺秦王》中的嬴政

　　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王嬴政是“奋六世之余烈”而统一天下。自商鞅变法以来，“有军功者封赏，无军功者不得封赏”逐渐作为秦国的科条律令而固定下来，以往的贵族政治因此被打破。军功成为封赏、进爵乃至谋生的最重要的途径。例如，李斯、王翦、蒙恬等人都是以军功出身的庶民，这些基层出身的将相进一步推动了在基层以军功选拔人才的策略，从而形成正循环。这一循环从惠文王开始一代代固定下来，期间秦国虽经历过秦武王举鼎而亡、孝文王继位三日而薨的意外事件，但都未能停止秦国的统一战争。

　　此外，即便嬴政真的被刺杀，长子扶苏也已早成年。也许此后秦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权力斗争，也许生性仁厚的扶苏会改革一些过于残暴的法律和政策，但从大局上来说，统一六国是秦国几代君主百余年的国策，无论由谁接掌秦国，这一国策都不太可能改变。由于与燕国有了杀父之仇，新继位的秦王只会加倍攻打燕国，而绝无理由停止对燕国的吞并。太子丹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再次说明他的无知和幼稚。

　　荆轲似乎懂得这一点，因为《刺客列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小细节：在自知已经失败后，荆轲对嬴政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刺秦王功亏一篑，事情没办成，不是我不想杀你，只是想绑架你，让你签个契约而已。

　　荆轲“生劫”的说法，其实并非孤例，《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第一个刺客便是生劫齐桓公，逼迫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对燕国来说，最好的做法自然也是生劫嬴政并逼他签订合约，停止对燕国的侵略。这种做法也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给燕国以喘息之机，荆轲还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河北易县的荆轲纪念塔

　　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比太子丹明白更多的道理的荆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除了他无法搁置自己建功立业的梦想外，更无法面对太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当荆轲遇到异想天开、才能低下的太子丹，刺秦的悲剧就已经被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