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中国托派

作者丨破折号

一、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是由前苏联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创建的思想体系，属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中的极左派别（“托派”）。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也称为“不断革命论”，在托洛茨基1906年服刑期间写作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首次完整提出。总结起来，“不断革命论”大致有如下三个观点：

第一，否认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界限，主张由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立即过渡到推翻一切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使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

第二，认为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使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反对实行工农联盟；主张在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工人阶级单独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农民将成为工人的潜在敌人，工农矛盾将上升为对抗性矛盾。

第三，否认在一国（特别是落后的俄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建设将是“反动的”、“乌托邦的”，并必然遭遇失败。认为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能维持暂时的专政状态，如果没有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帮助，那么新确立的一国无产阶级统治将在各种国内外矛盾（包括外敌入侵、农民反抗和官僚化蜕变等）中被牺牲掉。进而，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世界革命”。

这些观点后来经托洛茨基及其他托派理论家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体系。

自1897年参加革命后，托洛茨基曾成为列宁短暂的同路人，并为列宁主持的《火星报》撰稿。但自1903年俄国党内发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后，他与列宁分道扬镳，先是成为孟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又脱离孟什维克成为“中派”代言人。此后，他与列宁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始终保持着距离。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他才转变自己的立场为支持列宁，并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成为俄共党内举足轻重的领袖之一，他与列宁等人在观点上的分歧也再次暴露。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与继任的党领袖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理论冲突和权力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被逐出苏联，此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等国逗留漂泊。1940年，托洛茨基在家中被人杀害，享年60岁。

二、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现状

上世纪20年代，苏联国内发生了尖锐的党内分歧，联共中央的“少数派”托洛茨基派向“多数派”斯大林派发起了从革命理论到革命实践再到权力分配等的全面挑战，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中国留学生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目睹和参与了这一苏联党内冲突的过程，受其影响，也产生了支持托洛茨基和支持斯大林的不同派别的对立，形成了最早的“中国托派”。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惨重损失，也为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提供了最佳机会（托洛茨基此前一向主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反对与他们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些中国留学生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激愤和困惑，加之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政策的不满和失望，纷纷转向托派，不少人由此成为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者，及日后中国托派的核心骨干。

1927年12月，所有加入托派的中国留学生被遣返回国内。1928年12月，中国托派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建立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性质是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并在各主要城市建立支部。从1928年到1931年间，中国托派发展出四个主要的组织，创办了《我们的话》、《无产者》等报刊，并吸引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中共元老加入。根据托洛茨基所著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两份文件，中国托派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前途与道路的理论与纲领，大致可总结如下：

第一、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已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十月革命”为榜样）；

第二、在大革命失败后到第二次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共产党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和平斗争，即为召开“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的国民会议”而奋斗。经过长期斗争，积聚力量，创造时机，依靠工人阶级，最后一举发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

第三、反对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认为中共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反动的”、“盲动的”和“机会主义的”。中共由于与农民的密切联系，已经从工人阶级的政党堕落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过问下，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选举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全国有托派党员约500人。不过，统一大会并没有为中国托派带来统一和力量，大会之后的数年内，中国托派因不断发生的被捕、叛变、内部分歧和权力斗争而四分五裂、相互敌对。他们成立了组织，却没有组织纪律性，分分合合，自由进出；他们反感于共产党内“正统派”对“反对派”的“专断打压”，却又不能接受“反对派”内部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动辄与有分歧的同志“划清界限”。各个托派“山头”都以自己的观点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代表，而以托派内部其他观点为离经叛道。因此，尽管得到了托洛茨基多次亲自指导和督促（通过书信等），中国托派却始终都没有真正团结起来，也没有真正参与过多少实际的革命运动，而是将多数时间耗在了打口水仗和处理内部分歧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围绕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以及如何制定托派自己的行动策略发生了新的分歧。其中，陈独秀思想转变，主张放下派别成见，与各爱国力量一起联合抗日，但遭到托派中其他人的反对。最终，陈独秀被开除，二者分道扬镳。抗战期间，中国托派中主流的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较为温和，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持“保卫主义”策略。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即用战争来引发革命。因为国民党不可能坚决抗日，只有把腐朽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推翻掉，才可能进行真正民族的、彻底的反侵略战争（“攘外必先安内”）；

第二种更加激进，认为中国抗战“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对抗战持“失败主义”策略。在这一观点看来，民族的战争从根本上就是反动的，“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而，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赤裸裸的背叛和出卖。不但对国民党要坚决反对，对中共也要揭露和反对。

可见，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执一词，但在攻击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主观上的“革命”和“彻底”，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破坏抗战、破坏国内团结、为侵略者张目的作用。正如陈独秀当时所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托派在当时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多数群众的实际情况而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革命臆想中。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托派的理论和实践遭遇了重大失败。此时，托派在人员和组织上也相当无力，整个上海的托派只有几十人（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地，也是托派的大本营），其他城市里更少得可怜。不久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解放战争爆发。中国托派此时持和平主义立场，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并且将战争的性质定性为“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共代表农民阶级所进行的战争虽然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只有坚守城市的托派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斗争要求：“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同时，托派断定中共不可能战胜国民党，而最终取得内战的胜利（中共的根基在农村，而落后的农村不可能战胜先进的城市），因此，他们要求群众“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基于这些判断，托派在解放战争期间继续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攻击中共的各项政策，认为中共是假革命、真反动；尤其攻击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认为这是出卖工农利益而向资产阶级做妥协。进而，他们呼吁群众擦亮眼睛，独立思考，不要被中共的外表迷惑，抵制“新民主主义”，并在托派的领导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托派日益感到自己的失败可能到来。1948年9月和1949年4月，托派内多数派（此时约300人）和少数派（此时约100人）急匆匆地成立了独立政党——“中国革命共产党”（中革共）和“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加紧进行反共破坏活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托派两个政党都将自己的中央机关迁往香港，同时在大陆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向大陆人员发出指示。逃港之后，中国托派又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杂志，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及建国后的各项政策横加指责，并就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继续进行宣传鼓动。

在大陆，残留的托派分子混入党、团和各种群众组织之中，以极左的立场在群众中挑起对共产党执政及政策的批评，煽动工人罢工、群众闹事以动摇共产党的执政秩序。1952年12月22日（托派的“黑暗之日”），毛泽东下令全国统一行动，对托派分子进行大清理。一时间，所有在陆托派组织遭到取缔，所有在陆托派分子被逮捕入狱，其中的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托派在中国大陆从此销声匿迹。

而在香港，迁居于此的中国托派中央机关不久也遭到了港英当局的搜捕和破坏，不少领导人被迫逃亡海外，还有一些成员申明退出。此后，托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已无力进行任何实质性活动，影响力日益式微。托派领袖彭述之和王文元等人在流亡海外后继续进行托派理论的研究总结，相继写作了大量攻击毛泽东思想、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其中以王文元在1973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论稿》较为著名（关于托派各领袖的文章和著作，读者可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中查看）。1977年，中革共发布了自己的新纲领《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领域提出与中共政策全面对抗的口号，但结局只能是自说自话，得不到理睬和同情。截至目前，只有数量极少的托派成员还在香港活动。

介绍完托派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后，需要把中国托派对中国革命史及新中国国史的看法再说明一下。

在1949年以前，中国托派始终认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才是惟一能成功的道路。但1949年的巨变使上述判断完全破产，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对中国革命进行重新解释。其中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中共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它排斥“不断革命”路线，恰恰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在无意中曲折地执行了“不断革命”的路线。引用一位托派理论家的表述：“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方式是很奇怪的，它经过一个阶段论者之手而实现”，“中共并没有预见到这个过程，它只是在事变压力下经验主义地走上了这条路。”这一解释神似于托洛茨基当年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归结于“不断革命论”的胜利、把列宁在发表《四月提纲》后与托洛茨基的合作归结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信奉了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建立的国家，中国托派长期都不认同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把它理解为“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环境里，一个主要依靠农民阶级掌握政权的政党，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随着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进行，一些托派不得不接受大陆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中共的工人阶级倾向正在加强，中共已经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在某种程度内仍不失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党”；相应的，大陆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成为“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或“畸形的工人国家”。尽管托派对大陆政权的评价有了一定改观，但他们始终不对这个政权的前途抱有希望。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希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权来说，它将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有着相同的命运——终究逃不过崩溃、变质和瓦解。

而关于大陆在1966-1976年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托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文革”是具有进步性的，将这一场旨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清理党内官僚集团的运动理解为毛泽东在晚年“觉察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开始接近和认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作为中共官僚集团的“总头子”和最高代表注定不能找到真正解决官僚化问题的正确方案，他发动“文革”不过是以“下圣旨”的方式来反官僚，结果只能是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和反官僚运动的失败。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文革”完全没有进步性，毛泽东是在发现官僚集团可能摆脱自己的控制后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一场整顿官僚队伍和重新集中权力的运动，本质是维护“皇权”的“清君侧”，通过发动群众打击刘、邓等“走资派”使自己的权力、威望和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正因为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集权，而非真要打倒官僚集团，他才会在“利用”完群众后再把群众抛弃掉，取缔群众组织，支持老干部复出，并在“革命委员会”中以“三结合”的方式维护和巩固官僚的特权。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宣布“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改革、要么解体，纷纷走上新路。这些事件使沉寂多年的中国托派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认为，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的发生，正好证明了托洛茨基几十年前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预言是正确的(虽然这一预言的应验到来的如此之晚——苏联整整延续了70年才解体，但托派理论家们对此并不介意：“托洛茨基本人和后继者都没有预料到官僚社会主义的‘短暂’时代会有六七十年那么长。但是，拿历史的尺度来量，七十年不是很短吗？”显然，苏联70年后才失败是在他们的接受范围的)。在他们看来，眼前发生的社会主义“大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失败，而只是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失败。一位托派理论家写道：“真正没落，真正宣告破产了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真正全民所有的财产制度，不是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寄生在国有财产制度上面的官僚极权统治，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类，是官僚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推翻作恶了几十年的一党专政政制之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路线才有机会实现。”

具体而言，中国托派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70年代末主动进行的改革（与苏联的被动失败不同）并不是偶然事件（或邓小平个人的决定），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集体出路：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制度越到后期越失去优越性、危机越严重，经济增长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社会矛盾和群众的不满日益加剧，以邓为首的官僚集团意识到，这套制度再坚持下去已没有任何前途，即“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官僚的利益又不容许他们向着牺牲自己特权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改革，因此他们只能选择走向资本主义，在不牺牲乃至扩大自己特权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也就是为什么邓等人在实行改革后，却仍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名誉和领袖地位的原因，在这一观点看来，邓的体制就是对毛的体制的延续和继承。

篇幅有限，无法对中国托派的各类观点一一展示，但其中因理论错误、事实不清和主观臆断而导致的荒谬性已可被十分明显地看到。

三、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派别的特征：以“不断革命论”为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既有改造不彻底的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唯心史观，也有教条主义对生产力水平的强调；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派性思想，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稳定性及自由散漫习气，等等。同时，上述这些方面又往往以最“左”、最“革命”的词句表现出来，给人以极大的迷惑性。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托洛茨基主义在大陆得到了一定恢复和传播，以青年人为主的“新托派”活跃在互联网上，经常参与左派内部的各种讨论，并积极传播托派理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很强，特别是在宣传鼓动方面，写文章、演讲、辩论都是好手，产生了远大于他们实际力量的影响。但与他们的前辈相同的是，“新托派”依然无法解决内部团结和意见分歧问题，不能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团结，相互对立和经常性吵架论战，因而始终无法形成较有规模和力量的团体；同时，口头多于实际，吵架多于行动，做实际的群众工作极少，而以“喊口号”为主要业务及标榜“先进”和“彻底”的标志。

从历史来看，托派思想最容易对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产生吸引，因为他们一方面对理论的掌握尚不深入，无法在丰富的实践中去灵活运用理论，因此往往停留在对个别结论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记诵上；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心理、作风、习气尚未得到充分克服，容易被打着“左”和“革命”旗号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所迷惑，信以为真，不能自拔。有学者曾归纳托洛茨基主义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潮”，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托派思想的这种土壤实际上都大量存在着，因而对于这一思想流派的分析和揭露也就有着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另外，托洛茨基主义在当今能被一些青年接受，也与近40年来的“非毛化”教育和对前30年社会主义的抹黑污蔑有关。受这种教育和舆论的影响，青年们会普遍形成否定毛泽东及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主流思想（或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托洛茨基主义的学说，正好把“非毛化”的主流思想和追求进步、要求革命的理想主义信念结合在了一起，青年们无需经历太大的思想斗争和转变，就可以在坦然否定毛泽东及前30年实践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左翼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一名“托派”显然比成为一名“毛派”在思想上更容易做到，既能直接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和“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又不需要批判和放弃自己多年以来形成的主流思想，还能提出比“毛派”更左、更激进、更彻底的口号。但当代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作为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毛泽东思想和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留下的传统非常深厚，遗产非常丰富。一些托派在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之前，曾受过毛派思想的启蒙。左翼的话语权，也仍掌握在毛派手里。这使中国当今的“新托派”不得不采取比他们的前辈及国外同志更低调和含蓄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及前30年社会主义的实践持有不同程度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