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国藏南地区的同化政策探析(1951—1959)（上）

作者：段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0年 第 2 期

摘 要: 1951—1956 年印度推行“新前进政策”，占领中国的藏南地区并且扩展所谓的行政管辖，制造了“东北边境特区”。为了将占领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同化进印度本土的经济和社会，尼赫鲁政府为占领区制定了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政策。阿萨姆邦邦长和新设立的“印度边疆文官”具体执行修建道路、设立学校和医院、尊崇藏传佛教等一系列特殊的同化政策，企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由一条“战略边界”变为具有文化认同的“文化边界”和拥有行政管理的“行政边界”。值得注意的是，在尼赫鲁政府这一系列措施中，尊崇藏传佛教、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稳定“东北边境特区”的民心进而强化其控制的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1959 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事件的发生，而且成为 1962 年后历届印度政府扶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重要的考虑。

随着1951 年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新前进政策”的实施，“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成为印度的“前进区”。尼赫鲁政府在占领区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社会、文化、宗教方面的同化政策。印度学界主要是前官员撰书论证“东北边境特区”乃至后来的“阿鲁纳恰尔邦”的政治合法性，论证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固有的门巴和洛巴族部落政策的利弊得失，其观点立场纯为政治服务，立论违背基本史实。英国学者柏尼丝(Bérénice Guyot-Ｒéchard)从所谓的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探讨了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同化政策。国内学术界因材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卢俊德的论文简单梳理了“西姆拉会议”以来的印占中国领土东段地区历史及其现状，没有深入研究语言和宗教政策。吕昭义和王宏伟的著作均只提到尼赫鲁政府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占领和推行行政管理措施，对于实施的同化政策尚未提及。

中印边界和领土争端至今悬而未决，最大的阻碍因素也是印度对争议地区的非法占领和非法实施行政管辖，即非法的“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因此探讨 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对整个北部地区实施“新前进政策”形成的占领区的政策，尤其是“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尼赫鲁选集》中的印度档案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主要考察“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形成过程中印度在占领区实施的语言和宗教的同化政策，分析尼赫鲁政府从同化和稳定占领区的考虑出发，拉拢和诱使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外逃，进而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稳定占领区以及牵制中国的更深层次的战略。

一、占领区社会文化政策总体方针策略的制定

1951 年印度阿萨姆步枪队少校卡辛(Khathing)率队占领中国藏南地区的达旺，标志着尼赫鲁政府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新前进政策”的开端。

到 1953 年，印度基本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广大的争议地区，使这段非法虚拟的边界线成为实际控制线。至 1956 年底，印度政府占领完最后一片地区里米金(Limeking)，在非法“麦克马洪线”以南占领区建立起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由此制造了“东北边境特区”问题。1951—1956 年，印度推行“新前进政策”，非法推行行政管理措施，以此支撑其“麦克马洪线”边界既定主张。伴随这种军事占领和行政渗透政策，尼赫鲁政府一改先前阿萨姆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派“远征队”镇压和“反叛乱”的军事手段，考虑对这些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占领区采取特殊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以便将其事实上同化进印度社会。

虽然 1951—1956 年尼赫鲁政府趁中国中央政府无暇顾及之机，在争议地区迅速推行所谓的行政管辖，形成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但是长期以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处于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下，位于跨喜马拉雅藏传佛教文化区内，无论是人种、语言、文化还是宗教习俗等都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烙印，这是抹不掉的历史事实。为了将整个占领区同化进印度社会，印度总理尼赫鲁考虑到占领区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为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在此过程中，尼赫鲁政府非常重视利用文化和心理手段，通过与阿萨姆邦地方政府协调，制定了非常“复杂”的政策，以达到尼赫鲁所相信的“这片边境地区不一定是印度的，但是可以将其塑造成印度的领土”的政治宣传效果。

印度制定这种特殊政策，首先是尼赫鲁政府内部决策者对占领地区特殊环境和文化背景思考的结果。尼赫鲁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些地区处于藏传佛教文化区的事实，并且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提到这种不同文化氛围的心理感受。1950 年 11 月 7 日，印度内政部长兼副总理帕特尔(Sardar V. Patel)在给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信中首先强调“沿着喜马拉雅山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我们边界一侧的居民在人种学和文化上与藏族和蒙古人无异。这样没有确立(undefined)国家边界以及我们边界一侧的居民亲近西藏人和中国人，就成为我们和中国潜在麻烦的重要因素”。1952 年 10 月 27 日，尼赫鲁在巡视东北部地区时指出“东北边境特区”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位于边境地区，这些人与边境另一侧的藏族人或缅甸人存在文化关系。作为边境地区，这里有大量的与蒙古人混血的人种，虽然混血程度不一。”这种文化上的疑虑是尼赫鲁政府实施同化政策的重要因素。

1951 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印度干涉未果后，尼赫鲁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和行政渗透，抵御所谓的中国“威胁”和“渗透”。阿萨姆邦邦长直接领导阿萨姆步枪队向北推进占领，在占领区建立起所谓的行政管辖。之后，阿萨姆政府希望将占领区合并进阿萨姆邦，由其负责制定对占领区的社会文化政策，并且主张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对此，尼赫鲁政府在 1952 年 4 月 4 日指示阿萨姆邦邦长达拉特瑞姆(Jairamdas Doulatram): “我们非常关注这些部落地区，并且仔细考虑在那儿所要实行的政策。这些地区不能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地区。他们需要特殊的政策和特别的关注。”同日，尼赫鲁在给阿萨姆邦首席部长梅迪(Bisnuram Medhi)的信中提到，“我们在东北边境特区和其他部落区的目标是促进部落人民的发展进步，而不干涉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感到，我们是在强迫他们”。很明显，尼赫鲁不赞成阿萨姆政府的强制同化的政策，而希望对其制定更为灵活的“特殊”政策。

尼赫鲁公开宣称这种“特殊”政策是学习苏联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他认为“俄国人在苏维埃革命后，特别关注部落人民，而且不干涉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特别热心发展部落当地的语言等。这样，他们赢得了部落人民的好感。在我们边界另一端的西藏，中国人如今也在开办的学校中开设藏语，并不干涉他们的生活”。据阿萨姆邦部落事务顾问纳瑞·拉斯托姆吉(Nari Ｒustomji)回忆，尼赫鲁这一观点是受其亲信外交部联合秘书考尔(T. N. Kaul)的影响，当时考尔“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然后发现那些他认为可以解决问题或者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提出学习苏联民族政策的方案; 另一方面，尼赫鲁深受当时人类学家兼“东北边境特区”部落事务顾问维里尔·埃尔温(Verrier Elwin)的影响，埃尔温当时担任尼赫鲁政府实施同化政策的总顾问。

由于以尼赫鲁为首的中央政府和阿萨姆邦政府之间在占领区政策上存在分歧，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和地方意见，尼赫鲁组织召开了“表列部落区”(Scheduled Tribes and Scheduled Area)大会。这个大会由印度内政部长卡图久(K. N. Katju)主持，共 200 人参加，其中包括印度总统普拉萨德(Ｒajendra Prasad)、总理尼赫鲁、中央和各级地方立法议会中的代表、国会中的部落议员、社会工作者、人类学家，以及中央和地方处理部落事务的官员。从参会人员级别和规模上来看，这是尼赫鲁政府举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会议开幕式演讲中，尼赫鲁列举了对占领区的两种政策，“一种是人类学的方法，将部落民众当作供人观赏和写作的标本，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可以在社会和私人层面进行交流; 另一种是忽略个性和特殊性，将他们同化进主流社会”。尼赫鲁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将他们视为人类学的检验和分析的标本是对他们的侮辱，……没有考虑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制同化的简单粗暴方法也是错误的”，因此尼赫鲁主张实行不强制干涉当地部落发展的方式，赢得占领区民众的“忠诚”。

两天后，6 月 9 日，尼赫鲁向阿萨姆邦首席部长梅迪通告了此次大会制定的总体方针，要求地方政府执行这些“通用和普遍的原则性方法”，“首先是要在部落中制造对印度友善的气氛，让他们感到是伟大的印度共和国的一部分，其未来的命运和印度息息相关。国家是他们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拥有这个国家。其次是他们必须感到国家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不受外来干涉。再次是他们必须感到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剥削。最后是他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进步。”这些后来成为尼赫鲁政府对“东北边境特区”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由于这一地区居住的是中国固有的门巴族和洛巴族部落，为了将其同化进印度社会而不引起反抗，尼赫鲁希望采取一种比较隐蔽柔性的同化政策，在具体的政策上，着重强调这些地区最要紧的是发展道路和通信。因为这一地区河流纵横切割，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非常闭塞，因此道路建设成为尼赫鲁政府行政渗透和将国防线推进至“麦克马洪线”的重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尼赫鲁政府推进“新前进政策”和制定占领区社会文化政策时，潜意识中始终有和中国竞争部落民心的目的。例如，尼赫鲁曾在巡视报告中指出，“有人告诉我在和西藏接壤的地区，人们会和边界线对面的中国人比较生活状况，而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我们的条件更好。”这样，这种竞争性的心理成为尼赫鲁对占领区政策的重要考虑。而这也促使尼赫鲁更加重视对部落政策的心理手段，即“这些地方的问题是使人们感受到，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天赋去发展。对他们来说，印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保护力量，而且也是一种自由力量。任何设想———印度在支配他们、他们被支配或者他们被强迫接受自己不熟悉的风俗和习惯———将会疏远他们，并使我们的边境问题更困难。”

尼赫鲁不仅在占领区地区实施这种心理手段，消除西藏地方行政管辖的痕迹，而且要求在其控制的锡金和不丹地区消除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影响。1953 年 3 月 5 日，尼赫鲁在给外交部秘书长普莱(N. Ｒ. Pillai)和外事秘书拉库·尼赫鲁(Ｒ. K. Nehru)的信中分析道:“事实上，我们在边界地区的弱点是不丹之类的地方，因为这些地区在文化、社会上和西藏人紧密相连，这样的话，他们自然心向西藏。”最后尼赫鲁指示道: “我们应该追求的政策是: 在边境地区加强道路通信系统，同时在那儿设立装备良好的检查站，强化情报系统，经济上发展这些边境地区，这样的话就可以将他们日渐纳入到印度的经济和国家生活的轨道上来，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印度的一部分，并且从中获益。” 因此，加强印度本土与“东北边境特区”以及不丹等地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通过经济援助和建设道路来促进内地和占领区之间的交流也是尼赫鲁政府同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与 1951 年印度侵占达旺为标志开始的“新前进政策”紧密配合，经过 1952—1953 年内部的反复考虑，尼赫鲁政府基本上制定了对“东北边境特区”占领区乃至整个北方与西藏相邻地区的社会文化政策的总体方针: “首先是心理手段的影响，文化上施加影响，让这些地区民众认识到自己属于印度; 其次是采取自治的做法，尼赫鲁拒绝了阿萨姆邦政府强制同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部落民的土地、森林等经济权益，保护当地的部落文化; 最后是在占领区宗教层面断绝对西藏的依赖的同时，尊崇藏传佛教，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占领区佛教徒心中的地位，稳定占领区的人心，达到的目标是“让他们感到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情感上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在具体政策层面，道路和通信建设被摆在了首位，其次是中小学校和医疗卫生等福利性措施，最后是推广国家社区扩展项目和集体安置项目。尽管尼赫鲁政府之后在对占领区具体政策实施层面有所调整，但是尼赫鲁政府任期内总的政策方针没有发生变化。

在如何同化部落的具体策略上，尼赫鲁认为，“在阿萨姆邦中有一种所谓部落整合和建立邦统一的趋势。实际上这意味着从文化上使部落人民融入阿萨姆人之中。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不仅无法达到其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冲突和困难。同化是必然的趋势，但必须通过教育和联系自然而然地产生，拔苗助长是不可行的。”因此，尼赫鲁指示道: “我们面对的困难是必须激发他们的自信，让他们感到印度需要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印度的一部分，而且是印度的骄傲。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和习俗，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发展，而不受到外部力量的强迫。”这样，尼赫鲁从政治因素考虑出发，在占领区政策总体方针的制定方面，充分考虑了藏传文化和部落人民心理方面的因素。

为了贯彻执行这种比较灵活的政策方针，印度政府特意设立了“印度边疆文官体制”(Indian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选拔“边疆文官”作为占领区各行政单位的基层干部。这些“边疆文官”负责执行“巡视”、收税、推动教育和医疗等各项同化政策。除此之外，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举措，为面向国内外的宣传造势。例如，1952 年 10 月 27 日，尼赫鲁前往阿萨姆和东北边疆部落区“视察”，并且乘飞机到达达旺上空。这是印度非法占领达旺后，印度总理首次前往达旺。尼赫鲁承认了 1951 年印度对达旺的占领，“这对我们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地方，因为大约两年前我们的行政管理才覆盖到这里。它位于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一侧，但那时它并不归我们，而是受西藏控制。事实上，我们对该地区的占领导致了西藏政府的抗议。因此它具有政治意义”，“我们决定乘飞机低空掠过那里，而且宣布了这个事实。我们携带了一些鲜花，从空中撒向那里的寺院”。这种“视察”是尼赫鲁作为一名毕业于剑桥大学并且在英国内殿律师学院(Inner Temple)学习法律获得执业资格的律师，精心设计地向国内外宣称占领区属于印度领土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今印度政府进行政治宣传惯用的伎俩。

除上述政治宣传占领区属于印度领土外，尼赫鲁政策面对占领区的不利局面，还非常重视通过多渠道向国际上解释印度的政策，进而博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尼赫鲁政府上述对占领区的总体政策方针和具体政策，在“东北边境特区”部落事务顾问维里尔·埃尔温的著作《东北边疆的哲学》得到集中体现，这本小册子也成为“边疆文官”的教科书和指导政策实施的手册。那加兰地区局势升级后，印度的镇压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批评。对此，1957 年 12 月 30 日，尼赫鲁指示外事秘书杜特(Subimal Dutt)在各邦公开宣传维里尔·埃尔温的《东北边境的哲学》，将其刊登在印度的报纸上，并且将其送到《新政治家》《经济学家》《评论家》等英美的知名报纸和期刊上，并且要求发送给印度驻海外各国使馆以便进行宣传，争取舆论支持。

尼赫鲁的这种相对柔性的同化政策随着那加兰局势的发展在国内遭到质疑，印度国内议员指责尼赫鲁的政策是“姑息养奸”。1957 年 7 月 23 日，尼赫鲁在人民院的讲话中对此辩解道: “我们一直采取友好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如果不是一种坚定的政策，那么就什么都不是。那时，这种友善的政策就会变成一种软弱和恐惧的表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坚定而又友好的政策。”1958 年 6 月 6 日，印度国内又有人批评尼赫鲁及其顾问维里尔·埃尔温的政策是“将这些部落区保持落后状态，视为人类学的标本”。尼赫鲁对此反驳道: “东北边境特区的民众必须保持自身的发展道路。我已经多次强调我们在处理与他们相关的事务时必须非常谨慎，不能按照我们的发展速度改造他们。……我们破坏他们世代生活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没有给他们新的生活方式是极其危险的。那种缩短他们自身固有的发展进程而推行文明开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尽管面对国内诸多指责，但是尼赫鲁始终坚持这种比较灵活的同化方针，并且非常注重政策实施手段的策略性和灵活性。

1958 年 10 月 9 日，尼赫鲁在给《东北边境的哲学》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更为集中地概括了这种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各项具体政策服务于总的政策方针。“我们必须在这些地区开展不同的发展项目，如修建道路和通信设施、设立医疗机构和改善当地农业条件。但是，这些发展项目必须在以下五项基本原则指导之下进行: 一、部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心愿发展，避免外部的强制。同时鼓励发展他们的传统艺术和文化。二、尊重当地部落的土地和森林所有权。三、尽力培养当地人的干部队伍，让他们自己领导行政和发展工作。在开始阶段需要一些外来技术人员，但是应该避免在部落地区引入过多的外来人口。四、在这些地区不应该过度推行行政化和复杂的发展项目，同时遵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五、用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与否来衡量政府的政策效果，而不是用数据统计和所花费的钱。”

由此可见，1952 年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制定的社会文化政策基本上成为整个 20 世纪50 年代印度对“东北边境特区”占领区政策的指导方针，这种相当灵活的方针充分提倡灵活地运用心理和经济手段来推进政策实施，充分考虑到了占领区藏文化和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的客观现实，并且潜意识中始终有着和中国竞争民心的目的。这实质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同化政策，为巩固印度在占领区的地位服务，也是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精心塑造“麦克马洪线”是一条“行政边界”的重要举措。

二、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尼赫鲁政府在 1952 年制定的占领区社会文化政策总体方针集中体现在印度政府对占领地区中小学校的语言政策上，尤其体现在占领区中小学校教材上选用何种书面语言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语言的政策考虑中。通过分析尼赫鲁政府对这些中小学校教材及其教学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态度的前后变化以及最后具体执行情况，可以更为直观地观察其同化政策的特点。

1952 年 4 月，阿萨姆邦邦长作为中央政府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代表，向总理尼赫鲁写信询问占领区中小学校使用什么教学语言，因为印度联邦教育部的政策是不允许部落语言作为教学语言，要求把印地语或阿萨姆语作为教学语言，但实际情况是一些人通常使用藏语，主张把藏语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对此，尼赫鲁指示教育部统一部长，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出发，应允许占领区小学学习藏语。他分析道: “这些地区的小学中的教学语言应当是当地使用的主要部落语言。在用藏语的地区，藏语就应当是教学语言。这不仅有助于加快教学进程，还能得到部落民众的高度认可。一开始就将印地语和阿萨姆语强加给他们将会令其不快，并促生憎恨情绪”，并且考虑到“部落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在统治他们，而且那加兰正在酝酿着分离主义运动”。最后尼赫鲁指示: “我希望教育部采取符合上述总体路线的政策。”由此可见，尼赫鲁最初同意在占领区使用藏语作为教学语言，主要目的是安抚当地民众，压制当地民众的反抗情绪。

除此之外，尼赫鲁政府考虑到和中国竞争的因素，同意在小学使用藏语，但是在更高层次学校中使用阿萨姆语和印地语。尼赫鲁提到“中国在边界另一侧开办了藏语学校。我们这一侧说藏语的人民非常自然地要求设立藏语学校。我们应该提供这种学校。”另外，尼赫鲁提到“苏联革命后，俄罗斯人高度支持部落语言，由此赢得了部落人民的好感”，因此他认为: “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看起来都有必要且都值得支持发展部落语言，并将其设定为相关小学的教学语言。在更高层次的教学中，阿萨姆语和印地语可以被纳入教学语言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出特殊努力，准备一些简单的部落语言的小学课本。阿萨姆邦对此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五天后，尼赫鲁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调整。4 月 9 日，尼赫鲁给教育部统一部长的信中再次申明，允许占领区中小学校教材用藏文字母书写。尼赫鲁认为“在书写字母这件事上，我们也应当顺应当地人民的感情，尽管这可能会造成一定麻烦。我们应咨询当地人民代表，让他们指出这件事的优缺点。如果他们接受拉丁字母，那很好。如果他们希望用藏文字母，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这样选择，那么我们就应该教授藏文字母。我们必须牢记，他们生活在与西藏接壤的边境，想要与西藏交往。他们不可能用拉丁字母实现这种交往。因此，他们想要学习藏语字母是很正常的”。尼赫鲁尽管仍然强调部落语可以用藏语字母书写，但是却提出这些中小学校可以在藏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中选择，这也就暗示还有其他的语言可供选择。

这种隐晦的暗示很快变得更为直白。尽管尼赫鲁仍然强调尊重当地的部落语言习惯，但是建议使用印地语字母书写。1952 年 6 月 7 日，尼赫鲁在“表列部落区”大会上强调:“语言问题从心理方法来讲，非常重要”，“因此，在语言问题上，我非常明确。但是在使用字母书写上存在很大的困难。我们在这些地区采取哪种字母书写呢? 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字母，那很好，继续用那种字母书写就好。但是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他们目前唯一使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这是一种好字母。因为好多人都在使用，所以我们应该鼓励使用它，而不是排挤它。现在我不是保证或者是强制使用印度语字母，而仅仅是提出来供你们考虑，从字母演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使用印度语字母都是很有利的。因为它相当简单。但是除此之外这将会使部落和印度紧密连接在一起，超过其他任何字母。”

从这番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出尼赫鲁狡猾地利用占领区部落语言本身就缺乏书写字母的问题，“建议”推行用天城体字母(印地语字母)书写部落语言，这样迂回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占领地区门巴和洛巴部落人当时产生反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今后在这些地区推行印地语打下基础。印度学者索尼娅·舒克拉(Sonia Shukla)也认为“印度政府将印地语引进东北边境特区，大大加速了同化的过程。这是一种非常有策略性的渗透方式，但是又不会引起当地人的抗议，因为当地方言没有书写文字。这项政策在 1950 年代成功实施。”尼赫鲁在书面语言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充分体现其一贯利用比较隐蔽的手段迂回达成其文化同化政策的从政习惯。而且尼赫鲁在指示中允许使用藏语，事实上基层官员并没有严格执行他的指示，而是大规模地强制推行印地语，甚至造成了主张推行阿萨姆语的阿萨姆政府学者的批评。在 1962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达旺时，当地年轻人已经不懂藏语了。由此可见，占领区的语言政策是印度将“麦克马洪线”变成一条“文化边界”的重要手段。

语言手段作为政治上和心理上在边境地区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尼赫鲁政府将其运用到整个喜马拉雅山区。1955 年 7 月 5 日，印度外事秘书拉库·尼赫鲁针对中国与不丹的历史宗藩关系以及中国给经春丕河谷前往不丹的印度代表团发放签证问题，提出一份应对举措的备忘录，其中提到通过文化手段发展印度和锡金、不丹的关系。16 日，时任各邦重组委员会成员的潘尼迦(K. M. Panikkar)在评论中建议，在锡金的噶伦堡设立一个高级印地语学校，并且在噶伦堡、拉达克设立“研究中心”，加强对藏传文化的研究。17日，拉库·尼赫鲁同意潘尼迦的建议，认为“印地语是一种强有力的资源，应当将其视为在边境地区扩展影响力的工具”。同日，尼赫鲁综合上述亲信官员的评论和建议，指示道，“我完全同意潘尼迦的建议，在噶伦堡开设高级印地语学校。噶伦堡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尤其能够满足锡金人和不丹人的愿望。除此之外，这个学校还能吸引周边地区部落民众。而且学校还应该讲授藏语和不丹语，……学校应该在中央财政支持下直接由中央进行管理。”最后，尼赫鲁指示外事秘书拉库·尼赫鲁，“立即按照这个方针去办，将这份指示发送给教育部讨论。在教育部提出具体建议以后提交内阁进行讨论。”最终这一建议付诸实施，1962 年印度在噶伦堡设立了以印地语为教学语言的噶伦堡学院(Kalimpong Col-lege)。

这样，尼赫鲁政府在占领区积极创办印地语学校，通过利用印地语作为语言工具扩展中央对占领区乃至锡金、不丹的影响力。因此语言手段成为巩固印度自身在占领区的地位，将“麦克马洪线”变成一条“文化边界”，同时维系印度在锡金、尼泊尔、不丹在内的整个喜马拉雅势力范围的有效工具。除此之外，关于设立印地语学校的决策过程充分显示了尼赫鲁本人的决策习惯和程序: 先由其亲信官员先提出相关政策的备忘录，然后将备忘录转发给其他亲信官员或者所涉地方官员进行评论，经过汇总各方意见和评论后做出自己的指示，交给外事秘书等秘书处官员安排内阁会议进行讨论和决议，最后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执行。

（待续）