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魏晋风度”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两晋南北朝史》第一章·总论

前言:

个人精力所限,本贴引用的历史观点均源自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下称《两晋》),其书草稿成于20世纪30年代,写于20世纪40年代,时值我国动乱,书中见解难免会有所偏激,好在吕先生精通二十四史,其史料选用扎实可靠,绝大部分推论均可信。

 

       写此贴动机源于某“肖战粉”说:“是因为肖战在我眼里,近乎完美地复刻了‘魏晋风度’。 他在戏中,身上有一股气质,仿佛是从《世说新语》这本书里走出来的人物。”

       那么,对于一个现时风评为流量明星,在大众眼中演技不佳、面无表情的肖战,我们就从面无表情说起。

       于魏晋时,有一位名人,谢安。

       百度词条中,引用的两条史料

 

【《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

【《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相关内容各位看官可以自行百度,这里只摘取部分白话,

 

【……,风起浪涌,众人十分惊恐,谢安却吟啸自若。船夫因为谢安高兴,照旧驾船漫游。风浪转大,谢安慢慢说:“如此大风我们将如何返回呢?”船夫听从吩咐立即驾船返航。众人无不钦佩谢安宽宏镇定的气度。……】

【……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这两段记载,勾勒的就是一位在外喜怒不行于色的谢安

       “殷浩、谢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为风流所宗。”(见《两晋》第二十三章第四节)

       此风流,指的便是清谈之风,其时相较于所谓的儒学又被称为玄学

       至此我们进入正题,先谈一谈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

       “清谈之风,世皆以为其于魏之正始,亦非其实也。秦、汉之世,黄老、老庄之学,传授迄未尝绝,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其中如杨厚、范升、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黄老教授,或为《老子》训注;升与向长所习,亦以《易》《老》并称;此已导魏、晋玄谈之先河。严君平、周勰皆肥遁自甘,而史述其事,或云慕老聃清净,或云依老子、严周之指而著书,则又魏、晋以后,清谈不事事之先声矣。”(见《两晋》第二十三章第四节)

       清谈的风气,源于黄帝,老子,庄子之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作为“隐学”被传承。

       说到此处,又不得不提科举制之前我国的察举制,或者说选举制,上察下举。

       秦亡以后,六国遗老多有出来争权夺势的,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吕后背后的吕氏家族,从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表面是礼仪,实际上,士,大夫都是以血统论政治地位,秦的法治实际上扎根于始皇帝对权力的分封,至汉朝,由于秦灭以后六国残余势力组成复杂,虽仍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册封,但所谓“民意”亦在官员任命上有所影响,司马相如之流便是如此,察举制就此形成,两晋时期的表现形式是九品中正制,中正负责品评九品。其实就是曹操战时与治下各门阀妥协的办法,从俗约逐步演变成制度,本质与察举制并无不同,因为战乱时期,底层社会组织混乱,察举制没有施行的社会基础,九品中正制便一直持续到隋朝建立。

       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关系,察举制最终导致汉朝门阀势大,把持了底层寒门、细民的上升通道,王莽新政和汉光武帝都没能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活下去的诉求只有在黄巾军和各路军阀混战中的劫掠行为得到表现,而对于坐冷板凳的寒门、豪右而言,旧有的儒学多为世家大族把持,想要实现政治抱负或者获取家族利益,通过清谈被上(大中正)所“察”或被下(小中正)所“举”,就成了一种可靠的获取政治资本的途径,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何到了隋朝以后,清谈之风逐渐消失。

       作为一种贯穿两晋时期的学术风气,其历史意义正如吕先生所言:“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仿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比较今时之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清谈之风于其时之地位,可见一斑

 


       有点偏离话题了,我们说回来。对于一个演员在剧中的表现,是否符合魏晋风度,仍需用魏晋之际风流人物的行为,作为比较标准,先摘四段记载:

《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着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晋书·胡毋辅之传》: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国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晋书·祖逖传》: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弱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

       受玄谈风气的影响,相较于两汉之际,一些名士想要破除旧规,对于旧有传统观念多报有极端的观点,且阮籍受曹魏恩惠,对司马氏多有不敬,与桓温和祖逖相较,于人前表现便是狂放,胡毋辅之是玄谈风气影响下的代表人物,任纵,不拘小节。

       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好处是众人均以表达出自己情绪为常,前文所引谢安在淝水之战战报送到后的表现,无论是如实记载,还是史官附会,也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

       桓温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相较于祖逖所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立意类似,均是战前对个人命运的担忧,但无论是二者的战绩,还是桓温晚年图谋篡位,都证明其私利心很重,仅看人前之言,是难以看出其人真实心意。

       表里不一,只是玄谈风气下士大夫表现出的恶俗之一(从更广的历史范围看,这些恶俗并不是清谈风气下独有的),葛洪的《抱朴子》对当时风气之恶多有记载,不再摘抄,仅上图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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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对于当下的演员而言,两晋时期的“谢安”应该是最高评价,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老戏骨或者说实力派演员都是符合这个评价标准的,我不懂演技,就不展开谈了。

       而转向更普遍的魏晋时期社会风气,那华语演员中最贴近魏晋风气的,周星驰,成龙是代表,夸张与豪放皆有之。

       但,如果只着眼于魏晋时期的各种负面表现,如《抱朴子》所述,毫不遮掩自身欲望,无视礼法、传统,那斗鱼四骚,还真的要比仅仅是跟舆论硬杠的肖战,更贴近“魏晋风度”。

 

       扩展的讲,除四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风气整体上比较接近魏晋时期受玄、释、道影响开始摆脱周朝遗制影响后的儒学所营造的社会风气,若仅仅是倾慕魏晋风度,大可不必只看演员,芸芸众生亦是其中一员。

       与南北朝类似,其中一些弊端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官场上的表面文章,又如肖战事件中,公关团队试图效仿汉末门阀把持民意等等,最近的苟晶事件与肖战的公关团队从本质上并无区别,这样的弊病,问题不在于其表现出来,而在于当事人的习以为常,社会组织,目的是要改变社会风气,但是反过来又会被社会风气所影响,对于这些公关公司如此,对于我们的党组织也是相同的道理。

       对于肖战背后的公关公司,有空就蹭一下香港境外势力的热度,再写一贴,对于这个演员而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能证明自己的演技,像彭于晏那样重生,我收回今日讽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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