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也租不起：住无定所这件事，望“房”兴叹的民国人有话说

来源：独家网

近日，各位的朋友圈可能都被“房租暴涨”的消息刷屏了，以前想着奋斗一下买房的人，现在想到租房这件事可能都要愁到脱发了……毕业季的学生望“房”兴叹，上班族也不堪其忧，不少人心里可能都有感慨：“房子难道一直是这么难的事吗？”

可能还真是的，至少民国是的……

早在民国的时候，“买不起房”就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梦魇了。实际上，在民国，不仅是买不到房，连租房都租不起，甚至你有钱都不一定能找到房子租。

《邪不压正》中民国时的房顶

中国历史上至少有四个时期闹过“房荒”，包括唐朝中期、南宋前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在这四个历史时期，过半数的城市居民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不但买不起房，甚至连租都租不起，即使租得起，也未必租得到，因为空闲住房实在太少，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在这四个时期中，又以民国时期的房荒最为明显，尤其是从1945年日军投降到1949年大陆解放那段时间，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居住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

在1934年6月17日的《申报》中，报道了由上海减租运动委员会发起的《减低房租运动今日起总动员》的文章：“本市的减租运动，近来已高唱入云。照目前的趋势，减租问题，已成为社会一最严重的问题了……住在上海的一般市民除少数地产阶级和资本家外，无一不在含辛茹苦中求生存，而平均日常生活费用，房租一项往往占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于是一般市民和商店，都不能继续担负此过高之房租，便发生了减低房租的要求。而减租运动会，便日益扩大起来了。”

从这条“总动员”中我们可以看到，房价成为普通民众都市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房客团体将利益博弈的矛头指向了房东。

《七十二家房客》剧照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距其宣告成立已经进入了第8个年头，某些“国粉”将其称为“黄金十年”，但当时的社会情况却并不如想象中的这般美好。包括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社会矛盾最为突出。

在上海社会局《社会半月刊》1934年第一卷第一期中，刊载了了一篇《半月间大事记述·减低房租运动》的文章，其中这样描述：“本市自（1932年）一·二八以后，疮痍未复，益以世界性之经济不景气之攻袭，工商萧条，百业凋敝。”

太平天国战役开始的时候，战火烧到了南京、苏州等地，烧得江南有钱人纷纷逃难，上海作为租界，自然成了好去处。这些有钱人把携带过去的部分资金砸在租界的地皮上，或者买地，或者租房，需求再次暴增，房租和地价一起飞涨，连带着上海的非租界区域也红火起来，寸土寸金，一屋难求。辛亥革命以后，众多满洲亲贵和前清遗老逃到上海，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下野军阀和失意政客也纷纷逃到上海，日军侵华后，其他沦陷区的难民还是纷纷逃到了上海。总之，当时人人都把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当成避难所，当成避风港，当成熊熊战火之中的一个和平孤岛，这样一来，上海的房价涨得如此离谱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吸引着各方人士投奔到此。上海开埠早，发展快，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都很发达，吸纳资金的能力和集聚劳动力的规模都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即使在和平年月，即使上海不作为和平孤岛而存在的时候，人口也是源源不断地涌过来。有洋人不远万里来上海炒地皮，有内地实业家不远千里来上海开工厂，有苏北和安徽的农民来上海拉黄包车、当保姆、或者进厂做工，甚至连扒手、打手、骗子、苦力、乞丐、拾荒者等等也都把上海看成是天堂。

1947年12月在上海苏州河旁贫民窟晾晒衣服的女人

民国时期的上海并不设进入门槛，也不会要你办理居住证或者暂住证，买房子也不需要你必须持有本地户口。但正因为政府不设门槛，所以市场就设了门槛：过高的人口密度自然抬高了居住成本，而过高的居住成本自然把没能力解决居住问题的人群拒之门外。

抗战前，上海老城的人口密度就曾达到过每平方公里三万人，至于公共租界更是达到了每平方公里五万人，人口比今天还稠密，而民国的建筑技术却远没有今天发达，住宅区大多是一排一排的双层或者三层石库门，哪怕里弄和天井占地再少，容积率也是很低的，如此一来，房屋的紧张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住房的人多，能提供的住房很少，僧多粥少，居住成本自然上升。据《上海居，大不易》一书考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市区一间七平米的亭子间，月租一般在十块大洋以上，而在同时期的故都北平，这样的租金可以租一所占地两三亩建房几十间的大型四合院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房地产市场上疯狂的投机，上海居住成本达到了最高点。据1946年4月21号《申报》刊登的由民国学者陈仲明撰写的《解决屋荒的合理办法》一文中指出：“顶屋费用动辄需黄金数条乃至数十条之多，租金多以美钞、英镑计算者，似此金楼银阁，非法勒索，除少数富商大贾问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压迫的痛苦。……各种事业机关与一般公教人员因觅屋困难，栖息无所，以致焦虑频仍，工作无力。”看看吧，不仅仅是低收入人群租不起房子，连公务员都租不起了。至于买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是天方夜谭。

《七十二家房客》剧照

1947年12月5日，《大报》第四版写道：“通都大邑，房荒极为严重，公教人员及薪水阶级最受威胁？国民政府特制定房屋租赁条例，凡可供居住之房屋，现非自用，且非出租者，该管政府得限期一个月内命其出租。”相对于老百姓的居住需求来讲，市面上的住房供应实在太少，所以政府不得不出面调控，强迫家有余房的业主尽快把房子租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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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后的住房市场实施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一方面强制业主出租空房，另一方面又限制房东抬高房租。但是这两个政策并没有解决“房荒”的实际难题，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真正的房东并不能从房屋出租中得到多少实惠，倒是转租房屋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可以任意加价，向后来的房客收取几根金条甚至几十根金条的转手费。

如果您觉得，租不到房子仅仅出现在上海，其他城市就不会有，那您就错了。在1945年第81期的《西风》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描述：“在重庆，找房子比找工作还难，三个月可找着一个工作，三年还找不着一间房子。”而在汉口市社会局1947年6月编写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在武汉，人口众多，房屋稀少，致房租高昂，现在汉口之房屋租金不收法币，多至数十银元至百余元，至少需银元十元，一般市民因收入太少，不能负担，数家聚住一屋，苦力劳工则连数家聚住亦不可得，只好搭窝棚住宿。”

当时的房子甚至到了抢的地步。1946年第23期的《文饭》杂志描述过权贵们四处抢房的现象：抗战胜利后，陪都重庆的各部大员飞到上海、广州和青岛，把日军的房子占了，把汉奸的房子占了，还不罢休，还要“调查余屋”，把市民家里超过居住指标的空房腾出来，让他们的亲戚去租住，而实际上并不租住，只是为了加价转租给真正需要这些住房的老百姓。

同期复旦大学自办的刊物《复旦》还提到国民党军队也在抢房：“本校江湾校址狭小，不敷使用，租用若干房屋后，因重庆员生多未复员，一部分空屋曾几度被军队占用。学期结束后，沪地学生均须还家，空屋被占之可能性更大，为保持各空屋免于被占，决定开办暑期学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过去一放暑假，空出来的学生宿舍立马就被当兵的给占了，开学后想要都要不回来，今后复旦大学要在暑假里办补习班，好让宿舍不至于空置，以免再被人抢走。

对于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来说，如果在抗战前没有买下房子，或者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了房子，那么抗战胜利之后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一套房子的。抗战胜利以后，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常住居民靠租赁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比例超过九成，行政院救济总署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兴建“平民住所”、“劳工住宅”、“善救新村”等廉租房,依然杯水车薪，国民政府出台的把农历收租改成公历收租这条法令也仍然不能解决广大无房者的居住需求。绝大多数的市民当时并不奢求能买到房子，只是盼望有一天可以租到一所大房子，从此不用再跟其他家庭拼租，并有能力负担得起高的吓人的房租。

说道拼租，就有点像今天的“群租房”。这也是当时居住成本过高下的产物，在旧上海，拼租之风非常盛行。夏衍话剧《上海屋檐下》里五户房客同租一所住宅，跟当时现实比，毫无夸张之处。

在1934年2月22日《申报》的一则广告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寻求合租的情况：“兹有夫妇二人，欲在附近北四川路、昆山路一带，分租余屋二间，以有抽水马桶、浴室、电话及厨房者为合格。愿分租者，将地址、房价及其它细目，函知法租界薛华立路一百零三弄四十九号雷荣君收。”而在这年5月12日的报纸上，一个叫摩尼的作家写到，他朋友开设了一家南货铺，因房价昂贵，只租了一间半房，前面一间做店面，后面半间存货物。伙计加老板一共六个人，住宿就“只能店堂里早摊夜卷了”。

在住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权贵、富商和大明星敢于买房，但是就连大明星买房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影后胡蝶在上海住的是租来的石库门，名伶吴素秋在上海也是租房居住，曾经跟孟小冬齐名的曲坛大腕童芷苓不但租房，而且还住在小小的亭子间里面，京剧演员李世芳抗战时在北京椿树胡同租房，抗战后搬到无量大人胡同租房，后来看中了兵马司前街的房子，一问价，居然要二十万美元，在美元十分值钱的当时，他只好望房兴叹，继续租住。

其实民国明星的收入并不算低。上世纪三十年代，唱京戏的名角一天可以拿到几十块大洋到几百块大洋的“包份儿”，相当于丝厂工人半年的工资，跟梅兰芳齐名的京剧演员程砚秋一个月能挣八千块大洋，是著名作家鲁迅月收入的几十倍，是普通技工月收入的几百倍，是农村保姆月收入的几千倍！因此如果在抗战前，很多明星大腕都住着豪宅，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他们买得起。但是抗战后就不一样了，房价飞涨，货币却在迅速贬值，靠工资吃饭的公务员和教师饿了肚子，越来越少的人可以进得起戏园子、买得起电影票，如此一来，这些靠观众吃饭的明星，收入自然也开始暴跌，所以凡是抗战前没有买房的演员，抗战后就别打算再买房了。

只有极少数明星敢于在抗战后置业。1947年，从上海返回北京定居的梅兰芳从北平电车公司手里狠心买下一所二手的四合院，花了法币整整七亿元！当时法币已经贬值，但七亿法币仍然是绝大多数民国市民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巨款。

抗战八年，消耗了中国太多的人力物力，而日本军队也毁坏了众多的城市道路和房子，原本可居住的房子就比战争前少了一半还多，而战后返回家园的难民和复员军人又急需住房。另外，抗战结束后，迅速进入了国共内战时期，财政赤字巨大，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法币迅速贬值，物价一天比一天高。为了能将手里的财富保值，一些有头脑的有钱人就开始囤积商品，这其中就包括了地皮，这也使得大量房屋聚集在了少部分人的手中，加重了“房荒”的严重性。

结语：

看到民国“房荒”的您有没有感觉，生活在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易。历史上“房荒”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而现在租房、买房难的症结又是在哪里呢？

房租的暴涨必然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租房是很多青年在最后的退路，不只是买不起房，如果连房租都占据收入的大半，那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房租作为社会复杂系统的一部分，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也需要政府部门的监管，压制垄断、调控投机。房屋作为一项刚需，希望不会成为人们一个长久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