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本文转自“阅读培文”微信公众号（ID:pkupenwin）

这是《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的后记：

说起郭沫若，我们可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地方在于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且关于他的说法也是众说纷纭，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说不定还能随口批判几句；至于说陌生，则是郭沫若的人生经历到底如何，他那么多作品到底写了什么，问津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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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青年接触郭沫若的作品，主要来源还是课本所收录的他早期的诗作，如《天上的街市》《静夜》，传播较广的则有诗集《女神》和话剧《屈原》等，给人的印象多是抒情的、浪漫的，之后如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文学史，郭沫若的浪漫形象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被诠释为“五四”个性解放潮流的表征。郭沫若的人生经历也带有浪漫色彩，他学医时贸然闯入文坛，居然赢得大名，后来还一度弃文从戎，有一枚“戎马书生”印，很是珍惜。

郭沫若的作品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浪漫谁不知道呢？而且谁年轻的时候不是浪漫者呢？在很多人看来，浪漫就是情感冲动的代名词。郭沫若在从军之后，曾“自作主张”扣押贪墨的官员，便被人批评为情感家。读者对浪漫的标签化认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动的描摹，在《创造十年续编》中他就说：“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成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拟的上海市井口吻，让人不难感受创造社同仁当时的文化处境。

具体到郭沫若的诗歌、话剧等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占据文学价值高位以来，郭沫若的作品相对来说似乎也变得简单了。且不说《百花齐放》这类关注者本来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这些曾引起文坛轰动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重头戏，也似乎缺乏可读性，即缺乏类似现代主义作品的形式复杂性。郭沫若的作品，形式无拘束，多直陈其情，说到底还是浪漫主义的底子，看起来气势汹汹，细看却如清澈江水，让人一望见底，缺乏余韵。这在研究注重可写性文本的时代，不免要遇冷。

至于郭沫若其人，似乎就更简单。他早年弃医从文，后投笔从戎，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学术，抗战军兴，再度投笔……看起来曲折，但无论从哪种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够复杂。即便在文学领域，也因与鲁迅经历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间的恩怨，便常有以鲁律郭的现象。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诸多政治表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时期也成为他的一大污点。因而，现在谈论郭沫若其人，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质疑与批评。

文学史叙述的标签化、其作品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均质化，以及大众谈论郭沫若时不自觉流露出的道德姿态，构成郭沫若在当代的基本处境之一。当然，这种待遇不独郭沫若为然，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一川推出的“重排大师座次”事件，不仅郭沫若的座次大大后移，茅盾甚至被排除在外，当时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实际上这个现象不难理解，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是由不同的史观所决定，政治以及何种政治、美学及何种审美标准，其结果可能相差很大，而王一川本来就明确声明了他的标准是纯文学的，那么郭沫若、茅盾等经典革命作家的文学史位置被移后，也不必过于惊奇。说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在那个去革命化的时代，对革命作家的检讨和批评，是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不过问题在于，对于革命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恰恰难以单纯地置于纯文学或现代主义形式美学创新的框架内讨论，因为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明确的时代性：或顺乎特定的时代思潮，或回应具体的时代问题；反过来看，则是左翼文学的形式创新不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正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创造新的戏剧形式是为了教育观众。郭沫若的作品，即便是创造社时期的作品，那时尚无明确的政党政治议题，但也渗透着中西冲突的文化政治，《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可谓第三世界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秩序的神话转述，蕴含着现代中国在“新世界”的处境和命运走向；《屈原》也不单是作者浪漫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的复活，而是作为身处“国统区”的文化人对时局的愤懑之声，背后指向建国方略的选择和未来道路的抉择；他的杂文、演说等，更是直接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因而，他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价值，是了解现代中国命运与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资料。如果将他的作品从具体的历史议题中抽取出来，那么也就割断了作品形式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沫若的作品需要置于形式与历史、文学与革命、审美与政治等多维关系之中来理解，这是郭沫若作品的复杂性所在。

郭沫若虽晚于鲁迅，但也是过渡时代的文化人，成长于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两种文化的撕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思潮在他身上共存，要理解郭沫若及其同时代人，从文化上而言需要更为宽阔的视野和知识储备。笔者还记得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时高远东教授所说的话，他说研究鲁迅、郭沫若等大作家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能不能研究出结果，研究对象决定你要去读他们读过的作品，而他们读过的书既有传统经典，也有西方典籍，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确实，即以郭沫若言，他有蒙学的功底，又有经学的家法，可算著名经学家廖平的再传弟子，抗战时期他的历史研究便不无廖平、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影子；同时，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期间，所阅读的中国典籍有王阳明，西学书籍除了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之外，还读了大量的德国哲学、社会学著作，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以德为师，德国文化在日本颇受重视，郭沫若在大学期间选习德语为外语，教材便有德语原著，由此郭沫若得以接触尼采、斯宾诺莎、康德、歌德等人的作品和思想，后来他还断断续续翻译了一些。郭沫若所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以及接受语境日本的中介作用等问题，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如王璞对郭沫若的歌德翻译、李斌对尼采影响的阐述，是近来值得关注的成果。

典籍阅读只是最明显的部分，背后还关联着不同传统的延续、影响与新变，即以传统文化而言，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声浪中，郭沫若是为孔子辩护的少数新文化人之一，而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更是值得仔细辨析，究竟是如他自己声称的儒家原典，是在新文化语境和随后社会革命视域中重新发明的儒学，还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学，都值得仔细辨析。除这类思想源流的问题外，郭沫若自己的人格模式也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士大夫的治平思想，在现代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改造世界的积极用世和危急时刻的承担，与革命精神相互贯通，生成为革命士大夫的人格，不过他的文人习气也重，不无名士气，这有值得警惕的一面，但也让郭沫若在进入军政界具体部门后，依旧不同于习见的政客，保持其理想主义的一面。这是郭沫若自身的复杂性。

在中国现代名作家中，郭沫若可能是介入现实最直接也最深入的一位。他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作家自居，早年学医却冒然闯入文坛，在上海滩卖文又不得不面对养家糊口这类极为现实的问题，后来因耳病无法听诊才放弃从医，归国后出入于“学艺”群体，这是一个以日本留学生为主的知识群，多是物理、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他们办讲座、办刊物、办学校，旨在以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改变中国。后来北伐将兴，郭沫若南下广州，先是锐意改革教育，后来更是弃文从军，在政治部从科员升为副主任，领中将衔，成为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风云人物，南昌起义时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被列为主席团成员。如果不了解北伐时期郭沫若的经历，也就很难理解抗战时期郭沫若为何与张发奎、李宗仁等前方将领那么熟悉，为何是他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抗战时期他如何组织系列文化活动，以及延安为何会如此重视郭沫若等议题。也就是说，郭沫若本人便是中国现代变革的内在参与者，他的很多观点不能当作历史常态中的普通见解，而是基于他的社会位置对时代问题做出的即时思考和回应，蕴含着他对历史走向的判断。

由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复杂是他与现实、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国革命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复杂，与其他被革命大潮裹挟而前的文化人不同，郭沫若是主动走在革命的前端，如此，他个人的成败便系于时代，同时也要承担时代风潮转换带来的后果。郭沫若对中国革命的深度参与，并非是如我们现在以后设眼光所见，似乎每个历史关头都自然地站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如果从历史现场而言，他所身处的环境可谓错综复杂，即以北伐时期郭沫若的革命路线选择而言，北伐时期蒋介石一度十分倚重郭沫若，但当他看到蒋有背叛革命的苗头，便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他与邓演达关系莫逆，邓演达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后来曾试图组第三党，但被排挤出局；南昌起义期间，郭沫若本来在张发奎处，张也允诺庇护郭沫若，但郭沫若还是执意前往南昌，旋即随革命队伍向南部转移。关键时刻他做出了决断，背后实际上牵扯着很多的历史线头，不同的选择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也导向全然不同的结局。

郭沫若在关键时刻的决断，让他承受了革命挫折的代价，同时也隐约通向解救之路。大革命受挫后，郭沫若被周恩来安排前往苏联，但因一场大病错过行期后，转而前往日本，蛰居千叶县，直到抗战军兴，郭沫若才秘密归国，投身抗战烽火中。不过抗战尚未成功，新的问题又旋踵而至，皖南事变的发生，让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再度集结，郭沫若也转身投向新的文化斗争，他们的斗争发展为战后影响甚巨的民主化运动。在如何建国这个问题面前，郭沫若等人也做出了新的历史抉择。个人命运就是如此直接而具体地与革命走向、国家命运扭结在一起，这是郭沫若及那一代人所承受的生命之重，与现在书斋中的讨论有所不同。现在青年人理解郭沫若的难处之一，是历史知识的缺乏，或者说，是因缺乏对现代历史脉络的了解，导致无法进入郭沫若作品的话语场，如果连郭沫若作品生成的语境和对话对象都不清楚，也就谈不上与之对话，遑论理性批判。即以郭沫若研究界的现状言，目前成果最著者也依旧是史料的辑佚、考辨与释读工作，像蔡震、魏建、廖久明等郭沫若研究专家依然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如此说当然不是否定郭沫若的审美创造性，实际上创造社可能是早期新文学阵营最注重文学自足性的一群，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郭沫若，早期笔下都不乏遗世独立的人物形象，郭沫若早期的诗作，其形式创新的意义，从一开始也被闻一多等同时代人所揭示，近来也有姜涛、王璞等从现代主体结构与浪漫派诗人“呼语”传统等角度予以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虽然因情感泛滥而被后来的现代主义所批判，但浪漫主义本身的丰富性实际上依旧有待挖掘，且不说浪漫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深层关联，即以现代中国而言，浪漫主义也是鼓舞青年走向革命的情感驱动，是形塑大众国家想象的文化机制。近年来兴起的情感史研究，或可为郭沫若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野，像情感与革命等话题，除了学界熟知的郭沫若、蒋光慈、瞿秋白、茅盾等人外，郑振铎、费觉天等人也早有讨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此外，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屈原》也都具有形式实验的意味，前者的诗化氛围，后者大量的舞台独白，即便是置于当下也可归于先锋剧之列。但于郭沫若而言，他这些形式实验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要创造新的美学形式，可能恰好相反，他的形式创新是被迫的，是某种需要表达的情感或意图，让他不得不突破既有的形式秩序，以挑战既有文学形式的方式完成他的表达。也就是说，他的审美创新，是与他穿梭历史的经验紧密相连的。

不仅他的文学作品如此，他的学术研究也是。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借鉴新方法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却并非纯粹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么简单，而是与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对解决中国问题道路的选择内在一致，无论是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先秦思想和历史人物研究均是如此。从史学史的角度，郭沫若也可归入近代以来新史学脉络，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曾评价清季革新派史学为“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因此，革新派史学往往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此说用来评价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也未尝不可。

概而言之，理解郭沫若，道德评判虽然不必避免，但历史的尺度更为重要，这不仅在于史实，也在史观。郭沫若的作品蕴含着他的历史意识，郭沫若所受德国传统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便是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的历史观，这是理解郭沫若诸多行为和思想的基础。郭沫若的很多作品生成于具体的社会语境，回应的是时代的具体问题，更有甚者，他的部分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便是政治的，像《武则天》一剧，实际上便与周恩来的授意有很大关系，前期的资料收集有工作人员协助，最终由郭沫若创作完成，这是1949年之后郭沫若创作的另一种历史复杂性。郭沫若对儒家“圣之时”很欣赏，他自己也是随时代而不断自我更新，因而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作品也不断地修改，不过这种修改呈现出的历史面目不仅仅是自我否定而已，往往也有“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层累。

郭沫若于1978年过世，恰逢改革开放元年，其生平几乎与“短20世纪”的历史相伴随，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兴起、受挫、发展与消歇，几乎从始至终地参与了这个过程。郭沫若的简单在于他与革命的关系，其复杂性亦然。能够让我们在谈及郭沫若的时候，思考其历史的复杂性，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刘奎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郭沫若集诗人、学者、剧作家、革命者及传统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充分发挥各种身份的优势。

本书以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为主要研究对象，涵盖其文化活动、戏剧创作、旧体诗词及学术研究等文化政治活动，指出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延续“五四”时期的浪漫风格，进而创造出“情感教育剧”、诗化戏剧等新的美学形式，是一个“诗人革命家”。

将作家论与文学社会学结合起来，从“主体—表达—时代”的综合维度，考察此时郭沫若各种身份和表达与时代问题之间如何彼此展开、相互作用。以专题形式分析其浪漫余绪、诗词唱和、文人交往、学术研究及对文艺制度建设的参与等，揭示该时期郭沫若出入新旧、文史、政学的革命士大夫身份。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为本书作序。

作者简介：

刘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曾赴哈佛大学、台湾大学、爱知大学等地访学研究。

近年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已出版专著《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

曾获“丛刊”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届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冷战时期港台文学研究和两岸诗歌（含旧体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